认同视阈下看穆斯林女性的面纱文化

刘影

【摘 要】 穆斯林女性的面纱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一种标志，是遵循、保护、信念的体现，是自尊的方式，是存在的意义，更是一种宗教文化的认同，代表了穆斯林女性的文化价值趋向。文化认同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文化稳定延续有重要意义。“宗教文化认同”是基于文化认同的一种详解，宗教文化认同不仅可以促使信徒找到个体价值，个体归属感，以及对民族身份的认同，还利于宗教的延续、发展。本文就是研究穆斯林女性的文化认同态度是否可以通过面纱的佩戴来呈现呢？

【关键词】 宗教文化认同 穆斯林女性 面纱

一、概念界定

“‘认同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最早由威廉·詹姆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从词本源概念来看，认同意味着“同一性”，即在与“他者”的交往中界定和形成“自我”。文化认同是指有着共同历史传统、习俗规范以及集体记忆的个体或群体对自身所属的文化体系自发形成的一种内在归属感。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往往是文化认同的主要依据”“认同”这个概念有很多分类，文化认同只是其中一种，值得强调地是本文讲的是宗教文化认同。本文通过研究穆斯林女性面纱佩戴，衡量对伊斯兰教文化的认同程度。伊斯兰教里信女的主命之一就是戴面纱（hijab），这是《古兰经》里的规定，谕示： “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或她们的丈夫的儿子，或她们的兄弟，或她们的兄弟的儿子，或她们的姐妹的儿子，或她们的女仆，或她们的奴婢，或无性欲的男仆，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叫她们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们所隐藏的首饰。”

二、穆斯林女性面纱历史

最近，一部研究穆斯林女性与面纱问题的著作《无声的革命-面纱回归：从中东到美国》获得了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2013年度格威文美尔奖。该书的作者蕾拉·艾哈迈德教授出生于埃及、求学于英伦、任教于哈佛。作者通过她特有的生活经历，独特的见解将伊斯兰文化与西方视野糅合，讲述穆斯林女性面纱在20BC50年代-90年代的历史（消失与回归）。最终蕾拉教授认为面纱（hijab）是一种寓意丰富的民族文化象征，“当代的面纱已具有了新的内涵，面纱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表达着对身份与社会的认可、对文化传统的自豪，或者是对主流社会的拒绝、抵制甚至反抗。

1.面纱来源

面纱其实并不只是穆斯林女性才佩戴，在其他社会传统中也存在纱巾。当我们看基督教里面圣母玛利亚的形象时，会发现她一直是戴头巾的。天主教女信徒也有此传统，“女性天主教徒在节日时戴头巾，并且用面纱把脸全部遮住，只露出眼睛，象征基督受难时的寂静”除去这些社会传统之外，回归伊斯兰教本身上，很容易发现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就有明显规定，《古兰经》和《圣训明灯》等有明确记载，出幼的信女戴头巾是一项主命，是对真主的敬畏与伊斯兰教信仰的虔诚。《古兰经》说： “阿丹的子孙啊！每逢礼拜，你们必须穿着服饰。”（7 ： 31）“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或她们的丈夫的儿子，或她们的兄弟，或她们的兄弟的儿子，或她们的姐妹的儿子，或她们的女仆，或她们的奴婢，或无性欲的男仆，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叫她们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们所隐藏的首饰。”（24 ： 31）穆圣强调说： “成年的女人，必须戴盖头礼拜，才能得到真主的悦纳。

随着8世纪中期阿拔斯王朝崛起及将首都由大马士革迁至新建成的巴格達，伊斯兰黄金时代（8-13BC）亦就此开展。在这500年之间伊斯兰教教义迅速传播，大部分女信徒选择戴上了标志她们信仰的面纱（hijab）

2.面纱消失

19世纪以后殖民主义扩张，资本主义大时代。随着西方关于女性解放的思想传入埃及、伊拉克等伊斯兰国家，以及一些与穆斯林女性面纱有关的事件频频发生，部分穆斯林女性选择或被迫摘下面纱。

“1956年，牛津历史学家艾伯特·豪拉尼（Albert Hourani）指出，埃及面纱的消失始于20世纪初，其动因是埃及学者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于1899年发表的《女性解放》一书。”（盖西姆·艾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重要的思想家，他被称为“近代阿拉伯女权主义之父”），在1899年出版的《妇女解放》一书中，盖西姆·艾敏解构传统阿拉伯妇女社会性别身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女性”内涵，建立埃及近代女性新社会性别身份。在书中他强调，“无论什么时候女性都可以戴面纱遮掩，但不应该成为强制。” 这是女权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对女性解放的呼喊。

2004年的“法国校园头巾事件”（五名穆斯林女生因为坚持戴头巾，被学校开除）；2001年的“9.11事件”；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在女性解放主义传入后及面纱事件频频发生的情况下，面纱（hijab）变成了封建，落后，刻板，保守的象征，穆斯林女性渐渐在知识领域隐退，形成一种性别隔离制度。它变成禁锢穆斯林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枷锁，阻挡着她们进行信仰实践。这不仅完全将伊斯兰教义中面纱的价值完全曲解了，还深深影响着埃及、伊拉克等伊斯兰国家，降低了穆斯林女性戴面纱的机率。

