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我没有后悔过去走的路, 一点没后悔

2018-05-16 02:54:33 人物2018年5期

张月 刘斌

前一晚没睡好,余秋雨发了点起床气,说好的拍照不乐意去了。

“我照片拍得太多了,当时在凤凰卫视每次出去半年,天天拍无数的照片,到处都拍,永远在拍照,不想拍了!”

工作人员好说歹说,把老头儿哄到了摄影棚。摆了几个pose,他高兴了起来,“央视说我是中国最上镜学者。”

亲自删掉了闭眼的、反光的、脖子歪的、看上去有点假的照片之后,他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把剩下的照片发给妻子马兰看一下,“让她看看我拍的怎么样。”拍摄结束,他做了总结,“拍照很开心!”

余秋雨今年72岁,放在上海,这是一个可以申领一张老年公交卡的年纪。但他似乎不曾老去,除了头发有些花白,听力有点下降以外。他腰杆依然挺直,服饰一丝不苟,作为一个爱漂亮的上海人,有着严格的自我形象管理。四月的上海飘着小雨,工作人员想用文件夹帮他挡雨,他说别别快拿开,“影响我形象。”

然而,他那么爱惜的自我形象,早在漫长的时光里变得复杂难辨。自1992年出版《文化苦旅》以来,他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趣味,也在声名的巅峰之上遭遇断崖,急转而下。他在多年后回忆,“余秋雨三个字,当时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一些人自觉经历了偶像的幻灭,长大后不愿意承认曾受过他影响,一些人依然一本又一本地读着他的书,帮他一次次登上畅销作者的榜单。

在接触过他的人眼里,余秋雨确实呈现了某种分裂,才华和弱点同样醒目,前者把他带到了最好的地方,后者把他扔进了最糟的境遇。

他沉寂了很久。书还是一本一本在出,去年出版了《泥歩修行》后,他说要封笔了,“我写的书已经书架上都放不下了,我再写就不对了。”

他最新的动静是在喜马拉雅FM上开了一门中国文化课,讲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对于这次高调亮相,他说自己不是重出江湖,而是从远方归来。

去往远方的路上,他走过通途,也遇过歧路,“该走的地方都走完了,不愿意(走)了。”坐在《人物》记者对面的沙发上,他缓缓地说,背后的窗台上,雨声淅沥。

直觉

空空荡荡的录音室里,余秋雨戴着耳机,一个人对着麦克风,手里抱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前一晚熬通宵写的讲稿,装订得仔仔细细。

他讲到老子和孔子的相遇:“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才会产生着了魔一样的精神淬砺。”

在新开的音频课里,他的表达还是精英式的话语,不讲笑话,不跟古人开玩笑,“因为中华文化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本身是很严肃的课题,我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滑稽的课题,到处滑稽,到处讲笑话,那是不可以的。”

偶尔他也会停下来,对着空无一人的录音室说:“各位同学会不会觉得我讲的课程有点难,需要很多的知识储备,那我现在就要来宽大家的心了。”

在喜马拉雅FM内容高级制作人顾文豪看来,余秋雨有一种很稀有的想象共情能力,“我们没有想到一个70岁的老爷子这么自如。”

归来再入江湖,他似乎还是站在了潮头。从纸质出版到电视节目,再到付费音频,每一步,余秋雨都踩中了时代的节拍。

喜马拉雅副总裁张永昶说,之所以请余秋雨开课,还在于他的大众影响力很强,拥有丰富的媒体经验,对于内容和表达都游刃有余。

这种恰如其分的表达能力,在余秋雨声名未显的时候,就已经露出端倪。上世纪90年代,复旦的老师蒋孔阳请余秋雨来讲课,教室里围得水泄不通,听完课的学生们惊叹,都说没见过这么会讲话的,他能把一些抽象的美学和哲学概念,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完全脱稿。

从1999年开始,余秋雨参加了凤凰卫视牵头的千禧之旅,跟随车队,走过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实地考察恐怖主义控制地区,坚持每天写一篇专栏。

