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礼学与礼制研究

摘要：中国古代的礼，是传统礼学、庙堂礼制、乡里礼秩的综合体。三礼研究属于传统礼学，吉凶军宾嘉五礼属于庙堂礼制，乡里礼秩大致包含《家礼》系统的各种文本和由庙堂逐渐下及庶人的冠婚丧祭礼典。它们立体综合地为古代中国提供了从庙堂到乡里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资源，绵延数千年而不息，影响至今。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传统礼学、庙堂礼制、乡里礼秩的各层面均受到了学者们的瞩目，有关研究在近二十年获得了重大发展。諸多点、面开始清晰，诸多子课题有了井喷式的研究成果，古代中国“礼”的存在面貌及动态发展脉络正在一点点凸显。但是，目前各朝代的礼学、礼制研究仍然处于彼此割裂状态且存在大量空白点，跟制度史、经济史的深耕熟耘仍然无法相提并论。随着儒家经典的价值观清理的完成，礼学和现代人文科学分科的无缝对接的实现，考据文字、辨析史源的传统加上历史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未来的礼学和礼制研究将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呈现出灿烂的前景。

关键词：传统礼学  庙堂礼制  乡里礼秩  五礼  《家礼》

作者杨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一、引言：传统礼学·庙堂礼制·乡里礼秩之间[见英文版第91页，下同]

礼学与礼制研究，尤其是礼制研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出现的新研究领域，最近二十年来呈爆炸式增长，至目前已累积了数量可观、质量可喜的研究成果。本文欲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礼学与礼制研究作一个学术总结。当然，对一个学术领域作阶段性的总结有多种方式，有的学术总结仅在于概况出一段时期内出现的某些学术热点，并罗列出这些热点上集中出现的成果;有的学术总结旨在把握该领域全局性的发展脉络，并展望将来可能呈现的学术动向和增长点。要写一篇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礼学与礼制研究总结，既纵观过往全局、又展望它的未来走向和学术热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礼学与礼制研究涉及的门类极广，名物器用、典章制度、经籍版本，皆可归入礼学范畴;而郊祀祭祖、庙堂朝觐、观兵振旅、丧服守缌，乃至亲属间的称谓仪式、各阶层的婚丧嫁娶种种，也可归入礼制，其内容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了古代社会从廊庙到民间，从平吉到凶丧的一切制度设计和生活事项，因朝代更迭和社会变动造成的相应变异更是层出不穷，且目下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跟礼学、礼制研究的充分对接并没有完成，各种不同学术训练背景的学者们还在纷纷探索。因此，要写这样一篇综括过去、展望未来的四十年来的礼学与礼制研究的总结性学术史，需要合理视角和逻辑清晰的框架来容纳和安排学者们的成果，并指出它们在学术史上的大概位置，本文将在这方面尽最大努力。

首先介绍一下本文安排礼学和礼制的结构。礼，是一整套对政治制度、权力分配、社会结构进行整体设计、调适、约束的全方位规范，它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始终，从庙堂帝胄到官僚队伍，从宗族伦理到乡里秩序，无不存在着它结构之下的各种组成部分。它渊源古老，从周代起就达到了思想上高卓凝练，结构上宏大精细，细节上叹为观止的地步，三《礼》就是对这些存在过的礼制进行书写、勾勒乃至理想化铺陈的著录。此后数千年来一代代发蒙训诂校释，就是礼学;在此基础上结合改朝换代所产生的礼仪需要一次次重构从庙堂到乡里的制度，就是礼制。礼制包含有庙堂颁布的吉凶军宾嘉礼典、民间的冠婚丧祭、乡里序列人伦的乡饮酒礼，它们之间彼此的存在关系既如同金字塔的层级，又如同网络上的各点，无不是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它是三礼礼学、庙堂礼制、乡里礼秩各方面的综合，是从庙堂到乡里，从书本到实践，全方位制度化的一套体制和行为规范。它如同一整套张弛有度、井然有序的绳索，不但将整个社会从庙堂到乡里串联起来，而且给出了不同尊卑的人们的位置和理想行为的规范。两千年来，不断诠释存在于书本的礼学经典，不断撰作、施行适合当朝的礼制，民间亦因与庙堂关系的相对疏离，不停自发产生其需要的礼，这构成了中国古代礼学与礼制层面极为丰富的点、面，在流逝变动时空结构中，它们建立、存在、消失、重构、互动;在朝代更迭下，各点闪烁明灭，各面五彩纷呈，构成了不同时段“礼”的整体复杂纷繁的面貌。

其次，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学术发展，前二十年，学者们采用传统关键词（封建、资本主义萌芽、专制主义等）所提供的学术框架和解读方式，继续着古史分期、农民起义、中央集权、经济生活、社会形态分期、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余绪进行研究。这些传统话题一部分是民国以来大师们开辟的园地（如陈寅恪先生的中古史研究），另一部分是1949年以来，重大学术理论问题引发的讨论所带动的子课题（如社会形态分期、封建经济形态等等），礼学和礼制研究均不在以上话题之内。这一时期礼学承传统考证之余绪，礼制研究则因引入国外文化人类学方法而出现了一些最初的探索性的成果（详下文），这前二十年可称为礼学与礼制研究的先期。后二十年，无论是民国大师开辟的课题，还是1949年以来重大学术理论问题引发和带动的子课题，都面临了题无剩义的境地。于是，礼制史、“新政治史”、“社会史”等领域便应运凸显，新生代学者试图突破瓶颈，开辟新领域，创造新研究范式，这些领域的勃勃生机显示了受过良好学术训练、具有国际视野的新生代学者精于探研、勤于思考的优秀素质，也反映了新资料刺激的重要性和新学术范式建立的艰难，礼学与礼制研究也进展到了一个成果迭出、方法各异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史领域（不能归入制度史研究范围的日常生活等面相）各种新研究方法大量引入，既有呈现出生龙活虎的朝气，又免不了理论上生吞活剥的囫囵，这些均反映在后二十年的礼学和礼制研究中。截至目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礼学研究承乾嘉考据学的余绪，以训诂、考证文字、辨析礼经中的名物器用和典章制度为主要内容，虽然在现代社会大背景下礼学研究并不景气，但也因有关出土资料的发现，整体散发出新的活力。礼制研究则因为刚刚铺开为时不算日久，跟近百年来累积起来的现代人文科学的学科分野之间的应对和调适关系尚未形成，学者们仍然在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地探索。下文将分前二十年、后二十年两段，介绍传统礼学、庙堂礼制、乡里礼秩三方面的重要成果，以期为学者们提供一个脉络清晰、具有全局性的礼制研究面相。

二、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礼学与礼制研究 [92]

前二十年，学术研究领域百废待兴，人们思维的禁锢尚未完全打破，因此就礼制研究而言，日本、中国台湾、西方学者暂时走在了前面，是后来中国大陆学者礼制研究的先声。

（一）先声：日本、中国台湾、西方学者的研究 [92]

