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依然存在：《核不扩散条约》50周年

刘怡

受“9·11事件”引发的国际反恐战争影响，2002年，由本·阿弗莱克和摩根·弗里曼主演的谍战惊悚电影《恐惧的总和》（The Sum of All Fears）在全球市场斩获了1.94亿美元的票房。这部改编自汤姆·克兰西同名小说的影片描绘了一个险象环生的故事：欧洲新纳粹势力将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中丢失的一枚小型核弹偷运至美国，在巴尔的摩“超级碗”橄榄球赛现场引爆，企图诱骗美国政府相信这是俄罗斯当局策划的阴谋，继而发动大规模核反击。就在富勒总统准备下达对俄罗斯发射洲际导弹的命令之时，中情局分析员杰克·雷恩发现了事件中存在的疑点，并说服自己的旧相识、俄罗斯总统涅姆洛夫保持克制，从而在最后关头避免了核大战的发生。克兰西引用丘吉尔的金句“恐惧的总和”来描述核困境下博弈双方的心理：由于核武器的惊人毁伤效能，一切有核国家都时时沉浸在对自己可能遭受先发制人打击的恐惧中;当这种恐惧达到顶点时，“预防性攻击”将被当作现实的策略加以运用，结局则是不断升级的核报复和百万级规模的人口伤亡。

幸运之至，克兰西担忧的核战争迄今仍未发生，但《恐惧的总和》的确点出了三项现实风险：其一，相较拥核地位获得普遍认可、核弹头总数也较为透明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常”，类似以色列、巴基斯坦这样已经越过核门槛、却拒绝接受国际监管的区域强国正在成为更容易滋生危险的行为主体。其二，在中东等全球冲突高发地区，售卖核材料、核技术乃至投射工具（弹道导弹）的地下黑市规模已变得异常惊人，极端势力、恐怖分子、内战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皆游走其间，对既有的针对国家的监管体制构成了冲击。其三，美俄两国削减战略武器总数的进程自“冷战”结束以来陷入了滞后状态;从能力上说，双方依旧可以随时毁灭整个地球。

1968年7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亚特（中坐者）代表三大发起国之一，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该条约自1970年3月5日开始正式生效

2018年7月1日，《核不扩散条约》（NPT）即将迎来签署50周年纪念日。这项最初由英美苏三国发起的国际倡议自1970年3月5日开始生效，迄今为止已经获得191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的签字认可。在承认到1967年1月1日为止已经成功研制出核武器的美、苏、英、法、中五国（也是安理会“五常”）的合法拥核地位的基础上，条约确立了三大原则：1.核不扩散，即除上述五国之外的缔约国承诺不主动发展或获取核武器。2.核裁军，即5个“合法”拥核国家应致力于削减其部署的核武器的数量，同时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无核国家获得核武器。3.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即在缔约国、尤其是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现实需求的能源、医学等领域，允许各国合法交流相关信息、设备和原材料。在1970年条约正式生效之后，除“五常”之外的无核国家通过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签订《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将其和平利用核能的商业和科研活动置于国际监管之下，并有义务随时接受IAEA的核查。恐惧被暂时管制了起来，以限制其潜在的破坏力。

历经半个世纪的努力，到2018年初，全球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数量相较1968年仅仅增加了4个（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其中又只有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以及尚无核能力的南苏丹四国始终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曾与以色列秘密开展核技术合作的南非在1989年主动提出终止核武器开发进程，并销毁了6枚已经组装完成的原子弹。苏联解体之后，IAEA参与了转移和销毁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残留核武器的工作，使其成为无核国家;进入21世纪之后，又陆续主导了对伊拉克、利比亚、伊朗等国核武项目的废止和管控进程。2018年4月27日，曾两度宣布退出NPT条约的朝鲜政府也在《板门店宣言》中重新提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由于在倡导中东地区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以及参与朝鲜—伊朗核问题谈判中做出的努力，时任IAEA总干事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在20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恐惧造成的阴影毕竟尚未被彻底驱散。由于《核不扩散条约》并未就合法拥核国家的裁军进程做出明确规定和约束，美俄两国履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规定的进程在2001年START I到期之后即陷入严重滞后状态，在1993年和1997年进行的两阶段新谈判则以失败而告终。2011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虽然承诺到2018年初为止将双方实际部署的大型核弹头统一减少到1550个以下，但这一数字依然足以将地球反复毁灭数十次。2004年曝光的卡迪尔·汗核黑市网络则印证了全球地下核材料与核技术交易市场的存在，至少有3～4个核门槛国家曾经从其中直接受益。而在中東地区的动荡局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美国特朗普政府于5月8日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使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再度被核开发甚至核武器竞赛的乌云所笼罩。在《核不扩散条约》迎来50岁生日之际，恐惧依然弥漫在整个世界，并将继续考验政治家的智慧。