在此之前,很少有学者与媒体有如此深度的合作。在《文化苦旅》的责任编辑王国伟看来,那是余秋雨全面拥抱大众媒体的开始。“《文化苦旅》刚出的时候,他对于媒体还是拒绝的,后来和媒体越来越接近。我觉得他是个入世的,不是一个坐冷板凳的(人)。”

如果说《文化苦旅》一炮而紅的年代,是中国从“文革”断层走出来之后的纸质出版的高峰时刻,那么到了20世纪末,电视的广泛普及则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而恰恰在这一时刻,余秋雨又开始介入了电视制作,包括千禧之旅、后来的国际大专辩论赛、青歌赛,以及数不清的各种电视专访与对话,他又一次赶上了时代转变与传媒转型的红利。

“他(余秋雨)是一个有传播意识和介质敏锐度的文化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传播中心,他就会适度地让自己做调整。”顾文豪说。

余秋雨说,自己是个永远向前看的人,“我不喜欢缅怀,不喜欢装模作样地缅怀,因为我过去走过的路其实不重要,它发生变化或者没变化也不重要,要看就看我没看过的。”

苦旅

余秋雨的口才落到笔下同样令人惊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余秋雨写作出版了包括《艺术创造工程》、《戏剧理论史稿》在内的一系列学术著作。

原《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曾多次采访过余秋雨,迄今都还记得看了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后的感受。他告诉《人物》记者:“他写得非常美,你要说哪一个人能够把理论用那么激情洋溢又那么美的文字,把艺术非常枯燥无味的东西解释得那么清楚、形象和感性的话,余秋雨可能算一个。”

这些著作为余秋雨在学术圈赢得了声名,也帮他开启了仕途,他先后出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

仕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他的生活却在谷底挣扎。当时他住在上海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每逢下雨,家里就漏雨,身体也不太好,常常生病,情绪总是低落。家旁边挨着一个殡仪馆,朋友常开玩笑:“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

比起病痛,更焦灼的也许是精神的撕裂感。他曾在《家住龙华》一文中写过当时的状态:“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他只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开始看书写作。

当时他读康德,看到一句很触动的话: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一个人自由支配时间的多寡。

就在那段不甚自由的苦闷时间里,余秋雨完成了《文化苦旅》的大部分写作。时任上海知识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的王国伟还记得看到《文化苦旅》手稿时的场景:“扔在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糨糊粘贴的,稿子上满是别家出版社各种色笔画画改改的痕迹。”

没人觉得那会是本畅销书。在王国伟之前,余秋雨曾把原稿寄给多个出版社,但都杳无音讯。一位不愿具名的出版社编辑告诉《人物》记者,他还记得副主编看到《文化苦旅》原稿的评价:“散文不是这么写的。”

当时流行的是专栏式的城市散文,更关注情感和日常生活,对于更宏大厚重的表达,市场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有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游地卖的小册子,余秋雨非常不高兴,拒绝了。

王国伟把到处碰壁的《文化苦旅》从角落里捡起,安排一位已经退休的编审,用稿纸誊写清楚,仔仔细细读了一遍,觉得这本书写历史大事件,把历史事件和自我感受完美结合,很有细节美。

总编辑支持王国伟的判断,但就是有些担心未来市场销售前景。最终,王国伟说服了总编辑,不但出版了精装本,新书首发仪式还定在了当时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一开始我们就给它高定位的登场。”

市场反应超乎寻常的热烈,首印的一万册在三个月内售罄。许多名家给了很高的评价,余光中说:“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金庸则把他和鲁迅并列,“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王国伟记得,《文化苦旅》最畅销的时候,零售商都得搭配着买其他书,才能抢到出版社的配额。他觉得这本书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人们刚刚走过一个信息短缺的时代,当时又盛行“文化热”,这本书恰好满足了这样的阅读需求。“拿到现在互联网时代(出版)的话,可能就没多少人会读。”

