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合流

【摘要】看似大众的流行歌曲中有着远超歌词文本的文化意识形态，性别问题在流行歌曲中有着不同的生成和传播机制，符号学如何在流行音乐的阐释中发挥作用在国内是个少有人问津的课题，本文将对国内这一领域的著作《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一书进行学理的批评，促进国内流行音乐的性别属性的研究。

【关键词】《歌曲与性别》；流行音乐；音乐符号学；性别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国内的符号学发展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起步阶段，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的发展阶段，到90年代初至今的展开阶段，已经从探讨一般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转向现今向更多学科渗透的发展路径。艺术学比文学更加受符号学学者们的关注，音乐作为符号，显得尤为特殊。音乐因其“纯粹”，令学者们对音乐的符号研究感到无从下手。而对于音乐的研究又常常陷入概念的漩涡。国内的音乐符号学起步并不晚，但发展较为迟缓，成果不多。于润洋先生于1985年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是第一篇将符号学引入音乐学研究的论文，这篇长文不仅介绍了苏珊·朗格等人的艺术符号学，也介绍了卓菲亚·丽莎的语义音乐美学等学说，极大拓展了国内学者的学术研究视野。黄汉华则是国内少有的几位一直致力于音乐符号学研究的学者，他的《抽象与原型—音乐符号论》（2004）以及一系列论文丰富了我国的音乐符号学研究。陆正兰则是先从事诗学和歌词研究，近年来转向音乐符号学研究的一位学者。除却几本译著，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可算作她从事流行音乐和性别研究的一个总结。

性别问题的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都保持着一定的热度，全世界内对于性别问题的研究范式并不少，然而性别问题因其复杂性却可称为另一个漩涡。陆正兰此书参用了布拉格学派与新批评派雷内·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方式，以从流行歌曲内部（歌曲文本性别）到流行歌曲的外部（歌曲文化性别）进行。

内篇关注歌曲的性别结构生成、人称与歌唱主体的性别、歌曲文本的性别身份、男歌与女歌、男女间歌、跨性别与无性别歌六个问题。作者在内篇中尝试确定流行音乐中的性别身份，但并没有简单依据创作者的生理性别而确立。因为在歌曲生产传播的歌词—音乐—表演—媒介—传唱过程中没有一个环节具有充分的主体性，于是作者分别谈论了文本性别到接受者性别等一系列论题。作者在对内篇各章节的探讨中揭示出歌词中暗含二元对立和男性话语，即便在无性别歌中也存在性别偏边的情况。作者在此采用了与音乐分析不同的视角切入，用语言学中“标出性”的概念解读无性别歌词中的“我”和“我们”都偏向男性，女性被挟裹在了“我们”中，隐匿地体现了男性的社会宰制，印证了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所言的：“话语即权力。”另一方面作者在文中运用朱蒂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同时结合多个流行歌曲文本歌词抨击了通过对传统性别的反复操演从而固化的社会性别身份。

外篇歌曲的文化性别中谈论了歌曲文化性别的传播机制、歌曲的叙述转向与性别新伦理、女歌中的女性自我矮化倾向、摇滚歌曲的阴柔化倾向、歌曲中的情感焦虑以及“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性别诉求几个问题。外篇似是从文化意义上呼应内篇。作者从传播学、语言学、伦理学等方面指出流行音乐中存在的性别议题。其中女性的自我矮化章节分析了女性自身在流行歌曲歌词中表现出的自我物化、主体自限、自我鄙弃的问题，从而避免了研究视角的单一。着重指明部分女性在男性话语的宰制中不仅没有察觉，甚至反而参与到男性话语对女性的压制中。内外篇在坚持平权的立场上对流行音乐中存在的性别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产生了具有阐释效力的理论话语。

由于国内流行音乐产业不够发达，所以研究还不够深入。流行音乐与性别问题的交叉研究更是引入多于原创，不得不说《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对国内的流行音乐与性别问题的原创研究带来了一丝清风。但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缺憾：研究主体不完全。本书与麦克拉蕊女性主义音乐学研究开山之作的《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对音乐本体研究的卷入不够。阴性终止之所以能将不带文本的内容的纯音乐解读出意识形态内涵，与其对音响本体的细致剖析分不开。而流行歌曲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文本歌词，曲调才是赋予歌曲灵魂的关键。而类似希拉·怀特利《女性与流行音乐：性别，身份，主体》（2000）这样既有文化研究又有音乐本体分析的论著已有不少成功的范例；研究主体定义混淆。本书副标题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但在内篇第一章歌曲的性别结构生成里作者大量使用诗经文本来说明歌曲里存在的呼应结构。笔者认为诗经文本既不当代，也不是流行音乐。这里需说明，流行音乐因存在不同种类和处于不同文化中，对其定义固然显得困难，但其工业化和商品性特点已经形成了学界共识，作者在此显然混淆了“流行的音乐”和“流行音乐”的概念。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歌”文本，并没有工业化印记和商品特征，是先秦时期“流行的音乐”而不是“流行音乐”。书中大量的民歌文本分析显然因同一理由也与研究主体相冲突。（3）研究对象不明确。作者在书中说明歌曲样本主要来自“百度MP3音乐”“QQ音乐”等几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音乐网站和软件。但《香水有毒》《小三》这样以迎合少数人群审美取向，内容低俗，不能代表大众文化的歌曲也进入了研究对象的范圍，影响了研究对象的统一性。

男权话语可说是最具有隐蔽性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太过于“潜移默化”而被认为是最自然最没必要挑战的。甚至很多女性不仅意识不到其存在还随着男权话语进行新的自我压迫。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女性主义进入各领域对男权话语的批判成为了学术上的热点。然而女性主义现在已经被说得太多了吗？笔者认为恰恰相反，男权话语仍然潜藏在各个角落，我们不是说得太多，而是远远还不够。事实上，性别压迫中男性与女性是同一个系统，制约女性只能接受“女性化”特质的同时，也否定了男性接受“女性化”的可能。男权话语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双重压迫。学术界为女性发声和性别平权而做的种种努力都是为每个个体在“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所做的铺路石。

参考文献

[1]Sheila Whiteley.Woman and Popular Music：Sexuality，identity and subjectivit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2]苏珊·麦克拉蕊，张馨涛译.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M].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

[3]王小英.中国性别文化符号学研究的突围—评陆正兰《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J].四川戏剧，2015（04）：21-24.

[4]王铭玉，宋尧.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J].外国语，2003 （01）：13-21.

[5]葛雅琳.中国音乐符号学研究30年（1985-2015）[J].当代音乐，2017（02）：15-22.

[6]解华佳.流行音乐歌词中的性属解读[J].太原大学学报，2009，10（02）：61-69.

作者简介：彭熠璨，女，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院音乐美学与批评专业硕士二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