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的抒情

2018-05-14 16:40却俊彭予
外国语文研究 2018年6期
关键词:抒情诗自杀虚无主义

却俊 彭予

内容摘要:美国诗人萨拉·蒂斯代尔因其抒情诗常涉及男女之情而被称为“脂粉”诗人,其实宿命与虚无才是其抒情诗的基调。蒂斯代尔深谙这个世界的悲剧本质,她的生命与诗歌互相渗透、不可分离,诗中悲剧的爱情、爱与美的毁灭以及人无可逃遁的死亡昭示着诗人渐入悲观主义、宿命论与虚无主义的泥淖,最后不堪抑郁症折磨的诗人无以自救而选择了自杀。

关键词: 萨拉·蒂斯代尔;抒情诗; 宿命论; 虚无主义; 自杀

Title:Lyrics of Fatalism: The Tragic Outlook and Death Consciousness of the “Rouge Poetess” Sara Teasdale

Abstract: Sara Teasdale is an American lyric poet, known as “the poetess of rouge”, as her poems deal mostly with romantic love. At a rudimentary level, however, her poems are deeply rooted in fatalism and nihilism. Teasdale ha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gic nature of the world, and her life and poetry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The tragic love, the destruction of love and beauty,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death unfolded in her oeuvre reveal to us an anguished life weltering in the swamp of pessimism, fatalism and nihilism. At the age of forty-eight, she committed suicide as a result of the unbearably excruciating agony of depression.

Key Words: Sara Teasdale, lyrics; fatalism; nihilism; suicide

Authors: Que Jun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His research field is American poetry. E-mail: quejun@yeah.net. Peng Yu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American poetry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 pengyu9751@aliyun.com

萨拉·蒂斯代尔(Sara Teasdale,1984-1933)的抒情诗清新质朴、浪漫唯美,以女诗人独特的视角与风格阐发了对爱情、生命及死亡的理解与思考,在20世纪初的美国诗坛曾经风靡一时。整体来看,蒂斯代尔在二十多年间创作的七部诗集记录了一个女人从青春激越的理想主义,逐渐走向幻灭,直至最终接纳死亡的心路历程,充满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感伤以及浓厚的宿命和虚无主义色彩。蒂斯代尔深谙这个世界的悲剧本质,她的生命与诗歌互相渗透、不可分离,诗中悲剧的爱情、爱与美的毁灭以及人无可逃遁的死亡昭示着诗人渐入宿命论和虚无主义的泥淖,最后不堪抑郁症折磨的诗人无以自救而选择了自杀。

蒂斯代尔的诗歌创作深受美国浪漫主义诗人艾米莉·迪金森和英国唯美派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影响,尤其是这两位诗人关于死亡、宗教、爱情、自然主题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她對于宇宙中一股无形的支配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的想象以及悲观主义宿命论思想。同时,她酷爱希腊神话、戏剧与史诗,而希腊文学作品普遍带有浓郁的宿命论色彩,“命运”是史诗、传说和悲剧的主要元素,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惨遭失败,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对抗命运的过程正是陷落命运圈套的过程,这种困兽犹斗的拼争与命运无休止的痛惩之间的剧烈冲突构成的希腊式悲剧精神渗及蒂斯代尔的众多诗作。“我是这个嘈杂的世界里的一朵小花”(Teasdale, The Collected Poems 16) ——一生疾病缠身、娇弱无比的蒂斯代尔时常感受到个人存在的渺小和生存的无力感。1908年,她在给好友约翰·奥哈拉的一封信中写道:“一切都是徒劳,死比生更美好。我多希望可以沉沉睡去,直到永远”(qtd. Carpenter, Sara Teasdale: A Biography 37)。蒂斯代尔的许多抒情诗具有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和晦暗宿命论倾向。叔本华认为,“所有的事情不仅遵循着完全的必然性而发生,而且这些事情的发生从一开始就以某种方式注定了,成为了客观上确定下来的东西”(叔本华,《叔本华思想随笔》132)。他所说的“客观上确定下来的东西”即指“宿命”(fatalism)。宿命是一种不可捉摸、不可违避的力量所决定、推动而导致的结局。宿命的力量预先注定了人的遭遇,它是“控制自然掌握宇宙的神秘力量,在命运这条亘古不息的河流中,人类孱弱无力,人人都在这激流中挣扎而无法脱身”(翟永明 109)。蒂斯代尔抒情诗中的主人公就受到了这种必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他们无从按照自己的意志保护本性的自由,虽经百般挣扎仍陷入自己不愿遭遇、极力避免的残酷“厄运”,爱情褪色、幻灭,生命止于韶华。人的“意志自由”被“无可抗拒”的“宿命”所吞噬的现象在蒂斯代尔的诗歌文本中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个“虚无”(nothingness)的真空。

