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能找出一个不孤独的人吗？” 牟森在《一句顶一万句》中重述孤独

“全世界能找出一个不孤独的人吗？”牟森把孤独视为积极和勇敢的词汇，宁愿将其称为“独自”，“恐惧也好，苦难也好，独自面对，多牛啊。为什么一定要纠缠孤独这个词呢？”

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发自北京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飞

牟森对工作一板一眼，习惯借军事术语表述——那是“任务”。2018年4月20日，他的新任务，改编自刘震云同名长篇小说的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距离他1997年决意停下话剧工作已经超过20年。

“这一次从业务上完成了预期。”对于新剧，牟森大体满意。至于在创作精力旺盛的时候离开，他的解释简单：“作品最忌讳重复，你重复自己，不能超越自己，自己就不舒服。”

首演时难免纰漏。演员们操着方言，字幕机突然失灵，有豆瓣网友庆幸读过原著，“山西话问题不大，河南话真的靠猜”。第二天设备恢复，但麦克风偶尔发出嗡嗡声。主人公杨百顺在舞台上反复奔跑，惶惶不可终日，恰如他无力掌控命运跌宕。演员一身棉装，半场跑下来汗流浃背，设备进水，声音失真。

牟森感念于首演当晚刘震云的评价——演员们“奋不顾身”。他希望未来充实《回延津记》的“未尽之处”。话剧与原著小说结构相同，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部分。小说36万字，一出一回几乎一个世纪。牟森坚持改编整部小说，否则宁可不做，戏分两幕，演下来超过三个小时。

原著中大小人物超过100个，牟森改编至70多位，由舞台上的16位演员分担。剧本起始，他把人物标注为：“百姓。百业。百事。百态。”歌队成员扮演众多角色，如熟人社会的街谈巷议般，一刻不停地关怀着杨百顺的命运。

一句、一万句，故事显然离不开说话。小说开篇便是本不该成为朋友的一对朋友老杨和老马，表面亲昵实则隔阂。老杨的儿子杨百顺人生坎坷，连身份都保不住，名字改过几轮，从杨摩西、吴摩西直到罗长礼，背井离乡，方才过上大体安稳的日子。他如众生的代表，孤独而勤勉地活着。

“全世界能找出一个不孤独的人吗？”牟森向南方周末记者发问。他把孤独视为积极和勇敢的词汇，宁愿将孤独称为“独自”：“恐惧也好，苦难也好，独自面对，多牛啊。为什么一定要纠缠孤独这个词呢？”

从这部讲说话的小说里，牟森读到了勇敢与温暖，想把它们呈现在话剧舞台上。他下结论：“孤独的人都是勇敢的人。”

因缘宿命前世今生

2017年最后一天，牟森突然想通了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的结构，再无更改。他正在杭州东站等车，准备去温岭石塘看新年日出。

“三个强大的意象萦绕脑中，挥之不去。‘我弥留之际‘窄门‘犹在镜中。三个‘圣经图景构成的其实是‘奥德赛历程。这四个强大的‘典贯穿俺从2013到2016的创作。”牟森上午在微信朋友圈写道，并继续追问，“它们突如其来，同时涌现，将要融入‘一句的‘图景。这是什么意思？俺完全不知道。是传说中的‘召唤么？我心荡漾。”

“你很多东西能够打通，有时候突然就‘涌现。”牟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涌现”是出版人凯文·凯利的用语，自己从前排演《零档案》时也有过类似体验。

前一天，主创在上海开会，牟森突然想到“弥留之际”，那正合乎他对“正典”的要求。“谁出延津，谁回延津都是因为曹青娥，曹青娥出延津，曹青娥回延津。她是因为吴摩西出延津，通过牛爱国回延津，是这么一个故事，结束。”

果然，话剧开头，歌队先合唱交代老人的身世：“七十八岁的曹青娥病危。她是河南延津人。她五岁时被人贩子卖到山西沁源。现在，她陷入弥留之际。”其后，老年曹青娥用河南话追溯往昔，她是吴摩西的女儿，小名叫巧玲……三个小时里，舞台上是他们的人生。

之前，牟森已经发过几条朋友圈，表述他对“图景”以及逻辑线的构想：“一个女人，两个男人。出延津，回延津。因缘宿命，前世今生。”

牟森在朋友圈里发自己的创作、生活、读书及各式各样的感慨与资讯，他笑称那里是“个人垃圾站”。类似内容，他起初记录在新浪博客上，同步更新于牛博网镜像，后来转往博客大巴。后面两个网站，眼下都关闭了。

