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财税支持政策助力“二孩政策”推行

【摘要】二孩政策执行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制度，严重影响适龄夫妻的生育积极性，致使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对低下。本文试图借助丁伯根原理，从理论上解决二孩政策与税收优惠政策的路径衔接问题，并由此提出有关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的建议。

【关键词】二孩政策；丁伯根原理；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财税支持政策

一、引言

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刘易斯拐点”理论，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关键诱因。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出“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中央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短期看，满足了许多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长远来看，政策目标有两个——一方面，能调整我国的劳动力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将形成新的消费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然而，我国 2013年颁布的“单独二孩”政策却一度遇冷。中国社科院曾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目前的综合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 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二、“二孩政策”遇冷的原因剖析

第一，税收优惠政策空缺致使二孩生育成本过高。由于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已形成“421”的家庭模式，即一对夫妇要负担双方四位老人，一个孩子。年轻一代适龄夫妇根本无力承受生育二孩的高额成本。而税收优惠政策旨在通过对某些征税对象和纳税人的特殊规定以减轻其负担，但国家目前在鼓励二孩生育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是缺失的，对于生育二孩的家庭没有一定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于二孩的生活必需品也没有减税政策，这就直接导致了二孩的生育成本高居不下。

第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空缺致使职场女性生育二孩意愿低。女性就业性别歧视将进一步加重。尽管国家政策在抑制性别歧视，促使男女平等公正，但二孩政策在加剧女性就业劣势方面仍不容忽视，2016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邓某某诉某速递公司、某劳务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就是典型的女性就业性别歧视案例。女性就业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权、劳动保障权、职业发展权等方面。

第三，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够灵活。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纳税，没有考虑到降低生育二孩家庭的经济负担。此外，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过于单一。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中，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的费用扣除中都没有单独的育儿支出，无法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负担。

第四，财政教育支出的不足致使学前教育的软硬件设施不足。教育是适龄夫妇生育二孩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由于起点低、底子薄，学前教育是目前我国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正式实施，从2019年開始，学前教育资源需求开始大幅度增长，2021年将成为未来我国学前教育办学压力最大的一年。

三、运用政策目标实现的“丁伯根法则”，制定政策工具助力“二孩”政策顺利推进

（一）财政层面的政策工具

一是政府为雇佣生育二孩女性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加大财政支出，为企业提供补助，从而减少企业雇佣生育二孩女性的顾虑和实际成本。二是改革现行生育保险制度，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保险金。这样不仅减轻了企业录用生育二孩女性职工的隐性成本，也保障了女性的平等就业问题。三是政府加大教育财政支出，完善学前教育资源。建设更多公办幼儿园以容纳逐年增加的新生儿。

（二）税收层面的政策工具

一是改变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单位。许多西方国家采取了极具鼓励生育色彩的税收减免政策。基本方式是通过减免家长的个人所得税，来保障子女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相关的教育支出，缓解父母养育子女的负担。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中，纳税单位是个人，而个人纳税就无法考虑到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二是改变税前费用过于单一的扣除标准。从目前税收减免政策的规模来看，近一半的美国家庭福利政策均采用税收减免政策，日本也有将近40%的政策采用家庭税收优惠的方式。

（三）制定符合“二孩”形态的家庭政策

实施有利于家庭稳定健康发展的家庭政策，帮助社会成员实现家庭工作的平衡发展需要国家政策和用工单位共同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一旦明确了政策存在时滞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对政策预期效果进行综合判断，不同周期的政策选择及时滞性是不同的，政府应按经济风向审时度势。为了人口结构调整与劳动力长期供给的需要，以及形成新的消费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现今我国适龄生育家庭直面承受更多经济和生活压力与生育的抉择，企业与家庭给予女性更多的理解，尤其需要国家在资源和利益上有所让渡，利用多种政策工具尤其是财税方面的政策工具来助推“二孩政策”的实行，达到政策目标，促进人类社会的永续繁衍。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孙雪琪.“二孩政策”与财税支持政策：路径衔接与改革建议[J].时代金融，2017（24）.

作者简介：戴周怿（1989—），女，湖南长沙人，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