蒂斯代尔强调爱情的悲剧性质,指出人对爱情的追求只是徒劳,爱情并不能让人生充满意义,相爱意味着受苦、煎熬,其爱情诗中的女主人公往往要遭受被爱人抛弃或爱人突然死亡的剧烈痛苦,她们更无法挣脱自己幻灭、消亡的悲剧命运,在“宿命”这张无情而变幻莫测的巨网笼罩下产生一种生存的无力感,逐步由爱走向虚无。她的早期诗集《特洛伊的海伦及其他诗歌》(Helen of Troy and Other Poems, 1911)生动演绎了爱情宿命论观点。该诗集由五首独白无韵体诗组成,诗人着力刻画了五位美丽而悲剧的古代女性,她们外表高傲冷漠,内心暗涌狂野,蕴藏着隐忍叛逆的激情和无以名状的悲伤。无论是从现在回望往昔人生的甘苦,还是跳跃到未可预知的将来审视现在,她们都强烈感受到冥冥之中那不可撼动的宿命力量带来的无奈与哀伤。诗集的第一首诗《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取材于《伊利亚特》中令整个特洛伊城陷于战火洗劫的倾世美女海伦的故事。海伦是希腊古典美的化身,她毕生无法破除神的咒诅,辗转流离于不同的英雄身畔。该诗开篇描写海伦远眺熊熊烈焰中的特洛伊城,预感到自己将被愤怒的希腊人杀死的悲惨命运,她在绝望中对神祇迸发出血泪的控诉:“众神为何以我泄愤——/从我少女时期/就将悲伤与污血埋种?看呐,而今你们依旧待我刻薄.../我还没让世界哭够?/不如赐我一死!”(Teasdale, The Collected Poems 9)海伦的倾世之美毁灭了特洛伊,亦将自己推向了死亡边缘,而她实际上只是一个战利品,一个被动地面对男性欲望、丧失了自由意志的悲剧女性,她的命运是冥冥中由神的意志安排定当的,即便死争到底也无法逃脱神的意志的主宰。第二首《贝雅特丽采》(Beatrice)的主人公贝雅特丽采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但丁的初恋情人,她在弥留之际动情地回忆少女时与但丁之间的一段无果之恋。锦瑟华年悄然而逝,至爱之人无处寻踪,“死亡却早已守候帐旁”(11),令其深感世事无常、造化弄人之苦:“在幽会死亡之前幽会爱吧;/我,这个将逝之人,多希望曾活在/更毗近爱人的世界”(11)。从第二诗节开始至篇末,蒂斯代尔运用时间并置、交替及对照等类似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手法,使得贝雅特丽采临死之时的悔恨、落寞、凄凉之感在与往昔美好情境的对比及接连不断的交替复现中更显深沉凝重。《玛丽安娜·艾可福伦德》(Marianna Alcoforando)中风烛残年的中世纪葡萄牙修女玛丽安娜和《圭内维尔》(Guenevere)中饱经沧桑的亚瑟王后圭内维尔同样伫立于多年之后的此时此刻追溯青春岁月里经历的悲剧式爱情。瑪丽安娜先是被引诱,后又被情人抛弃,晚年的她已“厌倦了爱的忧伤和苦痛”,“爱”对于她“就像那残酷的太阳,/在湿漉漉的清晨,叶子/被露珠压弯了腰,/太阳滚烫/灼伤娇嫩的花草”(15)。圭内维尔王后爱上了骁勇善战的朗斯洛爵士,并与之私奔,然而在亚瑟王的胁迫下,朗斯洛将圭内维尔交出,圭内维尔遂看破红尘,成为了一名苦行修女,在岁月的流逝中完成自我救赎:“我是王后,却丢了后冠;我是妻子,却已毁节;我是情人,却将心爱之人葬送——/我的罪罄竹难书.../无人同情我,也不会怜悯他(译注:朗斯洛),/我们被爱/那残忍挥舞的皮鞭/狠狠抽打”(16-18)。诗集最后一首诗《埃里纳》(Erinna)中,通过希腊杰出女诗人萨福的挚友埃里纳的讲述从侧面呈现出一个特立独行、丰富如美神阿芙洛狄忒般的萨福形象——“她是一个完美的恋人”(20)。诗中萨福疯狂地爱上了英俊少年法翁,写了许多深情的恋歌献给他,而遭到法翁抛弃后,她在一个洒满月光、万籁俱寂的午夜投海自尽,爱情中激荡澎湃的灵魂终得宁静:“我走得不忧伤,也未因疼痛而麻木/更非因爱悲泣心碎——我走了/就像一个疲惫的人渴望躺下酣睡”(89)。萨福为爱倦怠、走向死亡的过程隐喻了爱与美难以逃脱的毁灭命运,带有一种无奈的宿命感。同时,埃里纳的声音与蒂斯代尔1912年创作的组诗《萨福》(Sappho)中萨福本人的声音在相互碰撞、相互渗透中交互参照,这种互动性正是诗人通过碎片化的历史素材进行有效选择和想象转化并引领读者穿越历史屏障,与古老灵魂进行心灵对话的方式。蒂斯代尔笔下的古代女性在灵魂隐秘的倾吐中抒发对悲剧爱情的感慨与无奈,命运之手的操纵下她们黯然走向殒灭,她们对过去无法重现、爱情无从挽留、人生虚无的喟叹令读者心生悲戚。