1.日本、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

日本、中国台湾学者的礼制研究起步较早。在日本、中国台湾学者中，各种不同学术训练背景的学者介入礼制研究，从“擦边球式”的礼制研究，到专门的礼制研究成果都有。“擦边球式”的礼制研究大致是制度史背景的学者在研究中涉及的礼制研究的某些方面。日本著名学者西嶋定生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二十等爵制的研究》（1961年）以爵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君主如何通过二十等爵制以及与赐爵过程配套的乡饮酒礼，实现对民众的个人支配，他的理论创造和实证研究奠定了后来日本学者更加专门的礼制研究的基础。日本学者研究中古礼制成就最卓著的是金子修一。他从20世纪70年代研究起步一直至今，在中古礼制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他从皇帝祭祀的角度切入，研究涉及魏晋、隋唐的郊祀、宗庙、即位礼等领域，用实证的方法还原了这些礼制的过程，如《魏晋より隋唐に至る郊祀·宗廟の制度について》[《史学雑誌》88巻（1979）10号]、《中国古代における皇帝祭祀の一考察》[《史学雑誌》87巻（1978）2号]、《皇帝祭祀より見た漢代史》（《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43，2004年）、《唐代の大祀·中祀·小祀について》（《高知大学学術研究報告》人文科学編1976年）、《唐の太極殿と大明宮：即位儀礼におけるその役割について》[《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第1分冊，（通号 44）1993]、《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北魏における郊祀·宗廟の祭祀について》（《山梨大学人文学术纪要》47，1996年）等等。他考察了皇帝祭祀和国家祭祀之间的关系，如《唐朝と皇帝祭祀--その制度と現実》，（特集 唐王朝をどう考えるか）（歴史評論（720），2010）这些论文观点多数被集中收入《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2001年），小岛毅、金子由纪、江川式部等学者撰写了书评。他还坚持对礼制文献作第一手考证，近年来出版了《大唐元陵儀注新釈》（2013年），用力和勤勉可见一斑。

除了金子修一之外，渡辺信一郎的研究涉及政治制度、礼仪、乐制等多个领域，他的《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1996年）值得格外关注，此书的中译本《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2008年）由徐冲完成。渡辺信一郎考察礼仪时基本的视角是在关心权力的空间构成时，将礼仪当作权力在一定空间运行的程式，如《宮闕と園林--3～6世紀中国における皇帝権力の空間構成》《考古学研究》季刊47（2），2000-09就體现了这种研究方法。妹尾达彦对隋唐时期长安城礼仪空间的营造及其变化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他指出隋朝和唐朝初年的长安城以宇宙论为基础，国都成为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礼仪的舞台，这些礼仪实现了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的沟通，成为企求王朝正统性的重要方式。后来大明宫的建造打破了长安城的空间对称，国家礼仪的轴线开始向东偏移，道教崇拜、民间习俗都参与了这一历史过程。此外还有小岛毅关于宋、明礼制的研究，如他的《宋代の国家祭祀--〈政和五礼新仪〉の特征》，他还研究礼学的变化，《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礼の言说》（1996年），把重点放在朱子殁后一直到16世纪《家礼》在社会上的生根和被接受、被实践。另有《〈大會抄録〉元明の文廟從祀議論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56（3），1997，另一篇《明代礼学的特点》由张文朝译成。

这一阶段还有多位日本学者进行了扎实的礼制研究，本文限于篇幅在此仅能胪列一小部分，如户崎哲彦《唐诸帝号考（上）--皋陶から睿宗まて》、《唐諸帝号攷（下）：傷帝から哀帝まで》，分别见《彦根论丛》第264号，266号，1990年，《唐代皇帝受册尊号仪の复元（上、下）--唐代皇帝极为仪礼の复元に向かつて》，分别见《彦根论丛》第272号，273/274号，1991年;《唐代尊号制度の构造》，に向かつて》，《彦根论丛》第278号，1992年。佐藤和彦《唐代における皇后·皇太后の冊位に関する一問題--〈大唐开元礼〉所見の“皇后正殿”》，《立正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年报》第17号，1999年等等。新城理恵复原了唐代的先蚕礼和籍田礼，梳理了仪式，探讨历代源流，着重探讨这一礼仪与皇后权力的关系。

这一阶段日本学者的礼制研究，或从皇帝权力、天下秩序、东亚世界的格局等视角出发，或对礼制各组成部分的细节进行考察，筚路蓝缕，摸索范式，对中、日下一代学者的影响都很大。后来日本青年学者在此影响和启发下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因不是本文重点，下文将不以此为主。

中国台湾学者的礼学与礼制研究跟日本有类似的地方，礼学研究有王关仕《仪礼服饰考辨》，吴万居《宋代三礼学研究》（1999年）。林素英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礼学思想，如《古代祭礼中之政教观：以《礼记》成书前为论》（1986年）、《丧服制度的文化意义》（1989年）。石磊《仪礼丧服篇所表现的亲属结构》则引用了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比较前沿。这一阶段中国台湾学者的礼制研究更多成果集中在中古段，高明士研究释奠礼，视角集中在古代教育、道统上，其《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文史哲学报》1993年第40期）以皇帝制度为背景考察了庙制系统。甘怀真也研究庙制，他的《唐代家庙礼制研究》（1991年）全面探讨了唐代的家庙制度的渊源、建筑形式、地理分布、相关祭祀的制度规定、跟身份制度的关系等等，他还在《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2003年）涉猎了更广的礼学与礼制研究。该书分上、中、下篇，上篇为“礼观念的演变与儒教国家的成立”，包括“先秦礼观念再探”“西汉郊祀礼的成立”“‘制礼观念的探析”“《大唐开元礼》中的天神观”四个专题;中篇为“政治学与经典诠释”，其中跟礼有关的是“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下篇为“礼制与‘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书中运用“儒教”“经典诠释”“士大夫社会”等概念，讨论儒者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下如何通过儒家经典诠释以创造多面相的政治秩序，本书涉及的议题非常多，包括郊祀、服丧、礼的观念、制度、皇帝制度等等，时段从汉至晋至唐礼学的纷争和礼制重构等专门内容，引入视角和方法，启发意义大于实证意义。此外还有黄进兴对孔庙、武庙祭祀制度的研究论文，是将孔庙、武庙祭祀放在儒家道统和政治文化演进的大背景下考察的。

以上这些都不是直接深入礼制本身考察的路径，而是将礼制中的某些点放在东亚儒家文化大背景下考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张寿安在明清礼学方面开始做出成果，《清儒的考证、经世与制度重建》（《当代史学》1998年第4期）对清儒经学的来龙去脉作了梳理，《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则直接深入凌廷堪礼学本身，这些均是她后来在明清礼制专精研究方面的先声。

2.西方学者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研究与日本、中国台湾学者非常不同。由于语言的隔阂，少有西人学者深入研究礼学文本，但他们素来深厚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传统深刻影响了其对中国古代礼制研究，杨华先生曾有过介绍。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在《剑桥中国古代史·先秦卷》对先秦礼制作了考察，并通过对《诗经》相关篇章的分析，关注从穆王时期就已开始的礼制转变。西方学者涉猎礼制的另一个重要角度是从艺术史角度研究中国青铜礼器，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的《中国青铜器：艺术和礼仪》通过考察青铜礼器的质地、形制、花纹、铭文说明礼制的发展过程和礼制对于当时社会生活之文化意义。近年来的一系列墓葬和窖藏发掘，表明西周中期曾经发生过礼制变革，罗森将这场变革称为“礼制革命”，而将变革的时间聚焦在西周懿、孝和夷王时期。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礼仪理论和礼仪实践》整合了埃米尔·杜尔凯姆（?mile Durkheim），谭拜尔（Stanley J. Tambiah），维克多·特纳（Victor W. Turner）、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方法和理论，本书第一至三章，是“仪式理论的实践”，第四至六章是“仪式的感受”，用了“仪式中的身体”和“仪式中的外部社会系统”这样的概念，认为仪式化的身体是包含了仪式一部分价值的，身体和场景的互动、身体仪式化的完成，第三章“仪式与权力”构建了社会中作为掌控权力的一种方式的仪式。本书的中国礼制研究不能算成功的个案，因为作者对跟礼制有密切关系且有天然需求的中国古代皇权和官僚制度全然缺乏了解，而这些内容的复杂程度不是非洲或太平洋地区其他部落的个案可以比拟的，因此结论往往流于蹈空飘忽。