均势与NPT

2011年，已经从IAEA总干事任上退休的巴拉迪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背信的年代：诈术时代核外交》，书中不仅回顾了自1992年以来参与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多国核问题谈判的细节，连带也反思了NPT以及IAEA的监管机制本身存在的漏洞。在巴拉迪看来，《核不扩散条约》存在两组突出的逻辑悖反：首先，它试图建立一套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的抽象行为规范，但规范的物质基础却是5个合法核武国家间的意向一致及其对高端核技术的准垄断地位，甚至连条约的执行者IAEA的日常活动经费也是由“五常”来负担大头儿。当这5个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区域出现可能危及均势的核问题时，即使是IAEA制订的解决方案也无法摆脱出资者的影响。类似伊朗、朝鲜这样的核门槛国家更是将美国对其假想敌的核保护视为重大不公，以此作为进行铀浓缩活动、甚至研发核武器的道义理由。其次，即使是条约予以“放行”的民用核活动也会涉及核原料的开采、转换、浓缩、储存和再加工;其中每一个环节产生的产品（尤其是钚和高浓缩铀）既可以用于制备核武器，也可以用于生产医用同位素和核电站用的燃料棒，方向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动机，根本无法做细致入微的监管。一个熟练掌握民用核电技术的国家，完全可能在安全压力之下违背签约时的承诺。

这样忧心忡忡的批评，固然不无书生意气，但的确揭示了某些真相。作为一项在联合国框架内起草并生效的国际条约，NPT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强制性安排;它的诞生固然仰赖了爱尔兰、芬兰等无核和平国家的广泛呼吁，但最终仍是美苏两极核平衡的结果。而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对大规模核扩散招致的风险产生足够清醒的认识之前，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不惮于将使用核武器作为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写入国防文件。1953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推行有限度使用核武器的“新面貌”战略，将小型原子弹作为对抗苏联和中国的现实选项。在朝鲜、越南和台湾海峡，美国至少4次采取过“边缘政策”，威胁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彈。苏联的跟进亦不遑多让——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将4艘641型柴电潜艇派往加勒比海，它们每一艘都携带了一枚安装有1.5万吨TNT当量核弹头的特殊鱼雷，并获得了在必要时可以自行发射的命令。而在美国驻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附近，一枚安装有核弹头的P-1型巡航导弹被推上了发射车，准备在危急时刻投射出去。

埃及人穆罕默德·巴拉迪在1997～2009年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2005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古巴危机的解决没有改变美苏在核问题上的立场，真正的转机来自两国全球战略内在矛盾的暴露。诚如“冷战”史泰斗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言，核武器的绝对毁灭性导致它只有在被发射出去之前才具有所谓“战略价值”;一旦付诸使用，便只有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而核战略的本质是揣度对手的心理状态和承受压力的限度，为了使假想敌因为恐惧而让步，必须竭尽所能地增加本方可以给对手造成毁伤的核武器的数量：这一点对美苏两国都适用。由于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究竟部署多少个核弹头才是“足够”的，美苏两国在整个60年代像做算术题一样倾举国之力投入核军备竞赛，最终造成了荒诞的“确保相互摧毁”（MAD）状态：每个国家部署的核武器都足够将地球毁灭数十次，却依然被认为无法保证本国处于绝对安全状态。不仅如此，由于美苏的势力范围在欧洲直接毗邻，任何一个战略跟班的莽撞之举都有可能导致两国领导人被迫履行同盟义务，投入一场没有任何赢家的大规模核战争：结局将是人类文明乃至整个地球生态的彻底毁灭。

