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试教育体制改革：治标更要治本

王文龙

[摘要]應试教育体制既无效率，也不公平，但其能够长期存在且自我强化自有其现实合理性，是教育资源城乡、区域配置不均，教育体制改革滞后，二元就业体制与阶层流动阻滞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的教育体制改革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难以从根本上动摇应试教育的根基。只有加快推进整体性改革、缩小体制内外的福利待遇差距，进一步开放社会、拓宽阶层流动渠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设橄榄型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动摇应试教育的基础，为素质教育发展创造条件。

[关键词]应试教育体制改革；整体性思维；开放社会；标本兼治[中图分类号] G5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5-0007-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5002

应试教育体制造成了囚徒困境，使学生、家长、教师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导致了国家教育与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引起了社会广泛的焦虑与不满，成为历次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对象。但在经过多轮教育体制改革之后，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自我强化之势——各地超级中学的崛起与四处扩张、街头巷尾各类补习班的欣欣向荣、中小学学生实际学业负担的不断加重，应试教育开始向学前教育、高等教育领域延伸，这是我国应试教育体制不断强化的外在表现。那么，作为一种既无效率也缺乏公平的教育体制，应试教育体制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自我强化？如何才能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一、应试教育体制长期存在的现实土壤

黑格尔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应试教育体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并不断自我强化，自有其存在与自我强化的合理性——是当前中国诸多社会矛盾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反映，植根于中国现实国情。

首先，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是其前提。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前提下的以农补工的发展战略使中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教育由于基础设施、师资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导致了教育质量的巨大现实差别。改革开放后，随着沿海地区、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内地与乡镇相对衰落，教育资源与优秀师资进一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聚，使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导致了国民教育选择方式的分化，部分底层家庭由于经济条件窘迫、教育成本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差等原因主动放弃了子女的高考机会。部分上层家庭由于经济条件较好，为避开国内严酷的高考竞争，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多选择送子女去发达国家留学。但这两类人的总体占比很低，绝大部分的普通国民是既不愿放弃子女的高考机会，也没有能力送子女去国外留学，不得不参与国内激烈的应试教育竞争。他们通过将学前教育应试化，加重孩子的学习负担，花费大量金钱与时间进行异地陪读，送孩子参加各种课外补习班、特长班等方式来缩小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其极端表现是各地集中营一般的超级中学的崛起。超级中学通过将不发达地区有限的教育资源、优秀师资集中起来，在全区域范围内掐尖招生，施行严格的教学管理等措施来实现高考的竞争优势。这种极端的应试教育加剧了教育的异化，也导致教育机会更加不均等。北京大学黄晓婷博士的研究表明，普通中学中农村户籍学生比例远高于超级中学。在各省高考招生实行定额制的背景下，超级中学学生考取重点高校比例越高，其他普通中学学生考取重点高校的比例就越低。由于农村户籍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学，导致农村学生的发展机会更加不均等。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政府对超级中学的资源倾斜必然会进一步挤占普通中学的教育资源，致使二者学生的发展机会更不均等。

其次，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是其主要原因。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进行人才筛选与培养，促进阶层流动。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不同行业的人才能力需求不同，因此理想状态的教育应是各种智能都能够得到合理筛选与深造，从而为分工日益细化的社会提供各种人才。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差异化发展，采用多元化的录取标准。然而，中国高教体系虽几经改革，却并没有改变公立大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孱弱的私立大学只能处于依附地位，亦步亦趋。由于公立大学不缺生源，有财政拨款保障，缺乏改革动力，导致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且效率低下。经过几轮合并、扩招、升级，以及几轮本科教育质量评估，各公立大学之间的相似性越来越大，差异性却越来越小。缺乏差异性，公立高校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既无法提供多元化的培养方案，也缺乏多元筛选人才的动力，导致高考制度改革反反复复，始终难以脱离应试教育的窠臼。这种长期奉行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的招考模式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应试教育，使各种教育改革阻力重重。为打破统一招考的僵化模式，增加人才筛选的灵活性，原国家教委在统一高考的政策之外先后实施了高考加分制和单独招生制。但由于寻租现象严重，这两种补充方案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程度，逐渐被边缘化。因此，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使应试教育长期存在。