《文化苦旅》真正从畅销书到长销书,是在进入了上海的中学之后,王国伟注意到,《文化苦旅》有很多铁粉,是上海各个中学的语文老师,还有全国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出版社敏锐地开始把营销重点调整到教育部门和学校,《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被选入各类语文教材,同时进入中小学阅读推荐书目,从此,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变成了余秋雨书目稳定的购买群体。

王国伟后来约过几位中生代的优秀学者,试着写类似的文化大散文。他们努力了半年,没有写出来。最后大家都表示,“这是属于余秋雨的能力,我们不具备他这个能力。”

风波

参加完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余秋雨成为了全中国的文化偶像,进入自己的高光时刻。

上文提到的那位出版社编辑记得,当时和其他几家出版社争夺余秋雨著作版权的战况。接待他们的是余秋雨的助理,对方用半只手跟他握了手,简单说了句:“你们回去写一个出版方案。”

他回去读完了余秋雨所有的书,绞尽脑汁写了好几天,终于如愿拿下几本书的版权,社内一片欢腾。

新书的首发仪式定在上海,“余秋雨当时已经是上海的文化标签,不敢说万人空巷,但也是盛况空前了,年轻人老头儿老太太,来的人特别多。”他们还安排了余秋雨的演讲,由于人太多,不得不租两个场地,一部分观众在现场观看,另一部分只能看电视直播。

那是余秋雨如日中天之时,然而好时光短得让人叹息。千禧之旅结束没多久,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声称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石一歌”写作组,写过极左文章,称他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

之后有人开始调查余秋雨到底在“文革”中做了什么,有人批判余秋雨的文化考察不过是“文化口红”,有人揭露余秋雨著作中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錯;这种讨论甚至进入了私人领域,余秋雨与马兰三不五时就要“被离婚”一次。

余秋雨回忆,舆论最激烈的时候,有一次他和马兰上街买菜,马兰走外侧,他走里侧,经过报摊的时候,马兰拽着他急急往前走。他觉得不对劲,停下来扫了一眼,看到了惊悚的报刊标题:《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他看得脊背发凉,一个曾经视他为宠儿的媒体时代就这样仓促结束了。

和余秋雨相交二十多年的林东记得,余秋雨当时在私下对这些事表现得云淡风轻,别人不问,他也不提,别人问了,他就简单说几句,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世嫉俗。

但张英写的《余秋雨片段:1963—1980》发表之后,接到了余秋雨的电话,“他说你们被一些人利用了,我冤深似海,我好比窦娥一样冤,我好比当年阮玲玉一样冤。”

张英的文章被外界认为基本厘清了余秋雨那段历史。他证实余秋雨亲自写的,只有两篇措辞并不算太过头的文章,“他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也不是什么文革余孽。”

然而,对这两篇文章,余秋雨依然否认了。余秋雨说,自己那时候只写过《世界戏剧学》一书。“我面对着重重的灾难,咬着牙齿编出了一本《世界戏剧学》,直到现在还是全国在这个领域唯一的权威教科书。”

在张英看来,余秋雨是个完美主义者,不能容忍人生的一点点污点,“这点上他不愿意低头,他觉得低头他就是被判了罪名一样,成为人生的污点。”

外界对余秋雨的攻击还有一件事。上海《咬文嚼字》一位编辑,找出了余秋雨书中的一百多处文史差错,在报纸上刊发后,余秋雨认为是双方理解的不同,并非自己犯了错,再次引发舆论围攻。

王国伟记得,《文化苦旅》出版后,确实有读者写信来指出一些典故的使用错误和个别字的笔误。“其实事情本来不大,如果发个简单声明,欢迎并感谢读者找出书中的错误,如经核实,就在加印时修改。这就是大家风范了。”

他认为,再大牌的作家也是经不起语言学家挑剔的。事实上,反击和辩护的结果,反而让读者忽略了文章本身,让人的感觉却是他拒绝批评的态度。“我觉得他其實内心非常脆弱,给人感觉好像很强大,其实有的东西谈笑一挥间啊,他就是太爱惜自己羽毛,太在意这个。”