直到这时，规范全球核秩序的必要性才获得了林登·约翰逊和勃列日涅夫的重视。1966年，美苏两国就爱尔兰政府发起的“核不扩散倡议”做出公开响应，向日内瓦十八国裁军委员会（ENCD）提交了缔结国际核协议的草案。1968年7月1日，经过修改的《核不扩散条约》草案以美苏英三国为第一批发起国，分别在华盛顿、莫斯科和伦敦签字，并于1970年3月5日正式生效。条约明确规定：出于降低战争风险的考虑，仅允许在1967年1月1日之前已经完成核技术武器化的5个国家（美、苏、英、法、中）继续“合法”保有核武器，但不得向其余任何国家转让相关技术。五国同时须“怀抱诚意”进行核裁军谈判。条约签字国在“基于和平目的进行核能的进一步研究、生产和使用方面的权利”不受限制，但需要被置于IAEA的指导和监管之下。新中国由于当时尚未重返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直到1992年才分别与美俄英三国达成一致，同年法国也签署了该条约。

将安理会“五常”设定为合法核武国家的安排，看似简单粗暴，却在不经意间暗合了全球均势的分布。作为联合国首批发起国和“二战”胜利方的代表，美苏（俄）英法中五国在人口、制造业产能、国际作用乃至历史地位上都是战后世界秩序的维护者。承认五国在核问题上的优先地位，将使既有的、基于“二战”结果的权势分布和世界秩序得到延续，维持了全球范围内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而因为“五常”已经对武器级核技术实现了事实上的垄断，禁止其向无核国家出口相关技术和设备将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秩序破坏者的出现。

不仅如此，“五常”拥核的格局还能有效确保区域均势，使小规模冲突和摩擦不至于发展成毁灭性的核战争。在《核不扩散条约》生效之前，瑞典、西德、南斯拉夫等国基于自卫考虑，都论证过独立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而在缔结该条约之后，美苏两国围绕核弹头及其投射平台的储存、部署和出口，达成了一系列具有实质性约束力的协议和默契。美国说服西德等国放弃自行研发核武器的计划，以“北约”框架下的核共享方案作为替代：美方平时将少量空射核弹储存在比利时、西德、意大利、加拿大等国的美军基地内;只有当苏联对西欧和北美发动正面进攻、东西方阵营间的全面战争已确定不可避免时，它们才会被搭载到上述国家的军用飞机上。这种做法既足以缓解盟友的安全焦虑，又使其不必冒违反条约的风险。莫斯科同样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努力——1969年4月朝鲜空军在日本海上空击落美军侦察机后，为了防止东北亚安全危机升级，苏联始终拒绝向平壤提供具有核投射能力的中短程弹道导弹技术。莫斯科对中东和东欧战略伙伴的弹道导弹出口，也严格遵循着“仅提供型号较旧的成品，不转让生产线”的规矩。至于部署在波兰、东德等“铁幕”前沿国家的战术核武器，它们始终处于苏联驻军的绝对掌控之下，直至1994年最后一批俄罗斯军队撤出德国领土。

在均势问题上的共识，还使各大国敢于果断就违反条约规定的行为做出惩戒。1988年，为阻止台湾当局获得武器级核技术、从而动摇两岸战略平衡，美国秘密策动“中山科学院”核物理学家张宪义出走海外，并会同IAEA废止了台湾的核武开发设备。1988年安哥拉内战结束后，为消除非洲地区的战略不稳定因素，美国还压服南非政府接受了销毁一切核武器并停止后续开发计划的要求。这些措施和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废核”进程一道，对让人们得以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后“冷战”世界里，意义至关重大。

好孩子，坏孩子

在《核不扩散条约》生效之后，对全球范围内核开发以及和平利用核能过程的监控通常并不由“五常”直接遂行，而是借助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作为中介。NPT签约国通过与IAEA缔结单独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承诺将本国进行民用核能利用和经济性、科技性核开发的详情及时申报给IAEA，并接受国际专家组对其核设施和核材料的定期检查。1997年，IAEA理事会又通过了《附加议定书》草案，将核查的整个流程变得更加规范化。截止到2014年，IAEA每年可以获得会员国3.44亿美元的日常经费贡献，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核安全监管、防扩散行动和经常性核查;另外主要核国家还建立了一只额度为9000万美元的核技术合作基金。