再次，阶层流动阻滞与体制内外福利待遇差距较大是其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大发展为阶层流动打开了多元通道。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后，通过高等教育渠道上升为中产的人数有限，通过技术地位上升的渠道明显受阻，上升比例最高的是通过体制外商品市场的营销渠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体制外上升机会不断减少。当前，技术红利与人口红利的消失，生态环境的恶化，出口增长的乏力，内需的不足等原因导致中国制造商品全局性过剩，许多企业被淘汰；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市场饱和与垄断的形成等现实问题都促进了新创业者门槛的提高，使其创业难度越来越大；资本的外流、产业的转移、新技术的冲击，导致越来越多的中产者失业；国进民退对私营经济形成挤出效应，并不断抬高私营经济的经营成本，再加上产权保护不力、市场监管不严、企业税费负担沉重、金融抑制等原因，导致私营经济发展越来越困难。这导致了体制外阶层上升通道的不断收窄。广泛的世袭现象使进入体制内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中国社科院2004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显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随着高校扩招，学历门槛越来越低，体制内世袭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不仅表现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垄断企业，也包括专业性很强的高等教育部门。在当前的国情下，尽管反腐力度的加大已大幅降低了体制外的灰色收入，但国内官本位思想依然浓厚，以公务员为核心的体制内就业在收入、权力、社会声望与稳定性、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依然具有综合优势，导致了国民体制内就业偏好的不断强化。近几年来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热依然遍及各个阶层就是其明证。随着体制外发展机会的减少，体制内就业优势进一步凸显，高学历作为进入体制的敲门砖，使教育作为阶层流动渠道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导致了应试教育的强化与教育过度问题的恶化。

因此，应试教育体制的存在及其自我强化有其现实土壤，导致了教育目标的严重异化、人力资源与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阶层发展机会更加不均等现象和问题，降低了国民综合素质，削弱了国家的创新能力，阻碍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进程，已经引起整个社会的严重不满，亟待改革。

二、单纯的教育体制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

为改革应试教育，提高教育效率，促进教育公平，政府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高考招生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应试教育的土壤，应试教育依然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在基础教育领域，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抑制应试教育，发展素质教育。为实现教育公平，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推进普九教育，不断增加对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教育转移支付，提升教育经费统筹层级，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教师待遇，使城乡教育基础设施、教师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然而，由于城乡经济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不断扩大，使乡村很难吸引、留得住骨干教师。加上大规模留守儿童的出现，农村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导致城乡教育质量差距继续扩大，进一步固化了城乡教育差距。为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政府针对技术工人短缺、普通大学生过剩的现实，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对技校学生免学费并提供生活补贴，以实现教育分流。由于社会广泛存在的文凭崇拜现象、对体力劳动的歧视、人事体制改革滞后等原因，导致政策推进效果不理想。为抑制应试教育，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积极为学生减负，要求减少学生上课时间、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禁止在职教师补课，对各种补习班、奥数班进行清理。为提倡素质教育，政府还增加了基础教育中音乐、绘画、体育、手工等课程的课时，修订了中小学教材，增设了图书室。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家长的负担，将部分家长从过度教育投资的囚徒困境中解放出来。但只要实行一考定终身的统一高考制度，以分数论英雄的录取制度没有实质性改变，体制内外的福利待遇差距继续存在，体制外阶层上升的通道继续收窄，应试教育的阴魂就不会被驱散。当前，各地中小学为规避政府管制向学生家长转移了越来越多的辅导任务，各地非法补习班依然大量存在。此外，政府还通过学区房制度和小升初免试制度来抑制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力图减轻家长择校和学生应试的压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学区制度也导致部分学区房价格暴涨，而小升初免试制度在执行中也只不过是推迟了应试时间，并没有改变应试教育的現实。