关于那段舆论最黑暗的时期,余秋雨现在的总结和十几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有十几年时间所有的媒体都在骂你,这个太可笑了……现在要问的不是说余秋雨如何被骂,要问为什么他们要糟践余秋雨,因为他名声大,因为他做的事情太辉煌了。辉煌谈不上的话,至少他做的事情较为重要,那些人就来了。”

张英反思过当时的媒体环境,“客观来说,当时几家市场化媒体报道一边倒,报道倾向性偏向批评者,不够客观中立。这会导致余秋雨进一步地反弹,他反应一过当,双方激化,就没法再回到那个原点了。”

放到现在,张英觉得可以理解余秋雨,“你想他出书都是和季羡林、钱钟书一起出的,人们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余秋雨在人格领域没有成为那样的人,是可惜了;但是如果作为回到是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讲,他只是有着普通人的弱点而已。”

余秋雨把自己的性格总结为内心刚毅、绝不屈服。关于自己的性格缺点,余秋雨说:“如果有缺点已经改掉了,没有什么缺点。”

他对优点和缺点这套标准本身表示怀疑,“性格不算缺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是个生命体。梅花,它的缺点是时间短,但这就是梅花啊,它就是这样的生命。你说老虎太凶恶了,它是老虎啊,这怎么叫它缺点。”

高峰之下

淡出的日子里,他还在出书。诸多争议,似乎并没有影响余秋雨三个字在图书市场上的号召力。

去年3月,余秋雨来北京领了作家出版社颁发的“超级畅销纪念奖杯”,奖杯上镌刻着“4200000”的数字,这是他和作家出版社合作18年的销售总量。

繁荣的数字之外,他的新书似乎有些寂寥:依旧畅销,却不再像早期的书那样引起广泛的讨论。420万册的销量里,卖得最好的是2000年出版的《霜冷长河》和2002年出版的《千年一叹》,分别再版70多次,销售量都达到了120万册以上。

《千年一叹》之后,余秋雨的新书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回忆作品,以《借我一生》、《吾家小史》、《我等不到了》为代表,另一类是对以前作品的改写、增订和结集,以《游走废墟》、新版《文化苦旅》、《寻觅中华》为代表。

2007年出版的《游走废墟》囊括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借我一生》三本书里的精选。2008年出版的《寻觅中华》里,余秋雨对以前的文章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增补了一些关于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

有书评人士认为,从2004年出版《借我一生》起,余秋雨的写作流露出越来越多的自我化倾向—在那本书里,他讲述自己的家族历史,以及对那场舆论风暴的回应。

到现在为止,王国伟都觉得,余秋雨写的最好的书依然是《文化苦旅》,因为它是个非功利写作,是余秋雨十几年的积累,“他也没想到以后会成为畅销书,就是把自己的读书和考察写下来,所以他的写作状态非常好。《文化苦旅》畅销了以后,写《山居笔记》总会带有一点对这个书的以后销售上的期待吧。后面的书都写得太快了。”

“读者是有感受力的,他能感受你写作的那个状态。”王国伟说。

在他看来,《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发生了一个写作面向的变化,从精英写作转向了大众写作,“他是为大众阶层写作,不是为学界写作。大众需要煽情,大众很喜欢他的东西,所以他的书每本都能卖得好,那么带来的另外一面,精英就对他就是一片批评声。有些批评是过分而不被认可的,有些批评是可以成立的。”

张英也有同感,他买过余秋雨所有的新书,“从学术成就来讲,我觉得他还是在吃老本嘛,后面没有太多新的突破。散文也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是高峰了。”

一位读者从小读余秋雨的书,现在偶尔还是会读旧版的《文化苦旅》,每晚给孩子胎教的读物也是这本书。读完他最新的《泥歩修行》,她的感觉是:“秋雨老了,止步不前,但秋雨的读者在成熟,一直在进步,余秋雨的文字已经难以满足被他带着长大的那一部分读者的需求了。”