尽管IAEA的工作成績有目共睹，巴拉迪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可观的国际声望，但在《背信的年代》中，他依然对现行机制存在的漏洞提出了质疑。最明显的缺陷是，IAEA执行的完全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监管——它无权进入《保障协定》签署国未申报的设施和机构，只能就对方愿意公开的项目做出评估和监管，实际上留出了巨大的管控盲区。它没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在一些核门槛国家进行检查和监督作业时的成效完全取决于“五常”提供的机密信息，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被大国的权势和好恶所左右。它甚至无法对拒绝履行义务的国家做出惩罚：尽管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凡NPT签约国均有义务接受《保障协定》及其议定书，但不止一个国家选择了仅履行部分义务，或者反复延宕核查人员的工作日程。例如，以色列身为IAEA的169个成员之一，始终拒绝在NPT上签字。而利比亚作为NPT签约国和《保障协定》的承诺执行者，到2004年为止一直在秘密推进核武器的开发;但因为该国政府并未申报相关情况，IAEA对此浑然不觉。截止到2018年初，NPT的190个签字国家和地区政府中只有不到2/3实际履行了《保障协定》所规定的义务，而IAEA对此无能为力。

《核不扩散条约》基于“大国一致”的前提，IAEA高度依赖大国提供情报和资金的现实，乃至《保障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的非强迫性特征，直接导致了核查行动的遂行以及对违约行为的惩戒完全受个别大国的意志所左右。美国及其盟友在《保障协定》规定的义务之外，另立一套先入为主的区分“好孩子”和“坏孩子”的标准，并将其付诸实践，而IAEA对此鞭长莫及。例如，2004年韩国宣布执行《附加议定书》之后，国际专家组在核查过程中发现了违规进行铀浓缩和钚分离试验的证据;但由于美国的偏袒，“好孩子”韩国的行为并未被申报给联合国安理会。以色列一直是抵制NPT和核查行动最激烈的国家之一，但从未有欧美主流国家试图对其进行制裁。而对同样拒绝签署NPT、且彼此间具有敌对关系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美国至今仍在实施对后者的经济和技术制裁，却在2008年推动印度与IAEA签订了单独的《保障监督协定》，以恢复欧美核电巨头对该国的民用核技术出口。这种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甚至使IAEA的公信力也遭到了广泛质疑。

2018年4月27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双方在随后通过的《板门店宣言》中提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在最近30年里全世界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三场核危机（伊拉克、朝鲜、伊朗）中，英美等国对“坏孩子”的另眼相待，都曾经造成过显著的不良后果。1991年伊拉克宣布执行安理会第687号决议、接受国际社会对其核设施与核材料的检查之后，IAEA专家组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其中多位成员由美国派出）同时抵达巴格达，随即产生了严重分歧。尽管IAEA专家组对伊拉克政府的动机极不信任，并且的确发现了隐藏的铀原料和进行违规铀浓缩、钚分离活动的证据，但他们严格遵循《保障协定》的规定，仅仅倾向于评估伊拉克核活动的技术水平、实际规模及其潜在的生态危害，而无意就该国核武库的可能规模以及使用倾向下结论。与之相反，和专家组同行的联合国美籍代表（其中一人正是日后负责1994年朝鲜核问题谈判的罗伯特·加卢奇）多次以恐吓和谴责的方式对待伊拉克核物理学家，并将核查过程中搜集到的情报优先提供给美国国务院，而不是IAEA或安理会。美国政府甚至曾经尝试利用国际核查行动，向伊拉克内部安插本国情报人员。

在2003年英美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对伊拉克发动全面战争之前，IAEA专家组重返巴格达，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检查，结论是：尽管伊拉克在1997年销毁大部分核原料、技术情报和加工设备之后，的确尝试过重启核计划，但远未达到制备核武器所需的水平。而这一结论并未能阻止英美对伊拉克动武。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美方独立组建了“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组”，在历时两年半、花费30亿美元之后，只得出了一项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2003年时的指控“统统错了”。但死于入侵的万千生命却已无法挽回。