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也积极进行改革，希望为学生提供更多教育选择机会，培养出多样化的人才，减少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和过度教育问题。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引进民间资本与外资，形成多元化的高教主体，试图通过外部竞争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改变高校过于同质化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民办高校已达722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2015年已达1 066个，为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但由于政府对民办高校、合作办学限制较多，导致民办高校、合办高校教育层次普遍不高，难以对公立高校形成鲶鱼效应，反而由于体制的惯性，使民办高校管理逐渐出现公立化趋势。二是努力扩大高校之间的内部差异，形成多层次、各具特色的多元化高校体系。计划经济时代高校专业设置过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割裂，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脱节，影响了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学科的持续发展与人才培养质量。为克服学科之间缺乏联系的弊端，当前很多重点高校重拾通识教育，对院系进行了重新整合，加强了学科内部的融合与学科间的交流，取得了较大成果。但随着20世纪末开始的高校大规模扩招、合并、专升本、本科学院升大学等改革步伐的加快，各高校走上了盲目扩张与专业无序设置之路。加上几轮本科教学评估的规范，中国高校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千校一面，缺乏个性。另外，“211工程”与“985工程”建设虽然提高了中国部分精英高校在世界的排名，却并没有改变中国高校的均质化问题，反而形成了少数精英大学对教育资源的过度垄断，加剧了高校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三是进行高校内部改革，简政放权，引入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以优化专业结构、提高师资质量。为充分发挥各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部曾推行过校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但由于高等教育属于意识形态重地，自主空间有限，改革难度很大。为提高教育效果，各高校以市场为导向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对一些市场需求萎缩、供给过剩的专业进行减招或停招，对社会需求不断增长、供给不足的专业进行扩大招生或增设。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推进，为争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各高校将进一步加快专业调整步伐。但这种完全以短期市场需求和就业率为依据的专业调整也导致了很多短期行为，不利于高校的长期发展，需要认真检讨改革，使专业调整更科学。另外，高校人事体制僵化，效率低下。为提高师资质量，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各高校进行了人事体制改革。部分高校实行了竞争上岗、目标考核制，还有部分重点高校开始学习美国，试行常任与非常任双轨制，以提高人才的流动性。但由于人事体制改革牵涉利益面广、阻力大，以公立高校为主的高教体系既缺乏内部改革的动力，也缺乏外部改革压力，进程缓慢。

在高考制度方面，改革依违于效率与公平之间，进退失据，进展缓慢。为促进教育公平，政府采取向教育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倾斜的高考录取政策，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保证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学生一定比例的录取名额。高考录取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区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但可能损害人才选拔效果并产生反向剥夺，遭到发达地区的反对。为提高高考人才选拔效果，减少应试教育对人才的埋没，教育部门创造了保送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加分制度，并对考试制度进行了改革。保送制度由于缺乏客观标准、信息不透明、寻租现象严重等原因已被终止。自主招生制度由于受高考成绩制约，高校招生自由度不大，考生也缺乏兴趣，实施效果不佳。并且由于招考过程透明度的不足，也饱受诟病，推进阻力很大。加分制度由于忽视了城乡间教育的客观差距，很不公平，加上寻租现象严重等原因，绝大部分加分项当前已被取消，剩下的加分项则受到严格限制，已经被边缘化。考试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增加高考次数、各省自主命题和减少高考科目三种，目的是增加学生的选择机会、减轻学生负担，使教育内容更符合地方实际。在春季招考试点过程中，由于高校扩招，很多省市当前的高考录取率已达80%以上，导致学生报考积极性不高且弃读较多，部分省市已停止春招。分省命题虽然扩大了各地的教育自主权，但试卷泄密事件频发、命题质量与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高考的权威性，已经受到公众质疑，导致各地回归到统一高考命题的模式。高考“3+X”改革虽然进一步减轻了学生学业负担，提高了人才筛选精度，但并没有改变应试教育的本质，反而可能进一步缩小学生的知识面，不利于素质教育开展。从总体上看，高考制度改革虽然措施很多，但由于改革条件不成熟，取得的效果有限。