1912年,蒂斯代尔因喜爱纽约诗人约翰·惠洛克的诗作与其结识,她对惠洛克极为崇拜与依赖,但这段感情仅止于刻骨铭心的单恋。同年秋,蒂斯代尔在一次欧洲旅行中结识了英国人斯塔福·哈特菲尔德,斯塔福的狂野魅力令她亢奋不已,两人情愫暗生,然而这段暧昧恋情因斯塔福的突然离去而不了了之,不久后蒂斯代尔便陷入了深重的精神危机中,一度无法遏制内心泛涌的自杀冲动和自毁情绪。1912年12月刊登于《论坛》杂志的一首题为《老妇人》(The Old Maid)的诗中,蒂斯代尔通过描摹一位孤苦无依的老妇,预见了自己未来黯淡颓丧的生活,传达出人生无爱的生命悲凉感:“我看到她坐在马车里,或许我将成为她.../她羸弱不堪,/渴望着爱,只是一场空;/黑暗里心灵封冻成冰,/爱的火焰也永难消融”(46)。1913年1月创作的《孤独》(Lonely)一诗中,泪眼朦胧的诗人从高高的窗户俯看洒满阳光的庭院,院子里几个男人在踢球,他们欢声笑语、好不自在,而诗人此时却想从窗户跳下摔死,以忘记“哭泣的心”,“永远地失去自我”,并得到“永恒的安息”(17)。同时期的诗作《一声呼唤》(A Cry)中诗人向远方的挚爱发出近乎绝望的呼唤,在对爱情的渴望、等待中辗转难眠、陷入迷乱,内心蒸腾起一股不可止抑的死亡冲动——“但远方的爱人啊,我只能对你/痴痴沉吟.../我死去,也只留下/一声呼唤”(77)。这种歇斯底里的受虐般的呼喊,道出了失恋的诗人内心的绝望。1914年,蒂斯代尔拒绝了深爱着她的著名诗人林赛的求婚,嫁给了商人菲尔辛格。然而菲尔辛格常年为生意奔波忙碌,聚少离多的日子让蒂斯代尔对婚姻产生了痛苦、孤独之感。她渐渐意识到理想主义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其诗歌也蒙上了一层愈为浓烈的悲观主义色彩:人类最复杂最美好的心理体验的爱情被掷入死亡的漩涡中,爱情的价值被彻底消解,凸显出爱的虚无。如在《来吧》(Come)一诗中,缱绻的爱人无从提防死亡的陡然显豁,弥漫着世俗之爱似乎必然会走向死亡的恐怖感和宿命感:“来吧,生命是羸弱的蛾子/飞入流年之网,/很快我们俩,如此温暖渴望,/将变作灰石,落于草莽”(48)。诗人深谙生命的不可预知性,人类像“羸弱的蛾子”一样不知道生命的下一刻是什么,而诗人时刻感受到死亡的存在,爱情在死亡的参照下显得森然恐怖。歌谣体诗《年轻人与朝圣者》(Youth and the Pilgrim)同样氤氲着浓烈的幻灭意识,自杀成为了摆脱爱情的唯一方式。诗中的年轻人渴望挣脱爱神厄洛斯令人窒息的控制,逃离到一个“无爱的地方”,他恳切的发问得到了朝圣者的答复:“我知道一个港口,/爱情渺无影踪,/船就在你手上,/利剑刺入胸膛,/你将抵达那里”(25)。诗人用自杀实现了对爱情的消解,建构起一种悲凉意味的情感空间。《日之将逝》(Day's Ending)一诗中,诗人在群星辉映的夜晚倾听发自灵魂的声音:“只有你能拯救自己,/只有你能指引自己,/这一路跋山涉水,无人知晓终点;/遇到爱就收下,/但别以为,/在爱里/可以逃避悲伤,/或者死亡”(180)。诗人“跋山涉水”是追寻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行动,而“无人知晓终点”却暗示了一层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意涵:诗人似痛苦的探索者在人生之路上不停跋涉,探寻灵魂安宁的乐土,结果却一无所得,只能永远“在路上”。更可悲的是,爱情没有拯救意义,无论是激情、浪漫、忠贞或甜蜜,都不能获取时间上的恒久胜利,更无力抵御死亡的威胁,从而揭示了人生的艰厄以及人生活在爱与死对立面的包围之中的苦痛现实。