余秋雨最稳定的读者群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他的写作一直是在一个基点上,煽情啊表达啊可能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惊喜。但在我们这一代人来看,煽情就有点做作。”王国伟说,“一个作家只要有一本书就可以奠定他的地位,他可能后来写了20本、30本,但是都在高峰之下。余秋雨所有的书里,最好的就是两本,《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

在《借我一生》、《吾家小史》、《我等不了了》里,余秋雨用了大段的篇幅回应舆论的攻击和批评,被很多读者感觉那是一种带着情绪的写作。一位书评人士认为,“如果真是大师,应该平静地面对所有的批评。他太在意外界了,如果他还在意别人对他的批评、去反击别人的时候,他是永远不可能往上走的。”

现在的余秋雨,对于文字的表达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自信:“这是我比较倔的地方,我跟出版社明确讲了,不能添字,不能减字,一个标点都不能改。这文章是很复杂的事情,它里边有节奏,有韵律,这是潜伏的东西,责任编辑是搞不清楚的,那怎么可能来改我的文章,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再大的文章,李白也不能给杜甫改,杜甫也不能给李白改,大人物也不能改。”

“出版社坚持要改怎么办?”

“那就马上换个出版社。”

在王国伟记忆里,曾经的余秋雨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给他改稿子,有错就改,跟他说什么都肯的。”

在他看来,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余秋雨活在一个自我构建的王国里,“他周边接触的这个圈子传递给他的信息已经把他捧得不得了了,没一个人真正地能以朋友的方式非常中肯地和他去讨论这些问题。”

茶饮

在自己的王国里,余秋雨目前没什么写作计划。他现在每天在家里写毛笔字,穿着红短裤,赤着胳膊,伏在案上写《离骚》或者《逍遥游》,几天几夜,茶饭不歇,写错就撕了重来,屋子里到处弥漫着墨的味道。

林东还记得,有一次余秋雨来北京,给她带了一幅自己的作品当作礼物。林东当时正要去看望另一位爱好书法的朋友,有些忐忑地征求余秋雨意見,能不能把这幅作品送给那位朋友,余秋雨愉快地同意了。“之后他再也没送过我字画(笑)。”

余秋雨没有规律的作息时间,累了就睡,醒了就做事,不进行体育锻炼,偶尔使用家里一个30块钱的意尔康健身器材,偏执地认为规律作息和体育锻炼并不能让人长寿。

他没有手机,别人联系他,只能通过助理和马兰。马兰是他生活里最重要的篇章,在3个小时的采访里,他提了75次马兰。结婚几十年,他与马兰互为拐棍,家里没有雇过保姆,一切家庭琐事,清洁、打扫、修理、买菜、煮饭、洗碗,全都自己做。以前是余秋雨换灯泡,现在岁数大了,换成了马兰。

他几十年都没去过理发店,头发都是马兰给剪,三下五下,剪得很快。“剪多剪少的,经常哈哈大笑。”

家里离菜市场有点远,通常是马兰开车,两人去买菜,他对菜市场各类蔬菜价格了如指掌,也练就了做饭的好手艺,典型的上海菜样样来得。有一次他同学请大家吃婚宴,他提早去了,把宴席上的几个菜都尝了一遍,说这几个菜都要重新做过,然后挽起袖子,把桌上的菜都重新调了味。

对现在的余秋雨来说,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花是不是该浇水了,厨房是不是该打扫了,都是生活里很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听起来有点琐碎,但只要依傍着它们,就会觉得双脚落地,很难再被花言巧语拉得太远。”他说。

连抹布的垂挂姿势都很重要。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厨房的抹布有一个角没挂好,于是爬起来,重新再挂。

看电视是个不能耽误的固定节目。他认真地看完了《琅琊榜》,觉得第二部没有第一部拍得好。现在最喜欢的歌手是华晨宇,觉得他是一颗超过了周杰伦的新星。

去年,他看到新闻里的一张图片,1937年的小女孩和2017年的小女孩在同一张图里,一边写着“那年乱世如麻”,另一边写着“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他眼眶湿润了。“搞艺术的人,他的心会比较软,这敏感和他的职业有关。”他说。

