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产权保护的域外经验

陈宇

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产权占有重要地位。不同的文明、国家与社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风格各异的保护方式。探究域外，尤其是西方国家产权保护经验，对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观念

制度未建，观念现行。

西方产权保护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其文明的摇篮时期， 即古希腊。到了罗马法时期， 形成了十分发达的个人财产保护制度。但是， 西罗马帝國灭亡之后， 欧洲历史进入到中世纪， 在神学统治下， 产权观念的发展受到了抑制。直到欧洲商品经济重新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产权观念才重新得以发展。

资本主义革命时期， 个人财产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里， 地位不断上升。财产权被推举到天赋人权的高度， 逐渐被赋予物质利益之外的更多意蕴，直至在观念上被神圣化。人们相信，财产权是与生命权、自由权同等重要的基本人权之一，且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例如，洛克认为， 财产权是每个人都享有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普遍天赋权利。他认为，财产是劳动创造的， 只要凝结了人类的劳动， 自然物就被赋予了非自然的价值，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该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即便是后来，人们通过契约而结成共同体的过程中，这一天赋权利也从未被转让出去。

资本主义思想家还认为，人格尊严和个人意志可以通过财产权来表现， 尊重财产其实也是尊重人格。比如，康德认为财产权是人格的延伸，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外部表现，人只是在对财产的绝对占有和支配中才具有人格和价值，“唯有人格才能赋予对物的权利， 所有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物权就是人格本身的权利”。因此， 侵犯产权就是侵犯了人格和自由。

西方产权观念还将个人财产权与自由、民主以及限制政府权力联系起来， 发掘出了产权的政治意蕴。如洛克认为，政府的核心目的是对公民财产的保护。一个政府， 如果侵犯公民产权， 则不是合法政府。他甚至认为，财产权具有重要和基础地位， 生命权和自由权是财产权的延伸。

卢梭也将财产作为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他在《政治经济学》里写道：“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 是公民订约的真正保障。”由此，产权的正当性得以完全确立， 神圣意蕴得以初步阐述。

通过思想家们的论证，个人财产和产权正当性日益增加， 神圣色彩日渐浓厚， 最终取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社会地位和名誉， 并取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可，为当代西方国家产权保护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异常严格的保护机制

西方大国的兴衰，近代各国的沉浮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凡是私人产权得到很好保护的国家，总能跨越发展的种种陷阱。史学家们总结英国与荷兰在17世纪，超越了法国与西班牙的原因时，多归功于对产权的有效承认，及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

而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严格异常的产权保护机制。根据这种机制，需要保护各类产权的安全性和持续性，使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切实受到国家法律的平等保护，让各方主体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在产权保护观念的影响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当中。追溯历史，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的《自由大宪章》，其核心内容就包括产权保障。文件要求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国王任意侵夺，并明确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这被认为是英国，乃至世界近代宪法私有产权保障的开端。

此后，产权保护原则在美国和法国也陆续得以确立。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深受洛克“自然权利”思想影响，认为私有财产权保障，体现在其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之中。为了保护产权，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凡是私有财产，非有正当补偿，不得收为公有。”第十四修正案：“各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最终在美国得以确定。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十七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须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1799年法国宪法规定，严禁侵犯私人所有权。受英、美、法三国影响，西方各国纷纷立宪明确产权不可侵犯性。

在西方国家，对于产权的保护，不仅是纸面的条文，更形成了丰富的法治实践。以土地产权保护为例，在中国购买房产普通住宅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商业用地年限为50年。而海外地产的土地产权形式则90%以上为永久业权、世代相传。

与此同时，法律保护土地租借权。土地租借权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年限的租借权，土地契约中明确表明租借期限，每年租金多少，及是否有续约权。另一种是无限的永久租借权，租借人每年均须依租约付一定的土地租金，从而永远拥有此土地使用权。所以实际上这类永久租借地与永久业权土地意义上区别不大。

在法律中，公民住宅也是自己的隐私保护区，正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很多美国电影里都有夜闯民宅的不速之客，被房主举枪击毙的情节。19世纪德国“波茨坦磨坊”的故事脍炙人口：有法律为后盾，即便是威风凛凛的威廉一世皇帝，也无法随意拆除平民的破旧磨坊。

在美国佐治亚州的雅典城，有一棵“拥有自己的树”。一百多年前，这里的一位老人因担心自己去世后，后院里的一棵老橡树“遭遇不测”，便在遗嘱里把这棵树的所有权，连同树下八英尺半径的土地赠给了这棵树。随着城区发展，后院变成了街道，老橡树和围在它周围的栏杆正好在路中央，阻碍了交通。但是，在要不要移走这棵树的听证会上，附近社区的居民认为，公众受影响的利益，在质和量上并没有压倒这棵树的财产权。最后，这棵树保留了下来。

这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力证了产权受到严格保护的法治实践。

不无必要的限制条件

在西方国家看来，文明始于产权，始于对公民财产的尊重和保障。财产是公众自我发展和寻求幸福的基础，是否许可个人合法地追求财富，并对这些财富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不仅对个人意義重大，也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20世纪以来， 西方国家的产权保护，在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下，又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来源于近代个人产权观念的固有缺陷。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毫无限制的自由竞争不可避免地引发出种种深刻的矛盾，形式上的公平和自由竞争为实质上的不平等和垄断所代替， 经济危机频发、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对立加剧、社会运动此起彼伏， 西方世界孕育着危机。

在这种条件下， 受到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一部分思想家开始注意到现实中的分配不公， 他们抨击不择手段追求财富的社会现象，重新考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对私有财产的神圣色彩进行淡化， 主张对产权的保护需符合社会整体利益。

这种观念反映到实践中，即形成了保障，并依法进行限制的产权保护制度。标志着这一重大历史变迁的里程碑，就是 1919年德国制定的《魏玛宪法》。

《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所有权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应该同时有助于公共福利”，第156条第1款规定“国家根据法律，准用有关公用征收的规定，可以给予补偿将适合社会化的私有经济企业变成公有”。自《魏玛宪法》以来，各国宪法中关于产权的规定发生了变化，在继续确认和保障产权的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新的、以宪法规则的方式规定的内容，即国家有权对财产依法进行征收和征用，同时给予补偿。

1947年《日本国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私有财产在正当的补偿下，得为公共福利而使用”；1947 年《意大利宪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私有财产在法定情况下，得有偿征收之”；《德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财产权负有义务，即其使用应有利于公共福利。为公共利益起见，财产可以征收，征收应依法实行，并依法确定征收方式和赔偿金额。”

美国法律史专家更是概括说，如果说在19至20世纪之交，财产还意味着权力，那么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财产则在法律上意味着责任。例如，财产法中增加了生态限制的内容，产权所有者受各种立法限制，不得污染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产权制度出现的这些新的变化， 绝不是对传统的产权观念的否定，而是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毕竟，保护各类产权不受侵犯，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宪法原则。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关于产权制度的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财产权不得侵犯；二是财产权的行使应该有利于公共福利；三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公平补偿的情况下，可以征用私有财产。简言之，保护条款、限制条款与补偿条款共同构成了西方国家法律对产权的保障与限制。

或许，西方社会在财产权和福利权、个人财产与社会利益之间，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