叔本华认为宇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苦难场所,人生是一场悲剧,人毫无自我拯救之力,完全是一幅任由宇宙意志奴役的自残图景,“除以受苦为生活的直接目的之外,人生就没有什么目的可言,我们观察世界,见事事处处,都充满痛苦”(叔本华,《悲观论集》1)。叔本华把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推演到了极致从而形成了一种虚无主义。“虚无”是一种生命体验,它是一个人对既有的生存世界持有的一种否定性的精神态度,与之关联的是绝望、荒谬、悲苦、孤寂等一系列情绪概念。蒂斯代尔一生跌宕起伏,充满悲剧色彩,现实摧毁了诗人少女时期的理想,给她带来失败的婚姻、堕胎、疾病和衰老的深切痛苦,这些创伤性的生命体验是蒂斯代尔生命虚无感产生的源头,也成了是统摄诗人成熟定型期作品的最为根本的精神基调。1911年,蒂斯代尔写下了《地球的客栈》(“The Inn of Earth” )一诗,这首诗“以鲜明的悲观主义哲学态度标志着诗人创作成熟期的到来”(Brandon 67)。诗中“我”来到一个“拥挤不堪的地球客栈”,请求得到一些面包和酒,客栈的“主人”却对“我”无视,“我”和其他“从黑夜中赶来的人”最终只能悻悻离开:“‘那么,给我一张床,我说,/‘午夜马上来临了——/主人眼神回避,/我看不到他的脸。/‘既然这里没有食物也无法休息,/我只能返回之前的地方。——/主人眼神回避,/将大门闩上。”(Teasdale, The Collected Poems 63)诗中“主人”代表的是一种驾临宇宙之上的神秘力量,或者说是主宰人类命运的神。显然,他从不回应人类内心的渴求,甚至不理会生命存在的疾苦,走投无路的“我”向命运之神求助却一无所获,只能任由世界的悲惨给自己带来的创痛在心中蔓延,并在绝望中重回“魂魄游荡的黑夜”——结束自己的生命,以维护做人的尊严。诗人满眼所见的是人在黑暗荒原般的痛苦泥淖中苦苦挣扎无法自救的图景,心中涌现出一种荒谬感和被世界抛弃的绝望感以及对渺小卑微的生命个体的悲恸感。诗人之死启示出真正的个人存在的价值。1917年蒂斯代尔所作的《游戏》(“The Game” )一诗中,人生成了一场赌博游戏,诗人“昂首自信”地投入其中,只为获得“爱和一点名声”,她严格遵守着游戏规则,以免受人嘲笑,最后终于得其所求。然而,成功的喜悦怎么也掩饰不了“孤单和疲惫”,她早已伤痕累累(“伤口的血涌出”),内心产生一种无能为力的虚弱感和荒谬感。人生就是与命运之间展開的一场荒谬的游戏,这种存在的荒谬性进一步揭示了人生存的无意义以及无可捉摸的空虚。一战期间蒂斯代尔诗名日隆,1918年更是凭借诗集《恋歌》(Love Songs,1917)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诗歌协会奖(普利策诗歌奖的前身),以及美国诗歌协会年度诗人奖,可谓风光无限,然而此时她却坠入了难以承受的寂寞、痛苦、疲惫、沮丧之中:一战中世界的动荡不安和社会危机的加深,加重了她内心的空虚和悲观情绪;1917年秋她怀孕后因个人健康问题而选择堕胎,因此倍受打击;之后一年里她深受膀胱炎的折磨,反复住院治疗;1919年冬,她又因感染风寒引发了支气管炎,终日卧床、心绪烦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1920年春,她写信给远在南美洲出差的丈夫:“我真想诅咒上天给了我这么一副可怜的身子骨!病痛缠身的日子太苦闷了,我这该死的人生啊!”(qtd. Schoen 115)羸弱的身体使她无法负荷任何社交活动,纷乱的城市生活又给她带来强烈的压迫感、异己感、焦虑感和排斥感,她只能长期住在疗养院里,过起了近似隐居的生活。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疲倦》(Weariness)一诗中写道:“哦,让我独身一人,远离众人的视线,/让我独身一人,甚至从你面前消失一段时间.../让我独身一人,在微暗中等待明净的夜、庄严的星辰和朝露”(Teasdale, The Collected Poems 92)。孤独、抑郁、疾病缠身的生存状态使得诗人对个体生命的存在深感困惑:在这个纷杂的时代人该何去何从,未来又在哪里?在她看来个体生命有着诸多局限性,强大的宿命力量面前人显得非常渺小,人无法违抗命运,还得继续在悲惨的现实人生中受苦,唯死方得解脱。诚如诗评家威廉·德拉克所言,“蒂斯代尔诗中细密编织的‘宿命之网无可逃遁,命定的主人公殊死挣扎却被攫得更紧”(Drake 199)。