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余秋雨,他的周到细致都是大家公认的。

在饭桌上,余秋雨和陌生人打招呼的方式是:“侬是哪里人?”对方回答之后,他会熟练地说出该地的特产、风俗和文化背景,甚至当地官员的变迁,从而迅速打开话题。“吃过一顿饭,他就记得你是谁。”顾文豪说。

“他待人接物都会显得很体贴,很少有学者会愿意跟采访他的人保持那种体贴的。”张英说。

作家出版社的编审王淑丽和余秋雨合作了近二十年,“我接触过很多的作家,别人有时候不会在乎一些细节上的表达。但余秋雨对你是一种朋友的关系,他会问你的家人好不好,你好不好,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点拨你。”

2003年的时候,王淑丽的父亲得了癌症,又赶上“非典”降临北京,全城戒严。余秋雨和马兰第一时间给她打了电话,问她是否需要紧缺药品和物资,“他们怕我精神上承受的压力太大。”

林东说:“他对朋友的事情特别认真。你要是跟他说有什么事,说我需要帮忙,他会很上心地把这个事给你办好。”

在顾文豪看来,余秋雨骨子里有点老派上海人的腔调,“其实他有些江湖气的,就是他愿意帮忙的。”

余秋雨身边的人,都跟了他很多年。司机曾因为照顾家里的老母亲,经济上捉襟见肘。余秋雨给司机出了两个点子,“一,我给你找上海最好的养老院;二,她晚年所有的钱都我出。”最后他帮司机的母亲找了养老院,承担了全部费用。

林东觉得,余秋雨这些年没什么变化,“岁月催人老”这句话不适用于他,他似乎还是90年代初自己刚认识他的样子,“这个人完全不脏,你知道吗,很干净。一个干净的人他不会说是被时间或者世俗的这些污垢污染的,我感觉是这样。”

余秋雨写过很多书,多到书架摆不下,也走过很多吉凶难卜的路,回望过去,他说:“我没有后悔自己过去走的路,一点没后悔。我呢,每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做到最好我才能离开,就像一个人想走很多山峰一样,你没有跑到这个山的山顶,你很难说来过这座山了,就在山脚下晃晃这是不行的。我对人生没有后悔的。”

关于毁誉参半的大半人生,他不想总结,也不想给自己下定论,“对老年人最残酷的事情有几个,一个就是他明明生命快结束的时候,还要剖开他的肚子,剖开他的心脏挤压,这叫做残酷抢救。另外一个就是在他的名字前加个头衔,这都是最残酷的事情。他活着就是生命啊……我的墓碑上最好只有名字和日期,日期都可以不要有。”

如果明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希望早晨起来,吃一碗麦片稀饭,然后到湖边走走,不用特别的安排,安静地度过普通的一天。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当然我希望和马兰在一起。”

聊到衰老这件事,他说了这样一段话,“老年时代是诗意的时代,真正的诗意是在老年,因为他一切追求都追求过了,一切目标都已经失去了,剩下的就是像诗歌一般过日子。他拥有长天白云,拥有非常没有实际目的的美好的晚年,他又可以很温和地劝告很多年轻人,能够安静地过日子,这就是诗啊。”记者注意到,旁边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段话,眼睛有些湿润。

他说:“我现在完全没有目标,因为遇到很多不好的事,也遇到了很好的事,所以就没有目标了,就是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让周围的人能够因为我过得更好一点。”

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采访后,上海的雨依然没有停。窗外车灯明灭,车子里昏暗沉默,余秋雨的脑袋像小鸡啄米一样渐渐垂下,一会儿便传来了均匀的呼吸。不知谁的手机响了一声,他醒来,恍如一场大梦方觉,伸着脖子犹犹豫豫地问前排工作人员,“跟马兰说过了伐?我一会儿就到家了。”

(应受访者要求,林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