由于缺乏改革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动力，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效果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应试教育的根基。随着利益固化现象的加剧，教育体制改革阻力越来越大，改革异化问题严重，进一步损害了教育的效率与公平。

三、通过整体性改革为素质教育发展创造条件

教育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现状的反映，受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的制约。在开放社会中，教育成为阶层流动的渠道；在封闭社会中，教育成为阶层复制的工具。要改变应试教育现状，提高教育效率，促进教育公平，我们就必须进行整体性改革，进一步开放社会，增加阶层流动渠道，优化社会结构，为素质教育发展创造条件。

首先，应加快治理体制改革，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精简政府机构、缩小体制内外福利待遇差距。这对于加强教育的合理分流功能、减轻过度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教育分流不畅、过度教育严重的重要原因是官本位思想依然严重，体制内外社会地位、福利待遇差距依然较大，导致民众对体制内就业的过度需求。教育分流不畅导致公众应试教育偏好加剧，职业技术教育受到歧视，社会发展急需的高级蓝领技术工人匮乏、普通白领严重过剩，形成结构性失业。这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工业发展，使国家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过度教育则导致教育资源与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加剧了结构性失业，降低了教育投资的效率。只有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废除体制内特权，严厉打击腐败现象，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并不断缩小体制内外的福利待遇差距，才能有效减轻职业歧视，减少民众对体制内就业的需求，实现教育的合理分流。当然，随着政府放权与分权力度的加大，反腐败运动的深入推进，对政府合理进行权力限制、机构精简就成为必须。

其次，应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拓展民众在体制外发展的空间，增加阶层流动渠道。阶层流动渠道不畅、发展机会减少导致流动渠道单一，竞爭过于激烈，是应试教育强化的重要原因。如果阶层流动渠道畅通、流动空间不断扩大，应试教育就会自动弱化。要减轻应试教育压力，就必须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体制外发展机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垄断，推动国退民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机会。自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发展模式导致市场垄断现象更加严重，严重挤压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只有尽快扭转国进民退的现象，将大部分竞争性、非战略性国有企业股份化，打破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机会，才能促进阶层的合理流动。二是要加强私营企业保护。长期以来，私营企业被歧视，产权保护不力，税费负担沉重，严重打击了其生产积极性。只有大幅降低私营企业税费，让私营企业享受与国企同等的待遇，并加强私有财产保护，才能稳定私营企业预期，激发其创业的积极性。三是加强市场监管，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政府监管、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导致中国市场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劣胜优汰现象严重；政府权力过大也导致政企勾结，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严重现象，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只有加强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政府权力进行严格监督，严厉打击市场假冒伪劣行为，才能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体制外发展空间的扩展为阶层流动开辟了更多渠道，有利于实现教育分流，抑制应试教育，减少过度教育。

第三，应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减轻国民生活压力；促进就业多元化，减少国民对应试教育和过度教育的需求。在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严重匮乏、阶层流动阻滞的国家中，教育作为阶层流动渠道的重要性被不断强化，就会导致应试教育盛行和过度教育的长期存在。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官员特权的不断压缩与体制内外待遇的平等化，政府寻租机会的减少，官本位崇拜现象将逐渐消失。而体制外发展机会的增多、阶层流动渠道的畅通，将使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偏平化。政府应该以此为契机，通过废除城乡户籍体制，逐步并轨体制内外、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出卖部分国有企业资产、股份，缩减行政办公经费，或通过立法征收遗产税和房产税充实社保基金，将会为国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这既可以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也可以有效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消除国民对养老、失业、教育、医疗、工伤的担忧，使普通人减轻生活压力，过上体面生活，无需再挤高考独木桥，从而减轻普通民众对应试教育与过度教育的需求，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

只有加快推进整体性制度改革，缩小体制内外的福利待遇差距，进一步开放社会，拓展阶层流动渠道，提高国民福利，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动摇应试教育的基础，为素质教育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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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