对朝鲜和伊朗这两个同样被归类为“坏孩子”的国家，美国因为抱有不同的战略预期，采取了做法大不相同的路线，唯有结果是高度一致的：最终都干扰了危机的有效解决。由于预判朝鲜政权在短期内就将因经济崩溃而瓦解，并且不希望迁就中俄等国的利益，美国在1994年越过IAEA，单方面与朝鲜达成了《框架协议》，试图以提供两座轻水反应堆作为交换，劝诱平壤当局放弃核计划。而在《框架协议》的执行时限内，美方并不支持IAEA核查人员重返平壤、对朝鲜的核项目和核原料建立常态监控。这最终造成了一个全盘皆输的局面：从1994到2002年，朝鲜是否有效执行了《框架协议》的规定完全无法获得确认。在2002年美朝两国先后宣布退出协议之后，朝鲜很快在2006年10月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并最终制造出了真正的核武器。

而对伊朗的核计划，巴拉迪基于2003年检查其核设施的结果，明确得出结论：德黑兰当局进行的铀浓缩和钚分离活动的规模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直没有出现显著扩大，距离制备核武器的距离相较朝鲜要远得多。伊朗进行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逼迫欧美国家回到谈判桌上、与其做一场“大交易”，彻底解除1979年以来的经济制裁，并承认德黑兰作为波斯湾领袖之一的地位。因此，即使是最强硬的伊朗政治家也愿意继续保持和IAEA的接触，并曾多次邀请外国专家进入其核设施。然而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是与其中东安全政策联系在一起的;鹰派政客将白宫在这一问题上的姿态视为风向标，认为一旦选择缓和，将令以色列、沙特等本地区盟友怀疑美国履行盟约义务的诚意，故而始终秉持寸步不让的立场。这反过来又刺激了伊朗人的自尊心和大国情结，使其明知对抗不是最终目的，也要硬着头皮做出还击、继续展现誓不屈从的姿态。

2015年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原本可以成为一种“中间路线”：它规定伊朗须在2025年之前拆除其现有离心机总数的2/3，并将其已经制备并储存的大部分浓缩铀和重水运往俄罗斯做再处理，以此换取欧美国家解除经济制裁和海外财产冻结。然而时隔不到3年，美国政府的“坏孩子”情结再度爆发：5月8日，特朗普政府以核协议未设置“日落条款”作为借口，宣布退出联合行动，并从11月4日起恢复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此举的用意显然不在核问题本身，而是因为德黑兰在叙利亚和也门的战略攻势使美国感受到了威胁。就这样，核外交的成果再度沦为大国霸权和心理偏见的牺牲品，后果却要由整个中东世界共同承担。

不只是国家

诚如巴拉迪所言，由于“合法”的民用核开发与“非法”的核能武器化在技术上存在大面积重合，并且国家的动机往往会随安全形势的变化发生潜移默化的逆转，现行的核查机制实际上远不足以打消中小国家政府对核武器的觊觎。2003年，即伊朗的核活动第一次被公之于众之时，IAEA曾经设想过建立一套集中的核燃料循环设施，由多个核能大国共同监管。IAEA的一切成员国、尤其是其中技术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小国家，如果希望利用核能来满足在能源和医学方面的需要，都可以向该设施申请获得燃料棒，使用完毕后的燃料棒也须交还以进行统一的再处理。这样一来，各小国无法再单独进行核原料的浓缩和再加工，因之避免了违规的铀浓缩和钚分离活动的出现，从而有助于降低秘密研发核武器的可信性。为支持这一倡议，著名投资家和慈善家沃伦·巴菲特提出捐资5000万美元建立由IAEA监管的全球民用核燃料储备库，随后美国政府也将为其注资1亿美元，以逐步实现民用核能事业的“共有、共用、共管”。这也是重构现行核监管体制的重要一步。