死亡与蒂斯代尔诗歌中关注的人类存在如影随形,她于1920年出版的诗集《火焰与阴影》(Flame and Shadow, 1920)堪称一部“死亡之书”。该诗集由十二部分构成,标题中“火焰”与“阴影”的对立暗示了诗人在生命意义与虚无主义之间的博弈,其中《花园》(“The Garden”)、《月光》(“Moonlight”)、《灰雾》(“Grey Fog”)、《美妙的机会》(“Lovely Chance”)、《白雾》(“White Fog”)、《细雨将至》(“There Will Come Soft Rains”)、《敞开的窗户》(“Open Windows”)、《如果死亡是善良的》(“If Death Is Kind”)等诗都涉及死亡主题。《灰雾》一诗中诗人将自然之境中雾的迷离状态与人生的虚无状态融于一体,“我看着浓雾飘入纱窗,/世界茫然一片.../我将头埋入双手,/无话可说,无事可做,/希望没了,我倦了,/如尸体一样沉重”(Teasdale, The Collected Poems 141)。诗人的人生笼罩在凄迷的灰雾中,看不到希望之路,在对人生及一切现有存在彻底否定的同时,她的内心已经抵达虚无之境。《白雾》同样渗透着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感、隔膜感以及人生的空虚感:“巍巍高山没入/滚滚雾海.../脚下坚实大地/化成密云,/所有悲喜秘而不宣,/鸟儿也无心啼鸣。/这个世界没有天空,/没有大地,没有海洋。/唯我不变,/孤身一人,无可依恋”(139)。弥漫一切的白雾将诗人与世界隔绝开来,直接触发了诗人强烈的孤独感,而这种无法承受的孤独又逼迫诗人进入更绝望的迷离白雾——精神虚无之中,无所谓前行,无所谓目标,无所谓方向,唯有独自咀嚼“灵魂漂泊”的苦楚,以“自我慰藉”对抗存在的虚无。《敞开的窗户》一诗中,卧病在床的诗人在“孤独中与颓弱和痛苦作伴”,她推开窗看到“街上男男女女走过,碧空下身心舒展”,诗的最后一节笔锋陡然一转——“他们是太阳下的奔跑者,气喘吁吁迷失了方向”(128)。诗人暗示人处于一种荒诞处境中,他们沉溺于自我营造的“岁月静好、万事皆安”的虚假幻象中,忘却了自己真正的痛苦存在,最终消逝在虚无的期盼里。诗人在这样一个现实生活场景与存在主义的混叠画面中思考人的存在,重叠的画面中既映现出人愚妄的生存姿态,同时又显示了人“不可抗拒”的湮灭命运。诗集的最后一组诗《给自己的歌》(Songs for Myself)同样凝结了诗人的人生虚无思想,如《在午夜》(“At Midnight”)一诗:“而今我已知悉生活,/万物不息,/如日方升,/看似光辉的胜利,/从未真正赢得。/我为爱建造灵魂居所,/但爱徐徐而至/似怅惘之客,/妙乐、掌声、欢声笑语/都不如酣眠”(156)。诗集中几乎所有的诗都浸染着死亡和损失的痛苦况味,诗人以一种“半自白”或“半自传”的口吻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受,在对自然吐息变化的观察和沉思中揭示出人类生存的悲剧本质。凄凉的世界里人无法获得任何慰藉,诗人领略到浩瀚宇宙的苦涩之美,抒写了人类面对虚无时渺小而不灭的尊严。

