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老师！

我又见着我的老师了，如朝山进香的人见到他自幼就心存感念的一位应愿之神。

那年正月，我回家奔三叔的喜丧事。在这闲空间，张老师到了我家里，坐在我家堂屋的凳子上。乡间室内的空旷和凌乱，分隔着我与老师的距离。相向而坐，喝着白水，削了苹果，说了很多旧忆的伤感和喜悦，诸如三十几年前在初中读书时，我的学习，我的作业，我的逃课。

我的老师张梦庚的一生，清寂中夹缠暖意，暖意里藏裹着刺骨的寒凉。

生于上世纪的20年代末，老师读书辍学，辍学读书，反反复复，走在田埂与人生的夹道中，经历了抗战和解放战争，有了1949年的红旗飘扬，记忆中从来都是饥饿辛劳。好在，他终归识字，也有文化，祖国的乡村，也最为明白文化的斤两，虽然文化不一定就是尊严富贵，可让孩子们认字读书，能写自己的姓名和粗通算术，也是生活的部分必然。于是，老师就成了老师。从一个乡村完小到另一个乡村完小，从一个乡村中学到另一个乡村中学。直至改革开放后，他被调入县里的一所高中，做了教导主任，最后主持这个学校的工作。一晃就让他全部人生的金贵岁月，43个春秋的草木荣枯，都在布满土尘、青草蓬生的学校里荣枯衰落，青丝白染。

不知道老师对他的人生有何感想，从他写的一本《我这一生——张梦庚自传》的简朴小册里，读下来却是让人心酸胃涩，想到世事的强大和个人的弱小，想到命运和生命多么像流水在干涸沙地上蜒蜿涓涓，奔袭挣脱，流着流着，可终归无法挣脱干涸的吞没。

记得初一时，他是我的班主任，又主教语文。一天酷暑，我家棉花地里蚜虫遍布，多得兵荒马乱，人心恐惧，我便邀了班里十几个相好的男同学，去帮我母亲捕捉蚜虫。自然，那一天教室里学生寥寥，老师无法授课而只能让大家捧书阅读。从棉花地里回校的来日上午，老师质问我为什么带着同学逃课，我竟振振有词地说，是带着同学去棉花地捉了半天蚜虫；竟又反问老师道，地里蚜虫遍布，我该不该去帮我母亲捕捉蚜虫？

事情的结果，似乎我带同学们逃课捉虫正合校规事理，反让老师在讲台上一时有些哑言。回忆少时的无理取闹，强辞夺理，也许正是自己今天在写作中敢于努力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开始。可是，现在，面对耄耋老人，给我一生养育呵护的父辈尊者，我心里三十几年不曾有的内疚，忽然如沙地泉水般汩汩地冒了出来。

我们就那样坐着喝水聊天，说闲忆旧，直至夕阳西下，老师执意要走，不无快意地说他的子女们都在外工作，孝顺无比。真是天应人愿，让一生坎坷、教书认真的老师，年老时，子女有成，学生有成，仿佛曲折的枯藤根须，终于也繁漫出了一片森林。

老师从我家离去时，是我扶他站起；离开院子时，是我扶他过的门槛；送至门口远去时，是我扶他过的一片不平不整的地面。我的父亲离开人世太早，扶着老师的时候，我就像扶着我年迈的父亲。望着村头远去的父亲般的老师，落日中他如在大地上移动的一棵年迈的树。直至他在村头缓缓消失，我还看见他在我心里走动的身影和慢慢起落的脚步，如同宁静里我在听我的心跳一样。

说不出老师哪儿高大，可就是觉得他在我心里高大。也许这个世界，凡人才是真正的高大，而高大本身，其实正是一种被遮蔽的大庸大俗吧。

（作者简介：阎连科，河南嵩县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作品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二十余次。其作品被译为法、英、德、意、塞爾维亚等十余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出版，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