然而一旦论证开始进行，方向很快出现偏差。对核燃料储备国际化最为热衷的几个国家是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它们大多已经在核电领域形成了可观的技术储备和产业规模，行事动机既受政治利益左右，也有经济考虑在内。为了实现对核燃料供应和后期处理的垄断，这6个国家联名向IAEA上书，要求有意向使用国际核燃料储备库的国家必须首先声明放弃一切形式的铀浓缩和乏燃料棒再处理活动，并接受IAEA的检查，随后才能提出申请。这种做法不仅使类似伊朗这样的地区大国感到尊严受损，连带也引起了日本、巴西、阿根廷等国的疑虑——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了完善的民用核电技术与核燃料制备、处理能力，只是产业规模或技术水平稍稍落后于第一档国家。为了极其有限的利益，却要付出丧失核能自主性的重大代价，无论如何不可能被接受。建立全球核燃料储备库的倡议最终胎死腹中，在可见的将来都缺少付诸实现的机会。

意味深长的是，当中小国家依旧在为核能自主的权利争执不休之时，新的威胁已经在暗中滋生。2004年初，巴基斯坦政府被迫对外公布称：享有该国“原子弹之父”盛誉的核物理学家阿卜杜拉·卡迪尔·汗（Abdul QadeerKhan）博士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即运营着一套触角遍及全球的地下核黑市网络。出于个人政治倾向和谋取经济利益的考虑，卡迪尔·汗利用他在欧洲铀浓缩集团（Urenco）服务期间的便利，获得了制造多种离心机（用于铀浓缩过程）的图纸和供应商渠道信息，并出售给伊朗、利比亚等国。从1987年开始，这类交易持续了整整16年，涉及分布在马来西亚、南非、德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企业。这些公司的业务看似并无直接关联，然而当他们将各种分别制造的零部件辗转运往客户国并组装起来之后，却可以形成完整的铀浓缩系统，从而为制备核武器及其原材料的目标服务。卡迪尔·汗从核黑市中获得的直接收益仅为4亿美元，但却使至少3～4个核觊觎国家进行铀浓缩活动的能力获得了大幅提升，潜在的安全威胁无法估量。

IAEA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认为：即使是在卡迪尔·汗的黑市网络被披露之后，它所造成的长期负面影响仍在延续。为交换投射核武器所需的中程弹道导弹载具，巴基斯坦当局在1993年通过卡迪尔·汗网络向朝鲜提供了离心机技术和欧洲设备制造商的渠道，对朝鲜的核武器研发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朝鲜随后又将相关设备出口到叙利亚，即2007年被以色列空军炸毁的代尔祖尔疑似核设施。另外，伊朗铀浓缩活动规模的扩展也和卡迪尔·汗的技术支持具有直接关联。和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官方核技术合作相比，这类通过黑市进行的交易危险系数更高，也更难于监控，已经对基于国家间一致的《核不扩散条约》构成了更严峻的挑战。东北亚和中东的地区均势因此发生了决定性的重构，反过来又恶化了相互敌视和戒备的态势。

同样棘手的还有核武器投射载具（弹道导弹）技术的扩散。尽管在2018年初的世界里，依然只有安理会“五常”装备的洲际导弹足以随时击中地球任何区域，但从1991年至今，“导弹复兴”（Missile Renaissance）在亚洲和中东已经成为普遍潮流。在1/4个世纪里，朝鲜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从1200公里跃升到了1.3万公里，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色列—沙特和伊朗这两组假想敌各自具备了攻击假想敌整个版图的能力，甚至连也门胡塞武装也可以持续向沙特和阿联酋发射上百枚中短程弹道导弹。在也门和叙利亚，非国家交战团体、甚至极端势力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及其投射载具的难度正在大大降低，而这在现行监管体制下却属于盲区。类似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这样因意外导致的核事故，也在考验IAEA应对突发危机的管控能力。

当《核不扩散条约》迎来50岁生日之际，人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摆脱大国间全面核战争的风险;然而在“五常”以外，核安全两难以及非国家要素造成的威胁依旧存在。朝鲜政府将如何兑现其关于实现无核化的承诺，伊朗又是否会继续遵守在2015年夏天许下的诺言，都还存在巨大的疑问。而在地平线上，新的规则挑战者已经出现：今年3月，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在CBS《60分钟》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倘若伊朗恢复发展核武器，沙特將“在最短时间内匹配这一行动”。恐惧的总和并未消散，它依然存在。

（参考资料：《The Age of Deception：Nuclear Diplomacy in Treacherous Times》，Mohamed ElBarade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