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而又健忘的人类啊

徐涛

一个司机，利用滴滴顺风车平台，杀死了一名年轻的空姐。看到这则新闻，我很震惊。

回想起来，技术公司在我脑海中基本上依然是正面阳光的形象。一个新App、新产品出来时，我乐意做小白鼠；我也为Uber和滴滴的出现欢欣鼓舞；我还帮我爸妈装上滴滴软件，绑定好信用卡，告诉他们这些技术产品方便好用，值得信赖。

也就是说，我有一种思维定势：我假定公司（尤其是技术公司）是善的；直到有些不良的端倪，甚至出了恶性事件，我们才会质疑它的恶。

审视这种思维定势，会让我这个学法学7年的人感觉很奇怪。因为多年法学理论的学习沉淀下来一个结论是：我们需要假定人性本恶，让好的制度来保证更多的善。但如果追问一句，如果假定人性本恶，那公司难道就会“本善”吗？

公司是虚幻的共同体，它是法律世界中的一个概念。而在物理世界中，公司是人的组合。当公司因为担心华尔街而定下一个策略时，是CEO和诸多高管想要取悦那些给他们钱的人；当软文稿铺满整个互联网时，也许只是公关希望减少在面对老板时的不安。

而且，如果再追溯一下，其实公司作为坏人的形象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例如1950年代，当科学家终于发现了烟草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时，烟草行业的巨头开始利用广告和新闻稿，大肆宣传烟草和肺癌之间只有相关性但没有因果关系，并指责科学家“离开剂量谈毒性”。

技术行业中的公司和这些公司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就因为它们在高喊“不作恶”或者“让世界变得更好”，它们的自我道德约束就能比个人的自我道德约束更有效吗？

权力需要制衡，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而深究起来，公司也拥有着超越个人的一些力量，例如它们拥有比个人更巨大的财力，有更强大的游说政府的关系。个人面对公司的时候，就像个人面对政府一样渺小。

进入数字时代之后，这些公司比传统公司拥有更多的，是海量的个人信息。在滴滴顺风车的这个案件中，滴滴比作为国家机器的公安部门都更早知道谁是嫌疑人，它可以行使以前只有公权力动用大量社会力量才能做到的事情：向整个社会发出悬赏。

所以你说，当它们滥用自己所拥有的力量时，比公权力差很多吗？

我并不想直接跳到结论，也不是想说政府应该把企业管得死死的，这个话题需要更多思考和讨论。也许这个世界需要有更精妙的制衡。

也许这意味着需要给调查记者和高质量的媒体以生存空间，在公司发生更糟糕的事情之前就让其暴露出可能的风险。这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纽约时报》曾做过系列调查报道，指出可口可乐公司饮料和肥胖问题之间有关系，并且可口可乐试图通过资助研究者来隐藏事实。在这些报道之后，可口可乐公司不得不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它们之前资助的大部分研究者和卫生机构。

但在被自媒体和“今日头条”等平台冲击的时代，这种给予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来自哪里呢？

又或者，市场机制是否能发挥作用，就像广告商被Facebook上假新闻的坏名声吓坏了，所以撤掉了一部分投放在Facebook上的广告。但这种作用，是不是就意味着它能起作用，必定是已经发生了足够糟糕的情况？滴滴就是惹出了命案才遭到了如此严厉的声讨。

另外，一定会有人说，我们对技术企业抱有这样的看法，会扼杀创新。在硅谷，彼得·蒂尔或Sam Altman已不止一次表达了这个观点。例如他们会声称在用户数据和隐私问题上的保守，使得硅谷的人工智能研究正在被中國超越；或者说硅谷公司没有能够采用“996”的制度，使得创新步伐比中国慢了很多。

我们人类珍视的价值颇多，这些价值经常会彼此冲突，例如平等和效率的冲突，自由和秩序的冲突。而创新给人类带来的价值也不过是诸多价值之一，具体情境下，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价值、放弃什么样的价值，也是生而为人必须要有所选择取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