写博客时，牟森署名“牟春光”。按家族排行，他这代名字里当有“春”字。他1960年代出生时，这项传统中断了。后来姑姑告诉牟森，这是他的另一个名字。

对于改名若干次的杨百顺，牟森一点都不陌生。2009年春节前，他收到2月号《人民文学》，一口气读完《出延津记》；等一个月，又飞快地读完新一期上的《回延津记》。

“我读的时候一点没有把它当成河南的事情，我读的全都是我家里的事，父辈的、自己辈的，一模一样，没有半点不同。所以我觉得震云哥这个小说了不起，我称它为超级社会史诗，或者是表达了中国人的社会情感结构。”牟森形容，自己的判断源于对生活的切身感受。

读完小说后，牟森在博客大巴记下了评语：地老天荒，山高水长。

“多么伟大的 失败者”

牟森自认亏欠刘震云。1995年，两人结识没几年，刘震云就同意他排演《故乡天下黄花》。他想要真正的乡亲们出国演出，刘震云又介绍自己的短篇小说《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小说主角是山西农村的金鼓乐鼓手奎生，专门为丧葬吹打。牟森专程去洪洞县见了奎生。

可惜演出计划未能成真。直到2009年，牟森在散步时还会想到奎生夫妇，记起当时情景：“一阵唢呐未完，送葬的行列已经被风卷过土梁，留下串串悲音。”他一直觉得自己做得不完美，应当“还账”。

牟森曾感叹NHK纪录片《中国铁道大纪行》中“普通中国人的尊严也是随时随处可见”。他在刘震云的小说中看到了同样的“平视”，也将小说的态度形容为“众声喧哗”，取莎士比亚的意义——无所畏惧。在他眼中，《一句顶一万句》中即便偷情者也是勇敢的：“尤其是两个女性，不管是吴香香还是庞丽娜，给演员解释人物的时候我说，都是敢爱敢恨的，非常正面的那种人物。”

与寻找奎生相仿，2017年上半年，牟森两次前往《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发生地，重新出入延津。在郑州火车站，他拍了建筑，想起已然改名的杨百顺：“吴摩西一路寻找丢失的巧玲，在郑州火车站扛大包挣钱。无意撞见背弃他私奔的吴香香和情人老高，杀心顿起。本想等人少时杀了这对狗男女。等到人少待下手，看到已怀孕的吴香香和老高正在吃白薯，亲昵地打闹。吴摩西收起杀心，第二天便离开郑州，一路向西。”

小说中的男男女女若干次经历“杀心顿起”与“收起杀心”，此为其一。

第二次河南山西之行，主创们拜访了刘震云的母亲和妹妹，还看到延津的天主教堂。小说里，曹青娥的儿子牛爱国回延津时，吴摩西家变成了酱菜厂，老教堂变成了洗脚屋。牟森想象着教堂修建时的城市格局，遗迹日渐消逝，但建筑在力量都还在。“一百多年了。老詹。”他在朋友圈慨叹。

老詹是在延津传教的意大利神父，工作效果不彰，40年间只发展到八个信徒。他谈上帝，延津人总关心人间琐事。“震云讲的是一个人人世界和人神世界的差别，所以很多说不着，叫孤独也好，叫寂寞也好，因为就是一个人人世界，农业社会都是一个熟人社会。当他一旦有了人神世界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不用跟人说了，你可以跟神去说。”牟森说，自己尽全力塑造了老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多么伟大的失败者，他的奋不顾身是完全彻底的。”

2018年2月1日，牟森又想起老詹，想起“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命题。他想到自己40岁开始面对“从哪儿来”的巨大困惑，50岁才想清。“到哪儿去是我是谁和从哪儿来的结果。后两者决定前者。贯穿其中的是罪，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杨百顺的改名、改姓、忘记名字，巨大的我是谁故事。想起音乐剧《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我是谁唱段，潸然。”

妹妹是世上唯一崇拜老詹的人。家书里面，老詹告诉她，天主教在延津从无到有，发展了十几万人，建起了雄伟的教堂。老詹孑然一身，雄伟教堂仅画在纸上。那纸上教堂，却令吴摩西心里“似也开了一扇窗”；蝇头小楷工整写下的“恶魔的私语”，令他心中仿佛锥扎，与已故的老詹心里“突然有些相通”。