3.面纱回归

20世纪70年代随着纳赛尔时代（“禁戴令”）的结束，穆斯林女性面纱迅速复兴。还有因为20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30年代发生于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运动。其共同的思想倾向是主张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消除异教徒，按照纯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来规范人类的言行，并以这种精神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复兴运动对于穆斯林女性戴面纱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约翰·爱尔登·威廉姆斯（John Alden Williams）的研究则发现：妇女穿黑加布，或者是因为穆兄会或沙特机构给她们付费，或者因为穆兄会的丈夫威胁要离婚；而更多地是她们自己的内在需求，表达宗教虔诚、解决认同危机，甚至是为了避免公共场所的骚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女性主义兴起，影响着穆斯林女性的宗教文化自觉，宗教文化归属感以及宗教文化认同感。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她们是否戴头巾的想法。穆斯林女性重拾面纱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信仰的选择。20世纪至今，穆斯林女性对于面纱的热爱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土耳其时尚杂志《ALA》（2011年创刊）是一本专门为穆斯林女性出版的时尚杂志，专门登戴面纱的穆斯林模特照片。“Ala”在土耳其语中的含义是“最美丽的女子”，由于穆斯林女性平时戴头巾，一般欧美时尚杂志的造型不适合她们，同时也因为她们衣着比较保守，所以《Ala》应运而生，一推出便立刻受到欢迎。

从面纱起源到面纱消失，再到面纱强势回归。这期间发生了“9.11”事件，伊拉克战争，法国校园头巾事件……每次事件，战争背后都是对面纱蕴意的曲解，对面纱文化价值无情的，不科学的，无理的批判；将面纱文化价值弄得满目疮痍，无数戴面纱穆斯林女性内心的宗教文化归属感，认同感一次又一次被冲刷。但是不管时局如何变，言论怎么说，“面纱”（hijab）依然坚持在不断诉说着它不一样的故事，故事内容一直有变，但故事本质、内涵确从未变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无数重拾面纱或者开始戴面纱的穆斯林女性是最好的证明；还有专门为穆斯林女性出版，专门登戴面纱的穆斯林模特照片的土耳其时尚杂志《ALA》，（2011年创刊以来，每月发行量3万册 包括5千位海外订户）。这些都是在告诉整个世界，“面纱”（hijab）是穆斯林女性生命的一部分，不离不弃地跟随着她们；“面纱”（hijab）带给她们太多温暖与感动，是她们信仰的见证，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三、认同构建-榜样力量和自我选择

“9.11”事件后，大部分穆斯林女性选择戴面纱，用行动给面纱赋予新的内涵。她们开始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出现在不同工作领域。她们之中有高级知识分子、有家庭主妇、有女权主义者，有东方的、有西方的……不管她们的身份是什么，不管她们来自哪个国家，有一样东西是她们内心共同认可的-“面纱”（hijab）。这些榜样足以给更多的穆斯林女性能量，让她们用勇敢代替懦弱，积极追求自我。

2015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女性名单一经公布，无疑是给全世界戴面纱的穆斯林女性打了强心剂，她们找到一致的宗教文化认同。达利亚·穆嘉赫德是名单上第一个，作为美国白宫第一位穆斯林女性，她是奥巴马在穆斯林问题上最得力的顾问。达利亚·穆嘉赫德在埃及出生，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和作家，这种能力让她在演讲和行动中令人信服。她用自己的努力告訴我们面纱不会妨碍她进步，面纱不会阻止她变优秀。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之下，她用行动去维护着和平。

美国第一位戴头巾的新闻主播Noor Tagour，NoorTagour对美国商业电视一直有自己的抱负，所以她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在美国商业电视上展现自己的梦想，成为美国第一位戴头巾的新闻主播。Noor定义她的角色是“基于宗教文化背景下，区分文化精神与讨厌现象。”（她一直用自己的报道告诉人们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不一样）人们一向认为穆斯林女性就只能当家庭主妇，一直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她们的人生是极其枯燥无味的，她们的社会角色是单一刻板的。Noor用她的经历告诉全世界的人，她可以通过自我选择实现自己的梦想，戴面纱是她信仰的实践，她的宗教文化认同是人生道路上的助力。

“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依据是《古兰经》而不是《圣经》，这是穆斯林妇女的荣誉！”对比唐纳德·特朗普的有关阻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言论，美国司法制度似乎更欢迎和容易接受卡洛琳·沃克法官的主张。这是位穆斯林法官的呼喊，卡洛琳·沃克用她的宗教文化认同感，用她的主张维护真正的正义。

对于迎面而来的“反穆斯林情绪”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些优秀的穆斯林女性用她们的选择，用她们的行动给出有力的回击。戴“面纱”（hijab）的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不是极端组织，不是“传统刻板”的代名词。她们与“面纱”（hijab）的关系不是一见钟情式的，不是心血来潮，不是盲目冲动，而是理解、信服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上自由做出的自我选择。这是对于一种完美而又无法企及的美的遵守，这是对于伊斯兰之美的认同。

四、总结

“吉登斯认为国家、民族、文化是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也是国家社会构成的三个基本层次”通过对于穆斯林女性面纱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民族文化认同程度是可以用民族服饰的穿戴来衡量的的。“文化认同”浪潮下，穆斯林女性对于“面纱”（hijab）的认同与热爱，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国家稳定团结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理解认同本民族文化，找到民族文化自信，都利于促进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

[2] 胡美娟，周传斌.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哈佛教授蕾拉·艾哈迈德《无声的革命》书评.世界宗教研究，2013.

[3] 黑志燕.穆斯林女性的头巾（上）.中国民族报，2015.

[4] 《明灯圣训》第60页.

[5] Leila Ahmed.A Quiet Revolution：The Veils Resurg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 [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

[6] 罗强强.认同·迷失·重构-台湾穆斯林文化认同的思考.回族研究，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