此外涉猎礼制的研究有：鲁惟一（Michael Loewe）的《汉朝皇室死亡之礼》，将两汉皇室的陵墓、丧礼、祭礼、庙数等问题与前汉、后汉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相联系进行考察;陆威仪（Mark E. Lewis）的《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最为出色，他认为这场礼制活动是战国以来地方山川崇拜的整合。他另有《早期中国的空间设计》涉及早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态，麦大维（David McMullen）的礼制研究集中于唐代，其专著《唐代的国家与学者》和《官僚与宇宙论：唐代的礼仪编码》均涉及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导向与唐代儒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唐代三部礼典（《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的编修，有关郊祀、太庙、明堂、封禅等礼仪之争，礼制在科举制度中的位置，晚唐士人对礼制功能的反思等唐代礼制的重大问题等等作了提纲挈领式的研究，魏侯玮（Howard J. Wechsler）1985年出版了专著《玉帛之奠：唐代合法化过程中的礼仪和象征性》，探讨唐代前三朝皇帝如何运用礼制和历法、童谣之类的象征物事体现李唐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此书采用了很多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对即位、郊祀、宗庙、先代帝王、巡狩、封禅、明堂等重要礼制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功能进行了分析。是唐代礼制研究中最具理论深度的作品，在西方汉学界有一定影响。熊存瑞（Victor Cunrui Xiong）《隋唐长安：中古中国的城市研究》亦从空间的角度研究城市，部分涉及礼制内容。

以上书著均是从西方人文社科的分科领域考察唐代典章制度的，几乎不涉猎中国古代礼学和礼制本身那一套自洽的话语，这是西人研究中国礼制的特点。相比之下，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的实证性研究更加闪耀出光芒。1991年伊沛霞出版两种有关《朱子家礼》和《家礼》的专著，一为《帝制中国时代的儒教和家礼：一种有关仪礼的社会史书写》，另一为《朱熹的〈家礼〉：十二世纪中国冠、婚、丧、祭礼仪的指南》，她讨论了《朱子家礼》的编纂，及一直到清代的流传过程。统计了明清家礼类的著作有66种之多，她观察出明代的礼有“由下而上”的改造，并指出明代礼学十分兴盛。

林萃青（Joseph S. C. Lam）的《明代的国祭与音乐——正统、创新与表达》研究了明代国家祭祀中的用乐状况及其前后变化。华裔学者周启荣（Kai-wing Chow）的《清朝的仪式主义和经典学习：乾隆年间的三礼馆及经学的发展》是西方学界少有的涉猎经学本身的作品，他的《儒家礼教主义——有关伦理、经典和世系的话语》重新审视清代考据学，认为它是17—19世纪前期儒家“礼教主义”兴起的表征，其实质在于重建儒家正统礼教之伦理范畴，以抵制异端，而这对于在明朝后期已相当开放的市民文化而言，实为倒退。论文被收入专著《帝制中国晚期儒家礼仪主义的兴起：有关伦理、经典和世系的话语》，中文版由毛立坤译出2017年出版。相比礼学文本而言，西人学者更多关注庙堂礼制和乡里礼秩的关系，以及乡里礼秩及其中的多样性成分，前者成果有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中国国家和朝廷的礼仪》，其中的《皇帝、精英和平民：明代后期的乡约礼制》说明了地方乡绅和血缘宗族在社区乡约之形成及其礼制功能发挥过程中的作用，试图解读帝国后期国家礼制在文化维度上的下移过程。新清史代表人物之一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的《明清皇帝的死亡之礼》详述选墓、丧礼、哀悼等细节，并分析其与宗法祖先崇拜模式和帝国后期忠孝观念之关系。乡里礼秩的部分见卜正民（Timothy Brook）《帝国晚期葬礼仪式和世系建构》考察以地方乡绅为主体的新儒家势力是如何向死事操办中的佛教因素发起挑战，并过渡到用《朱子家礼》作为权威礼仪手册的。丁荷生（Kenneth Dean）的《中国东南的道教礼制与民间信仰》利用手稿、文书、碑匾以及对宗教活动的田野调查，重构民间信仰在社区内外的信仰演化过程。

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是一部以清代宾礼为中心视角，透过马尔嘎尼使团访华事件考察清朝与英国深层次外交差异的作品。作者在第五章详细剖析了清代的《宾礼》，第8章结合中英双方记录考察马戛尔尼使团在觐见后的余波。以“《宾礼》与外交”为题的第9章其实是全书的结论，将双方对同一事件颇不相同的反应与记载上升到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观念体系，即英国的“主权平等”（sovereign equality）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hierarchical inclusion）天下观的碰撞。他特别针对结构—功能体系理论、“对礼仪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观三项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西方流行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据何伟亚的理解，《宾礼》中的等级差序产生并包含于天人关系的准则之中，礼仪控制着居上位者与居下位者的互动关系，是按天意行动的人去形成及完善天下秩序这一程序的一个部分。某人、某国的地位高下及其对他人、他国的意向是通过礼仪中的方位和动作来体现的，对清朝的统治者来说，高下之分乃是通过复杂的对话（包括上奏、通报、进贡、叩拜、赏赐等一整套程序）来实现的。何伟亚认为，礼仪（包括书写下来的文本和具体实行过程）更多是一种充满权力运作的“政治话语”，而不一定是什么反映“文化”特征的表述。故英国派驻使臣的要求未能获准，“并非跨文化间相互误解的问题，而是由于清廷官员未能适当地安排（礼仪）程序而导致的失败。罗志田对此书给予了恰如其分的书评，中译本由邓常春译成并于2002年出版。

以上是日本、中国台湾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日本、中国台湾学者偏于实证，西方学者因学术传统跟中国的差异巨大，显示出了万花筒般的景象，但基本研究仍不出礼学、庙堂礼制和乡里礼秩三方面。他们的研究对中国大陆学者而言具有积累范式、展现新研究领域的意义。尽管所展现出的成果在当时中国大陆学者眼里是东鳞西爪，但这些吉光片羽开启了下面“新声妙入神”的阶段。

（二）中国大陆学者的探索 [93]

1.礼俗视角

“礼俗”视角是舶来的，民国时期开始出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被引进，许多概念和领域是国人先前未曾听闻的，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将“礼”当作一种风俗加以研究就是这样的一种视角，以《民国丛书》为例，《民国丛书》选出一千种影印，编入五百册，是模仿《四部丛刊》而来，内容涉及哲学、佛学、基督教、伊斯兰教、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其中杨树达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是当时以礼俗为切入视角的名著，该书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经历多次重印。此外还有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上海书店1989年，《民国丛书》第一编），跟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合订，反映了“礼俗”作为一种全新视角，为原来仅囿于经学中的三礼训诂之学提供了现代研究的新角度和新方法，缪荃孙《江苏省通志稿·礼俗志·第二册》（江苏省政府1945年出版）、吴光杰《欧美礼俗》（商务印书馆1945年），都是在这样视角下的作品。