这种相通在书里和戏里都是稀罕的。

到源头去喝水

牟森看过很多遍电影《日瓦戈医生》，甚至认为比帕斯捷尔纳克的原著还好看，导演大卫·里恩是他的偶像。他曾用功梳理过1929年到1968年的好莱坞正典，后来给本科生讲授时，却发现学生囿于对书籍电影的阅读及生活阅历，未必适合这门课程。他把方向调整为“90后家庭编年史”，这门课程叫“叙事工程”。

新一轮授课已经开始，牟森要用三周时间，与将近20位本科生一道审视他们的生活，重点在于“如何看待每个人的家庭故事”。叙事的使命，他归结成三个词组：富有意义，传递价值，激发情感。年纪最小的学生1997年出生，大家背景各异。积累一定数量，“这么多不同的家庭背后，相同的社会性结构、情感结构就出来了。”牟森说，“家庭的故事，家族的故事，每个人都有，都活生生的在那儿，是富矿。”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牟森看到了那些不变的东西，即便社会剧烈变动，“普通的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有一种不变的东西”。用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话说，那是社会层面的“情感结构”。“震云表现的就是这个东西，超越时间、超越地域，在社会结构里面属于不变量。”牟森感叹，“这种东西岂止百年。”

4月份，牟森把《一句顶一万句》加入视觉中国课程，划分成三部分：“百姓的精神生活”“中原是一种态度”和“结伴去汴梁”。暂定三讲，各自对应一个案例，规规整整的：编年史，德国导演埃德加·莱茨的《故乡三部曲》；存在志，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启示录，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及其衍生创作。▶下转第23版

◀上接第22版

牟森想了解源头，一直期望“到源头去喝水”。“你不能在对源头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在下游某条溪水那就开始批判源头，这很可笑，但通常是我们的现实。”他想到了卡夫卡，这位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置身于时代错位当中，“他只不过是一个敏感的，有写作能力的人，是对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农村向城乡转型过程带来的巨大的人伦之痛的敏锐和表达而已。这跟中国转型相差两百年左右，只不过现在轮到我来感受这些东西。”

解决办法是溯源。牟森认为自己遵循着亚里士多德，给学生开书目，就包括这位先贤的《诗学》。他还希望清算自己成名的，却被强加许多不符合事实的标签的1980年代，甚至整个20世纪的现代派、当代艺术，“回到正典的源头”。他像学生关心自己的家庭家族一样，用长文记录自己的个人历史，“尽可能做到诚实”。

在2008年为《收获》撰写的稿件中，牟森写到自己重读《迈向质朴戏剧》一书，那是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的名作。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他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当时，牟森已经近十年没看过《迈向质朴戏剧》，他又读到了格氏的追问：“我们为什么和艺术发生关系呢？我们是要穿过我们的藩篱，逾越我们的限制，填补我们的空虚，彻底实现我们的抱负。这不是一种条件，而是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身上黑暗的东西逐渐变成了透明的东西。”

牟森相信自己生命里有颇为神秘的部分。现在他仍然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刚上大一就喜欢看话剧，为什么1986年讲出来的梦想——“拥有一个小剧团，在全世界流浪”，几年内就成了现实。《倾诉》成了自己头一部能卖票的戏剧之后，他停下了戏剧工作，硬生生叫停拟意中的《零档案》美国巡演。他也时常提到亏欠，对作家刘震云，对鼓楼西剧场的创始人李羊朵，对接纳过自己的藏地。

在导演阐释中，牟森写到了脑海中那些强大的意象。“我弥留之际”来自威廉·福克纳的同名长篇小说，书名典故又来自荷马史诗《奥德赛》，两部名著都在呈现艰难的归家。有评论家说福克纳的作品表现了“人类的勇敢”。

“七十年前的吴摩西和七十年后的牛爱国，这两个曹青娥命运中的关键人物，都因为妻子与别人偷情出走，迫于无奈出外寻找，又因为意外，变假找为真找。命中注定和命运轮回，都是一次历程。他们都是在‘和自己的命运极力搏斗，他们也同样表现了‘人类的勇敢。”

“杨百顺可以在洪水过后的庄稼地岔路口遇见下乡传教自行车坏掉的老詹和小赵。杨百顺在背负老詹前行的途中，改名杨摩西。杨摩西后来入赘吴香香家，又改名吴摩西。吴摩西用老詹死后留下的教堂图纸做了一座竹教堂，吴香香一把火烧了它们。”

“中原大地，七十年时光。一个女人，两个男人。命中注定的前世今生和命运轮回的前因后果。这是一个巨大的命运链条。”

一道光束亮起，曹青娥开始讲述自己的人生。那巨大的命运链条中，牟森也溯流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