从蒂斯代尔早期清新的抒情短诗、中期浪漫派风格的爱情诗到晚期极富自白色彩的抒情佳作,始终萦绕着死亡与自杀的阴影。诗人从恐惧排斥死亡到亲近死亡,直至最终悦纳死亡,这中间的悄然转变体现的是诗人在无法忍受世界对个人生命的压抑和扭曲时渴望通过死亡寻求安慰的心理。1922年冬,蒂斯代尔写下《宿敌》(The Old Enemy)一诗:“反抗死亡,这场积年的叛乱/结束了;我已无力回天.../于是,我停止歌唱——我已确知/死亡是挚友,除非他让我等得太久”(182)。此诗收录于诗人1926年出版的诗集《暗月》(Dark of the Moon, 1926) 中,这部诗集里大部分的诗体现出诗人对死亡的痴迷,闪现着虚无主义的寒光。诗人同命运经年累月的抗争终告结束,她已疲惫不堪,唯有静静等待死亡的来临——这是诗人渴望自杀的危险信号。1929年蒂斯代尔主动提出离婚,结束了与菲尔辛格十五年的婚姻。离婚后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极不稳定,很快便再次陷入抑郁的深谷,一度出现严重的自杀意念。1931年12月,昔日恋人林赛服毒自杀的噩耗传来,蒂斯代尔悲痛欲绝,愈加屈从于无可抗拒的死亡命运,“我不与推动林赛死亡之轮的宿命作争斗,但我内心的悲痛并不因之纾解半分”(qtd. Drake 277)。1932年夏,蒂斯代尔去英国伦敦搜集有关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资料,开始着手撰写这位诗人的传记,却不幸患上肺炎,之后便一直感到“神经衰弱”,并曾与一名护士谈论自杀。她在一封信中说道:“对于女人来说,最艰难的是维持生活,如果总是被疾病困扰,她还不如彻底放弃。”(qtd. Carpenter 205)。1933年1月,她在纽约第五大道的寓所中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溺于浴缸内。蒂斯代尔死后,她的好友玛格丽特遵照其遗愿出版了诗集《奇异的胜利》(Strange Victory,1933)。此诗集中死亡占了大半篇幅,虽然晚年诗人生活在痛苦与恐惧中,但在《奇异的胜利》中却感受不到那股令人不安的情绪,而是一种生命最后的宁静感,一份面对死亡的坦然。

蒂斯代尔的抒情诗以清脆、明晰的语言展现了生活的残酷真相和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人类命运的关怀。她关于人生痛苦经历的自述、第一人称的重复以表现对死亡的迷恋等自传体诗风也被后来的自白派诗人所效仿、吸收(汪玉枝 252)。自白派诗人约翰·贝里曼极为推崇蒂斯代尔阴郁幽晦的晚期诗,普拉斯也曾受到蒂斯代尔的影响,故蒂斯代尔又有“自白诗风格创作的启蒙者”(Walker 44)之名。美国批评家威尔金森认为蒂斯代尔的诗歌“是一位无谓的智者对宇宙之谜的诗性思考的结晶,是关于生与死的哲学”(Rittenhouse 16)。蒂斯代尔传记作者卡彭特也曾高度评价其作品,认为她的最后三部诗集“显示出对死亡的无惧心态以及对易毁灭的事物和无常情感之上的人类高贵灵魂的礼赞”(Carpenter 328)。诚然,蒂斯代尔对惊怖凶险的宿命力量导致的爱情泯灭和生命陨逝往往流露出叔本华式的悲观消颓心理,但她在与命运的斡旋中体现出的对沉浮于荒诞人世的芸芸众生的悲悯,对人性的沉思与感悟,以及对人生存境遇的俯视和同情却令人钦佩。尽管诗人在宿命面前与命运的博弈注定要以失败告终,但直面命运本身却给生命带来意义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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