改革开放之后，礼俗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进入学者的视野，文化人类学方法被采用。文化人类学起源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对世界各地各部族文明状态的观察记录，主要研究部落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注重比较研究，民国初年文化人类学逐渐传入中国，一些学者以这样的视角和方法考量中国古代的礼，并注意到人类学在解释上述问题上的巨大潜力，于是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材料引入礼学研究，促成了礼学研究由经学向现代新史学的过渡。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举凡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岁时礼俗，都能被归入“礼俗”的范围，这种视角极大开拓了80年代至新世纪前的研究领域并显示出巨大活力。这里挂一漏万地列举一部分以“礼俗”冠名的书著：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1983年）、徐吉军《中国丧葬礼俗》（1991年）、乔继堂《中国岁时礼俗》（1991年）、高寿仙《中国宗教礼俗：传统中国人的信仰系统及其实态》（1992年）、王昌富《凉山彝族礼俗》（1994年）、刘善群《客家礼俗》（1995年）、田广林《契丹礼俗考论》（1995年）、王炜民《中国古代礼俗》（1997年）、杜家骥《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礼俗》（1996年）、郭振华《中国古代人生礼俗文化》（1998年）等等。但是在这一阶段用“礼俗”视角切入的以上著作中，介绍性、通论性的书占了大多数，深厚专精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较有学术价值的有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1993年），本书介绍了礼俗的概念和理论，探索了礼的形式和内容，原始礼仪转化为礼的三种方式，制礼的主要原则等，文献引用充分，文化人类学的思考和运用可见端倪。中国台湾学者彭美玲《古代礼俗左右之辨研究：以三礼为中心》（1997年）亦以“礼俗”为视角切入专门礼制研究，作者用“礼例研究法”，研究了古人生活习惯中见于动作、饮食、服饰、车马、文书、兵刑者，并结合古人思維中的地理、序位、阴阳、吉凶、生杀中的左右之辨，将古文献所见“左右之辩”的纷杂事项予以理清。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1998年）考证了婚龄、婚聘礼俗，以及魏、齐、周宗室男女的通婚、守节与再嫁、后娶与妓妾等问题，在当时具有填补中古礼俗研究填补空白的意义。朱大渭、刘驰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1998年）中亦有部分内容涉及中古礼俗。

这一时期学者们限于所受教育的知识背景，在礼俗研究的领域摸索，发表在重量级期刊上的礼俗研究论文极少，说明礼俗研究尚处在初步积累阶段。进入21世纪，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民俗学者都仍然使用礼俗这一视角进行研究。宋镇豪主编《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商代史·卷七）》（2010年）充分地运用了甲骨资料尤其是新出甲骨资料，对商代的居住礼俗、建筑营造仪式、器用名物制度、食政与食礼、车服制度、农业礼俗、婚姻礼俗、丧葬礼俗、宗庙祭祖礼作了前沿研究，但商代是成熟的“礼”尚未出现的时代，因此书中内容哪些是礼哪些是俗实际上还需要更精准地厘清。这一阶段因为新资料不断发现，礼俗研究中的考古资料变得极大丰富。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2003年）引用了大量新近考古资料，考察了汉代举行入殓、招魂、沐浴、饭含等丧葬礼俗的过程。

但是，因为“礼俗”视角毕竟是舶来品，假如说在民国时期，这一视角起了开阔视野，引进概念的作用的话，在如今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愈来愈成熟的21世纪，学者继续从这一视角切入就需要越来越专门的礼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知识，有些书著尚属80年代以来“礼俗”视角刚刚成为热点时那波著作的余绪，如方光华《俎豆馨香：中国祭祀礼俗探索》（2000年）力图勾勒出其产生、发展、变化的基本过程来探索中国祭祀礼俗的演变和具体仪式，包括北郊祭地礼、社稷祭祀、四望山川;祭祖之礼（禘祫、宗庙时享、丧祭与墓祭等），本书用“礼俗”来探讨本应属礼制的国家礼典，存在概念上的偏差。

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者们从礼俗的视角进行了尝试和探索，但在研究时各自概念界定有太多主观和随意的地方，哪些是礼俗尚未达成共识;研究和方法和礼学路数的交集远未完成，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礼俗研究处于刚刚起步摸索门径的阶段，有待于学者继续努力。

2.礼学研究的传承与礼制研究的铺开

这一阶段的礼学研究，由于经历民国而来的学人尚未尽逝，礼学学脉仍然不绝如缕地传承。沈文倬先生是代表人物，他的《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1999年）、《孙诒让周礼学管窥》（2006年）均是此类能传之后世的作品，钱玄、钱兴奇编著《三礼辞典》（1998年）、林昌彝《三礼通释》（2006年）、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1992年修订本），以上作品功力深厚、考证专精，在学术史上留下烙印。

这一阶段的三礼整理和点校有：姚际恒著、陈祖武点校《仪礼通论》（1998年），彭林点校《周礼注疏》（1997年），《仪礼注疏》（1999年），凌廷堪著《礼经释例》（2002年），王圻、王思义编《三才图会》（1988年）。此外三礼本经的注译之作大量出现，陈戍国《周礼·仪礼·礼记》（1989年），闻人军《考工记导读》（1988年），李景林等《仪礼译著》（1995年），彭林《仪礼全译》（1997年）等，均将三礼点校、注释、翻译为白话文。

具体到三礼研究，有中国台湾学者韩碧琴《仪礼郑注句读校记》（1996年）和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1991年），认真考订了《周礼》的成书年代，并认为《周礼》只可能是一时一人之作，是前二十年《周礼》研究的代表作。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文集》（1998年）收录了多篇三礼研究与礼学思想、制度的研究论文。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由耿素丽、胡月平选编了《三礼研究》（全三册），是《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十二册中的一册，该书分《周礼》《仪礼》《礼记》三大类，收录了清末至民国学者如刘师培、钱穆、吕思勉、吴承仕、商承祚、洪业、曹元弼、章太炎、钱基博、孙诒让、康有为、齐思和、杨向奎等代表人物涉猎这三大类的重要研究文章，有对三礼源流的考证，有对《考工记》《王制》《月令》《乐记》《礼运》等单篇的考证，有对食飨、丧葬、锡命礼典的考证，总篇幅多达2000页，理清了民国礼学学脉，是对民国礼学研究的一个总结。

礼制研究这段时间开始了最初的起步。首先是陈戍国的六卷《中国礼制史》，从先秦一直到元明清（1991至2011年次第出齐），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2001年），此二书有开创之功，但未关注礼制背后的政治制度、官僚结构、社会组织等诸多复杂因素，这些由后来的学者们进行。从思想史角度研究礼的有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1991年）。这一时期大陆培养出了最早批次的人文社科博士，博士论文有一些是牵涉礼制研究的，多集中在先秦段。主要有：李玉洁《先秦丧葬制度研究》（1991年）、张鹤泉《周代祭祀研究》（1993年）、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1992年）、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1991年）、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1996年）、杨华《先秦礼乐文化》（1997年）等等。这一阶段博士论文的作者经过成长，后来均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此外，任爽《唐代礼制研究》（1999年）介绍了吉、宾、军、嘉、凶等唐代礼制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以及唐代的礼制与唐代的法律、社会、政治等的联系，是中古礼制研究起步时代的作品。

总之，在礼学与礼制研究的前二十年，日本、中国台湾、西方学者的研究开拓了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为日后研究提供了最初的范式和参照系;传统的礼学研究因为旧时人物未尽数凋零，仍然在不绝如缕地传承;“礼俗”视角自民国引入，这一阶段开始思潮涌动并出现成果;礼制研究则因最初博士培养制度而走上正轨，开始出现由某一专题深入挖掘，进而触及礼制全貌的严谨学术成果。这些因素在后二十年中继续发酵，伴随着学术领域选题和方法的深层次变化，礼学与礼制研究终于迎来了它大发展的时代。下文将分上、下篇分别介绍先秦至隋唐，宋元明清的研究礼学和礼制研究成果。

三、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礼学与礼制的文献学进展 [94]

中国大陆学者的礼学和礼制研究，经过了前二十年的探索、积淀、酝酿，礼学和礼制研究，后二十年迎来了它的大发展。用生机勃勃、绚丽繁复来形容并不过分。因为出土文献“地不爱宝”式的频繁发现，许多先秦两汉古写本重见天日，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礼类文献，这无疑促进了礼学研究;而礼制研究作为一个新领域，众多学者的努力让它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面貌，它对于补充以往被遗忘的那些角落的历史真相，探求不同历史时段中国家和權力的存在方式、各阶层人们生活的真实场景具有重要意义。这也使得历史研究走出以往按经济、政治、文化等模块粗分领域，而后彼此关联甚少的状态，走向更具细、更生动，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状态。

三礼的点校、译注仍然在进行。杨天宇《周礼译著》《仪礼译著》《礼记译著》（2004年）;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2011年），王文锦《礼记译解》（2016年）均为近二十年的作品。并且礼学研究出现了几位成就卓著的代表人物，下文分别介绍。

首先是彭林的研究。彭林多年来一直继续着三礼研究，他从《周礼》研究深入到清人的礼学，发表了《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中国史研究》1998年1期）、《论姚际恒〈仪礼通论〉》（《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1期）、《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子思学派对礼的理论诠释》（《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清人对敖继公的臧否与郑玄经师地位之恢复》（《文史》2005年1期）、《论清人的〈考工记〉研究》（《台湾大学中文学报》2004年第20期）等论文，并在《光明日报》2001年6月21日发表《〈十三经注疏〉与中国古代学术》，在《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2期发表《从〈四库全书〉到〈儒藏〉》，介绍古今经学和典籍的源流及传承。彭林还以三礼为基础，涉猎清代礼制，发表论文《清代王府祭祀制度中的中原文化因素》（2006年）。

彭林还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项目“中国古礼在朝鲜半岛的播迁与影响”（1998—2003），并发表了系列论文：《论〈朱子家礼〉在朝鲜时代的播迁》（2001年）、《朝鲜时代的礼讼与君统、宗法诸问题》（2003年）、论文均被收入专著《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2005年）中。该书介绍并探讨了在中国礼制影响下的高句丽礼制格局以及朱熹《家礼》在朝鲜的传播、《经国大典》与朝鲜时代的官礼、乾嘉时期朝鲜学者的燕行、朝鲜的礼讼，等等，填补了中国学界以往在此领域的空白，对东亚世界的礼制格局研究具有构建枝系的功劳。彭林还承担了课题“太庙祭祀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1至2003年）、“郭店楚简与先秦礼学研究”（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并发表论文《论郭店楚简中的礼容》（《郭店楚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从郭店楚简看〈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第21辑），《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补释》（《中国哲学》第20辑），等等，彭林还不遗余力地撰写普及读物，如《从〈仪礼·乡射礼〉看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光明日报》2004年2月10日史学版）、《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2002年）;《中华传统礼仪概要》（2006年），等等，并于2011年10月1日在百家讲坛这样的大众传媒平台为公众讲述礼仪知识。总之，彭林先生为21世纪的礼学研究以及向大众普及知识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是杨华的研究。他的特点是将礼制研究、楚地历史和出土文献结合起来，如《“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江汉论坛》2004年第9期）利用出土竹简文献，表明《礼记·祭法》基于五祀，复吸收楚地司命、厉二神终成“七祀”;《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2007年）将近五六年来运用新出简帛材料研究中国传统礼制问题的作品集结成书，主要偏重对于祭祀之礼的研究，如楚地祭祷礼、先秦血祭礼仪与踊辟礼等，对这些礼制提出观点与释读，又《古礼新研》（2012年）收录了作者的十九篇论文，既有对新出楚简涉礼内容的训诂，如《新蔡楚简所见祭祷礼仪（二则）》《新蔡楚简祭祷礼仪杂疏（四则）》《禭·赗·遣——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仪研究》《上博简〈天子建州〉礼疏》《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序宁祷券〉集释》;又有对具体礼制的考释，如《先秦血祭礼仪研究——中国古代用血制度研究》之一和之二、《“谅蔺不言”与君权交替——关于“三年之丧”的一个新视角》;更有从涉礼的楚简资料对楚地历史和文物制度进行专精的研究，《说“举祷”——兼论楚人祭祖礼的时间频率楚礼庙制研究——兼论楚地的“淫祀”》《“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楚简中的“上下”与“内外”——兼论楚人祭礼中的神灵分类问题》，并综括出礼制发展的走向，如《从“制礼作乐”到“礼崩乐坏”——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体现了作者在经学、出土文献、历史学三方面的扎实的学术功力。杨华的礼制研究主要在先秦楚地祭祀方面，利用新出楚简解决了很多以往悬而未决的问题。

另外就是乔秀岩（桥本秀美）的研究。他的研究涉及文献点校、三礼本身及其版本学、三礼义疏等方面，并撰写了大量书评。三礼类有：《〈周礼正义〉的非经学性质》（《孙诒让研究论文集》，2007年），《〈仪礼疏〉探原试例》（1999年）。三礼义疏类有：《〈礼是郑学〉说》（1999年）、《义疏学衰亡史论》（2013年）、《论郑王礼说异同》（2008年）、《经疏与律疏》（2009年）。三礼的版本目录学方面有：《〈仪礼〉单疏版本说》（《文史》第50辑）、《礼学第一要籍孤本天下求偶》（《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嘉定南康军刊本〈仪礼经传通解〉之补修情况》（《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2期）、《〈礼记〉版本杂识》（《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聂崇义〈三礼图〉版本印象——纪念多一种蒙古时期山西刻本的发现》（与叶纯芳合撰）。书评有：《评江苏版点校本〈仪礼正义〉》（1998年）、《点校本〈仪礼通论〉读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9年第4期）、《学〈抚本礼记考异〉记》（《中正汉学研究》2014年第23期）。文献点校有：《礼书通故》2007年中華书局覆校，《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2011年）、《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2012年），此外他还著有《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1993年）让中国学者了解日本学术界的经学研究状况。

此外，浙江大学古籍所组织力量整理并出版了《中华礼藏》，它是我国目前首次对传统礼学文献进行全面调查、分类、点校、出版的大型研究与出版工程，是礼学文献的集大成者。本项目收录中国先秦至清末所有礼学典籍近3000种，综合其他版本及前人的校勘成果，通过录入、点校，按照九类十卷：礼经卷、礼论卷、礼器卷、礼乐卷、礼术卷、礼制卷、礼俗卷、家礼卷、方外佛教卷、方外道教卷属予以编纂，共出50册《中华礼藏（精华编）》约3000万字。截至2017年已经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贾海生《礼经卷·仪礼之属》第一、二册（2016年），束景南《礼乐卷·乐典之属》第一、二册（含北宋宫廷雅乐派代表人物陈旸的《乐书》），关长龙《礼术卷·堪舆之属》（2016年），金少华《礼经卷·周礼之属》第一册，祖慧《礼制卷·总制之属》第一册（2016年）、第四册（2017年），窦怀永《礼俗卷·岁时之属》第一、二册（2016年），对于礼类文献的集中和点校，是21世纪初的一大贡献。

这一阶段，三礼总义性质的研究，有前人曹元弼《礼经学》的总结出版（2012年），该书介绍了读礼经及注疏的通例，丧服、宫室、职官、经文、记传、注疏等例，并附宫室、冠服等图及冕弁冠服、妇人服、丧服的表，考订了贾公彦疏、胡培翚、戴震、凌廷堪的一些失误，并对朝觐、冠、婚、丧、祭、乡饮酒、乡射等宗周礼典的细节作了考辨，是传统经学研究的脉络余绪。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一书从校勘与训诂两个方面，重点研究了郑玄三礼注的成就，也是从经学的脉络研究三礼学的代表性成果。潘斌《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2016年）。概括了杨天宇、钱玄、钱穆、杨向奎、彭林等多位学者的三礼学研究，并收录了郭店楚简与《礼记》关系研究的成果。吴飞《礼学拾级》（2017年）按《礼记》各篇和《仪礼》各礼典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疏解。思想史脉络的“礼”的研究有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2003年）提出的“礼学思想”的概念，较多从思想史角度切入礼的研究，剖析了礼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礼对人的控制，礼对人道德属性的制约（从思想史角度所谓的礼），礼的社会控制——权力关系等，思辨较多。

具体到三礼，首先是《周礼》类。郭伟川对《周礼》成书时代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周礼》出自战国初期的魏国，是由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编定成书，这说明《周礼》成书时代问题至今依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仪礼》类有杨华“儒藏”项目（“儒藏”礼部子课题）《仪礼集释》点校（与李志刚合作），于2018年3月出版;此外，吴飞点校了清人张锡恭的《丧服郑氏学》（2017年），该书是成于晚清民国，共16卷，约55万字，是古代丧服学研究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具体内容是斩衰、齐衰（齐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三月）、大功（殇大功、成人大功）、繐衰、小功（殇小功、成人小功）、缌麻等五服的详细形制，所应着服的人等及亲属关系范围，便于学者使用。又有徐渊《〈仪礼·丧服〉服叙变除图释》（2017年），本书分上、下编，第一篇为“为本族服图”，第二篇为“妻妾为夫族服图”，第三篇为“女子为本族服图”，第四篇“为外族服图”，第五篇为“大夫、大夫之子服图”，第六篇“为公、公子为本族服图”，第七篇“为大宗服图”，第八篇“君臣服图”，第九篇“为朋友服图”;下编为“丧服变除表解”，包括十一张表，全书除了对《丧服》做出文字训诂之外，还用图、表方式将《丧服》服叙制度规定的君臣关系、宗法关系和家族内部的尊卑关系整理得内容清晰，一目了然。丁鼎《仪礼·丧服》考论（2003年）是一部今人对《丧服》作研究的出色作品，书中涉及今、古文学派和疑古学派对《仪礼》的看法，《丧服传》与子夏的关系、《仪礼·丧服》服制及其基本内容，制服原则、服制义例、所反映的上古婚姻家庭制度、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所体现的周代社会关系与伦理观念等等，作者考察了“三年之丧”的起源和形成，辨析了“殷商旧制”“东夷之俗”“武王创制”“周公之法”“孔子创制”“叔向首创”，《仪礼·丧服》经、传、记述论等，在理清《丧服》所载制度上有重要贡献。张焕君、刁小龙《武威汉简〈仪礼〉整理与研究》（2009年）以陈梦家《武威汉简》为底本，对武威汉简《仪礼》作了释读和摹录。陈绪波《〈仪礼〉宫室考》（2017年）在吸收汉、宋、清人《仪礼》的训诂考据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考古资料，对见于《仪礼》记载的宫室格局中的房、堂、室、楹、序、阶、庭、门、塾等的位置、结构作了仔细考证，并考证了三代宫室的各部位尺度，还复原了大夫、诸侯的庙、寝平面图。是传统经学中条分缕析，辨穷究竟的路径，惜考古资料征引尚有遗漏。

《礼记》类研究，首先是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的文献点校（2005年）;王锷《〈礼记〉成书考》（2007年）认真清理了古代各家之说，广泛吸收了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利用新的出土文献，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礼记》各篇的成篇年代、整书编纂者、编纂时间。《礼记》四十六篇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哀公问》等十四篇是春秋末期至战国前期，《奔丧》等十九篇是战国中期，《深衣》等七篇是战国中晚期的文献，《文王世子》等三篇是战国晚期整理成的文献，《檀弓》等三篇是战国晚期的文献。《礼记》由西汉《礼》今文学博士戴圣编纂，编纂时间在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至成帝阳朔四年（前21）以前的三十年中。日本学者工藤卓司《近三百年来日本学者〈三礼〉之研究》（2016年）是梳理日本学者近代以来研究《三礼》的庞大文献中的问题意识、研究内容、主要观点、研究史上的影响以及其学术意义，并且在卷末附上相关研究的论著目录来成册的。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总量相当庞大，但其绝大部分的论著尚未翻成中文或其他语言，海外学者难以参阅。透过本书的评述能够理解日本学者近代以来对《三礼》研究的主要见解，以期相关研究更为丰富。

叶纯芳、乔秀岩主编《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2015年）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21位作者的25篇论文，主题涉及朱子礼学、礼学版本、宋代礼制与经学三个领域，涉及面广，多是新锐学者的作品，反映了目前礼学青年学者的研究兴趣和水平。

四、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周朝礼制研究 [95]

礼制研究这一階段开始全面铺开，成果增长十分迅猛。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礼与中国古代社会》，该书以礼制通史的形式面世，兼涉礼学（包括三礼文本、礼学思想、家礼）、礼制（吉凶军宾嘉五礼）等领域。《导论》中明确地指出该著述“将礼制更替与国家、社会变迁相结合作为主要关注点”，“打破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宗教史等等的界限而进行跨学科的考察分析，力求对礼仪获得深刻的理解，在整体结构与思想上体现创新”，“在论述每个历史时期的礼制问题时，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专题作多层次、多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从而反映出礼与中国古代社会诸多层面的深刻关系。”汤勤福的书评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各章无不对新资料如甲骨、金文、简帛、碑志、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明清档案、家谱和其他考古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运用。不足之处是有时一些不同朝代的章节之间偶有互不联系之感，以及唐宋至元明礼制下移、普及至民间的趋势与具体表现问题在本书中表现不够突出。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建立新世纪礼学、礼制研究范式的尝试，是一个起点高、内容全的重大成果。此外还有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2007年）对先秦至隋唐的帝王宗庙礼制作了考察，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研究。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2014年）从孔庙、享祭者、献祭者、祭品与祭器、祭祀乐舞、祭祀名类与释奠程序等方面对孔庙祭祀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从礼的角度对祭孔活动这一有机整体进行礼制、礼仪、礼物等方面的综合考察。本文的第四和第五部分以先秦至汉代为例，讨论中国大陆断代的礼制研究。

周代的礼典承担着重大的政治功能，礼书则是对礼典的实录，对周代具体礼典的研究除了训诂考证礼书内容的意义外，还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先秦史不同面相的研究。因此，先秦礼制研究，可以说是多视点的，从不同视点出发，运用文献、考古、古文字等资料，对先秦历史的研究有重大推进作用。

周代礼典的综括性论述，有胡新生《周代的礼制》（2016年）考察了周代拜礼、冠礼、婚礼、饮酒礼、射礼、殡礼等礼典涉及的细节和步骤，以及被包括进入整体礼仪体系的傩和部分巫术，并考察了作为各种礼典实录的《仪礼》的史料价值、地域色彩等，较多涉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是作者多年问学的学术集大成总结。下面列出各种周代具体礼典的考证的成果。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2004年）立足于甲骨资料，对商周祭祖仪式的类型、仪式内容、过程及商周祭祖礼反映的祖先观念、社会关系等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认识商周时代的祖先崇拜及其演变轨迹，对于研究商周的家族形态和社会形态，以及商周文化制度的变革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有较多创获，比如对学界一直承袭的“祭名”说提出了反思，用更为贴切的“祭祀动词”来归类商代的各种祭祖礼，并对甲骨、金文、传世文献中的祭祖常祀、临时祭告等活动的整个过程作了考察，尤其利用了花园庄东地卜辞的最新资料，是直至目前商代祭祖礼领域研究最前沿的作品。万丽华《〈左传〉中的先秦丧礼研究》（2011年）对《左传》中先秦丧礼的各环节（临终、始死、小敛、大敛、成服、入葬、藏后）作了考察，并指出事死如生、等级森严是葬礼制度的基本特征。

军礼方面，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2013年）以70多万字的篇幅，充分利用甲骨、金文资料，结合传世典籍文献，对殷商射礼的性质、功能、特点与发展阶段，传世文献中的西周射礼，西周金文中的射礼（大射礼、燕射礼、宾射礼、周王习射、射鱼礼）的礼仪过程，射礼举行的地点与场所，盛行时期与仪式内容，参加人员及其身份，行射方式，仪节内容进行论述，考察了春秋时期射礼的种类（射牲、射余获、射鱼、射侯、享射、乡射礼等），演变特点，投壶礼及其与射礼之流变关系，并利用战国时期人物画像纹射礼图案比较了战国射礼与东周礼书所记射礼之异同。该书运用伯唐父鼎、静簋等金文资料考察了辟池射牲礼、贵族子弟学射及西周教育制度，书中的实证性复原研究，是直至目前先秦射礼研究最为专精的作品。任慧峰《先秦军礼研究》（2015年）第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战争前（告祖、宜社、类上帝、授斧钺、授兵与治兵、祃祭）、战争中（观兵、吹律听声、致师、军容、守城之礼）和战争后的各种军礼（振旅、饮至、策勋与数军实、战败之礼），尽可能地复原仪式的细节，弄清其渊源流变。第二部分讨论军旗及与军礼有关的射礼、射礼、釁礼、軷祭、傩礼，第三部分探寻军礼的起源及衰亡，是在第一部分考证基础上对军礼进行的整体性思考。本书是直至目前，对先秦军礼最翔实的考证。

朝聘宴享礼典方面，李无未《周代朝聘制度研究》（2005年）从整体上对周代朝聘制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通过出土铜器铭文、考古发掘遗址、传世文献等，揭示了西周朝聘制度的基本面貌与主要特点。周聪俊《飨礼考辨》（2011年）考证了飨礼的整个过程;李志刚《周代宴飨礼的功能》（《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论述了飨礼的功能;戴庞海《先秦冠礼研究》（2006年）追溯了冠礼研究的历史、现状和人物，考证了夏商周天子诸侯大夫冠礼（还涉及女子笄礼），冠礼的功能与特征、冠礼对日本、韩国的影响。

以上是各种先秦礼典的研究状况。总体趋势是利用新出考古资料充实向来的说法，补充细节。除了礼典之外，周代的物化礼乐制度是用物品等级来表现“礼”的形式，这方面亦因考古资料的日新月异，成果层出不穷。周聪俊《三礼礼器论丛》（2011年）收集三礼礼器相关论文：《殷周礼制中醴及醴器研究》《仪礼用鉶考辨》《匡器辨》《再论簠莆异实说》等，以传世文献典籍结合考古学与古文字学之成果，针对殷周醴及其相关酒器深入探讨，并对前贤时修分歧异说，详加论辩。吴十洲《两周礼器制度研究》（2016年再版）分析了礼器制度之来源与形成，先周、西周的礼器，礼器制度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制度、家族宗法之间的关系，东周礼书中的礼器制度和组合形式、随葬礼器中的玉器、青铜容器、乐器、车马器、棺椁制度，等等，以及礼器制度的衰落。郑宪仁《野人习礼——先秦名物与礼学论集》（2017年）收录作者的18篇论文，涉及前人对三礼名物的研究、铜器铭文所见的聘礼，《仪礼·聘礼》仪节的讨论，以及四篇铭文考释。高崇文《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2016年）是作者的论文集，涉及的有都城形制、楚式铜器反映的礼制、殉葬制度、丧葬礼俗、棺椁制度、西汉车马殉葬制度、黄肠题凑等。对都城礼制、殷周至秦汉丧葬礼制、青铜器所反映的礼制等考古资料的进行了深入剖析，力图厘清古代礼制的整体存在及区域性变动过程，并在这种整体和区域的变动中寻求出礼制文明的核心规律，是考古界近年的前沿作品，也体现出了考古学者研究礼制下的物化礼乐具有的独特优势。

城墙宫室制度是先秦物化礼乐的一个方面，这方面以周人明堂为代表。但明堂经历了后人多次重构，研究起来难度较大。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2005年）追溯了前人的研究，细致地解析并诠释了名堂制度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功能，扼要地勾勒出明堂制度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脉络，并解释了其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明堂礼的地位、大体上廓清了明堂制度与总体祭祀制度、郊祭制度、宗庙制度等其他礼制的关联，讨论了古代礼制史和礼制建筑史研究中与明堂礼有关的一部分重大问题。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对经书中的“周人明堂”的与郑玄与蔡邕的阐述间的关系作了考证，认为二者无法吻合，先秦建筑考古发现亦不支持郑、蔡及后世学者对《考工记》“周入明堂”的复原。早期文献中的“明堂”有“治朝”“太庙”和“月令明堂”三义，前二者属“周公故事”系统，后者出自“月令”理论。以“明堂”为专名的建筑出现于汉代。在汶上明堂、元始明堂与洛阳明堂的构建中，经过儒生重新构拟，“月令明堂”理论与“周公故事”相融汇，在两汉之际形成涵盖两大知识系统且以“月令明堂”理论为主导的新理论。“明堂”的出现与制度构建，既增益了先秦以来的建筑种类，也改变了都城礼制建筑之间的秩序。本文是对先秦两汉经学中明堂的由来最系统的清理。

冕服跟礼制高度相关，这方面的研究开始起步。除了沈从文、周锡保等先生从服饰本身深入外，李岩《周代服饰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对周代的冕服、弁服、衣裘、深衣、丧服、佩玉制度作了考察。目前以冕服为主研究礼制的还很少，但日后将是一个学术增长点。

此外还有昭穆制度的研究。张富祥《昭穆制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2期）考察了昭穆制度，认为昭穆制核心是一夫多妻制下三代之间的本生关系，原则上系于祖母而不系于祖父，但实际三代亲属关系仍系联于父系宗法。古文献所见祖孙同昭穆、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等特征都由夫妻同昭穆连带而来。体现于宗庙制度，即昭者恒为昭，穆者恒为穆;当太祖位次变动时，则昭列与穆列各自递补。昭穆制的宗法基础是贵族诸妻及其诸子均不分嫡庶，否则昭穆制即发生动摇。后世衍传的昭穆制发生质变，已非原初意义上的昭穆制所能规范。彭卫民《“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6期）从探讨家奠吊祭与婚制礼法入手，着重从“婚级制与昭穆”“家族政治与昭穆”“君宗之辨与昭穆”的角度进行阐释，并认为，昭穆制应当缘于两姓氏族相互通婚且母系氏族分宗，班位在两系中轮流变动这一根本原则，其本质在于昭穆之间互通父子，且昭与昭、穆与穆之间属于同族，而昭穆之间分属异族，其产生的原因决定了昭穆制度是维系宗族成员关系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及至后代，昭穆开始异变，成为“敬宗收族”的一种礼法，开始表现为大宗宗子在宗族日常事务中据核心地位并有别于君统之外的制度。王恩田更是根据昭穆制度的原则，认为北赵晋侯墓地复原为9组晋侯夫妻合葬墓是可疑的。西周实行一继一及制而非嫡长制，西周晋国世系有所遗漏。M31+M8及其以上的7对并穴墓應是具有昭穆关系的14位晋侯墓。羊舌墓地并非晋侯墓地。

以上成果从多视点出发，在廓清礼典细节及其时段变化，考证器物形制的同时，极大推进了先秦史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研究。

五、改革开放后二十年战国秦汉礼制的研究 [96]

战国秦汉礼制的研究，因为传世文献资料有限，出土文献又集中在典籍和官私文书律令、跟礼制直接有关的内容并不多，因此研究较为薄弱。涉及战国礼制的成果有：杨英结合出土文献考证了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礼乐的传承情况，对《诗》《书》《礼》《乐》等所蕴含的古典礼乐文化在战国的承续和部分失传作了仔细辨析。李志刚对楚国礼仪制度作了考察，杨英对汉初的祀畤作了具体考察，她的专著《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商务印书馆2009年）以40多万字的篇幅，系统地理清了从周代至两汉王朝祭礼的发展脉络，首先对先秦时期“礼”的整体结构（由礼“义”、礼仪、礼容三部分构成，又可分为礼典、礼乐）作了深入分析，而后剖析周“礼”对早期宗教的改造、战国时期礼典、礼乐书于竹帛艰难传承、秦汉官僚政治的勃兴对古礼的吸纳和改造等多个节点性的重要事件作了考察，并对宗周郊天礼、祭祖礼的内容、秦汉王朝祭礼的重构过程、东汉王朝祭礼的定型作了既深入事相、又把握来龙去脉的考察，还梳理了“礼”在发展过程中、与汉代官僚政治发展及经学谶纬、民间宗教的互动关系，分析出了清晰的框架和流变的过程。本书涉及面广，驾驭难度大，作者的分析对理清整体“礼”的结构和先秦两汉“礼”的发展流变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田天也以秦汉祭祀为对象发表了多篇论文。她利用新出资料从很多点对秦、两汉的祭祀作了考察，比如考察了西汉太一祭祀和秦、西汉、东汉的山川祭祀格局，秦汉时期的地方农神祭祀，并就西汉末的国家祭祀改革作了专题研究。她的专著《秦汉国家祭祀史稿》（2015年）是以上所有成果的汇集，书中全方位地利用各种传世和出土资料，对秦汉国家祭祀的流变，即从祀畤到郊祀的格局变化作了梳理脉络的细致考察，突出了“元始仪”的重要性，是青年学者的新锐之作。但亦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过于夸大了前郊祀时代各种祭祀的重要性。牛敬飞《五岳祭祀演变考论》（清华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以五岳祭祀与儒家经典之表里关系为主线，以历史地理为手段，结合历代政治文化特色，从先秦山川崇拜入手，历经秦汉、中古，宋代直到明清，整体考察古代五岳祭祀的演变并梳理出相关脉络，揭示了山川祭祀背后的政治权力变动和地方信仰内容变化。他以此为基础发表了多篇关于五岳祭祀的论文，时段涉及先秦两汉、中古隋唐乃至明代，填补了多处空白。

以上是关于国家祭祀（吉礼）的研究。杨振红的研究则立足于出土法律文献和官文书，关注的是礼、法之间的关系。她将出土秦汉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可发现秦汉律的基本框架、原则和内容在商鞅变法时已经确立。秦汉律是一部等级性法律，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等级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因此，秦汉律所蕴含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从其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而非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礼与法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对立的只是儒法两家的社会主张。她还以尹湾《集簿》“以春令”为基础，对《月令》作了研究，认为西汉王朝施行的月令，一方面源自秦以来的法令制度和习俗，一方面则是根据传世月令和儒家经书结合现实而制定。通过出土秦汉律令与传世月令以及《管子》等书的比较研究，可发现《吕氏春秋·十二纪》来源于战国齐而非秦。薛梦潇对跟《月令》有关的东汉郡守“行春”作了考察，认为“行春”固定于春月;“行县”时间则不固定。“行春”以礼仪展示为导向。其间劝农、“班春”等使命，以及郡守的出场方式和行为举止，均旨在强调帝国的时间观念和统治者的神圣权威。“行县”则以履行职责为指归，基本不具有礼制色彩。“行春”的出现，与月令在政治中的影响力抬升密切相关。月令不断向“行春”礼制提供经典依据。并且围绕上古时间意识，考察了时令文本、时节礼仪。杨英则考察了汉代官僚政治理性行政中的“故事”在行政领域，表现出了在蓬勃的朝气下创造新典制的出色能力，在礼仪事务方面则表现出了沿用先秦时期的丰厚礼仪积累，为汉朝不断新产生的现实礼仪需要奠定典制的能力。并考察了古礼中的具体典制在汉代行政“故事”中的影响，如“武帝故事”中的察举是古“礼”中贡士制的影响。李俊芳考察了两汉皇帝即位礼，认为汉代最高统治者即位就存在“皇帝即位”与“天子即位”的区分。“皇帝即位”是通过读策与授玺来完成，而“天子即位”外禅是通过祭天，内禅则是通过在柩前即位来完成。他还考察了汉代册命诸侯王的过程，以及汉代的赐酺与养老礼的具体内容，并对汉代援礼入法的渊源作了考察。

汉代考古资料的积累和进展，为解决文献中汉代礼制建筑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2003年）就当时的考古资料对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的情况作了阐述和蠡测。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2011年）通过对考古资料、文献记载的整理与分析，对汉长安城的朝向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西汉早中期汉长安城是一座朝东城市，晚期变为朝南。同时还对汉长安城南郊东、中、西三组礼制建筑性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东组建筑群应是王莽在元始五年建成的“元始明堂”，中组建筑群是王莽在地皇三年建成的“地皇新庙”，而在西组建筑群中的F13为一座秦代修建汉代沿用的宫殿建筑，非官社官稷，F14则包含有汉初修建的“高祖官社”和王莽所建的“元始官稷”。本书涉及多项汉代礼制，并在目前最新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作了辨析。这些辨析闪烁着作者思考的光芒，对因文献有限、方法受到制约的秦汉礼制研究是非常有力的推进。

武威汉简《仪礼》是不多见的一手竹帛礼经资料。张焕君、刁小龙对四十年来武威汉简的研究作了综述，从文字考释、简本的抄写年代、简本的篇题和篇次、简本的家法与师法、今古文问题、简本《服传》的性质等方面，介绍了沈文倬、王关仕先生大量细心周密的研究，以及他们反对陈梦家认为武威汉简《仪礼》是庆氏礼的说法。另外，马涛利用马衡《汉石经集存》所辑拓片及1949年以来新出汉石经残石，对汉石经《仪礼》碑图作了重缀。汉石经《仪礼》后有可能附《丧服传》。周德良《白虎通暨汉礼研究》（2007年）认为《白虎通》实非出于白虎观会议任何一种形式之会议文献，而是后人将曹褒所制之《汉礼》误植以为《白虎通》。首先依元大德本《白虎通》之文本，其次从汉代经学之发展历史，分析白虎观会议宗旨实与《白虎通》内容性质不相应，立论大胆，有过勇之嫌。

近年来，图像史的兴起使得文献记载有限，简牍资料也很少涉及的秦汉礼制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口，汉画像反映的礼制细节开始进入学者视野。练春海《汉代车马形象研究——以御礼为中心》（2017年）大量利用汉画像资料，考察了汉代御礼的本来面貌，为礼制研究提供了利用新资料的新方法。

总之，战国秦汉礼学和礼制的研究，因为传世文献记载较少，出土文献又主要集中在行政文书上，跟礼直接有关的并不多，虽然成果也覆盖到了很多方面，但在深度方面仍有继续推进的余地。所幸考古资料在不断递增，出土文献中也有部分跟礼间接相关的内容，且汉画像石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这些都为将来更深入地研究战国秦汉礼制积累着有利条件。

结语 [98]

上文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在日本、中国台湾、西方学者先行的礼制研究成果面前，中国大陆学者们奋起直追，一方面传承自清代、民国以来的礼学研究，一方面积累学养，探究本土的礼学与礼制研究方向，慢慢形成礼学与礼制的学术疆界和一些重要学术概念，目前这方面的概念和范式还在累进中。以“礼俗”概念为例，民国时出现的“礼俗”概念起到了拓宽学者视野，让礼学研究走出纯经学领域，迎接现代学术范式的作用，但目前，这一起自民国的概念已经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因为礼学与礼制各点和实相的研究已经积累到相当的地步，“礼俗”这一概念开始不能经得起全方位、各角度的深入且精准的考量。随着学者们对“礼”认识程度的加深，“礼俗”这一概念也将被赋予日益复杂深厚的内涵，就如“国学”的内涵在20世纪历经巨大变化一样。

（责任编辑：張忠兰   责任校对：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