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词汇共时和历时比较研究的意义

文章认为汉语词汇纵横两向综合比较研究是汉语词汇研究的必然趋势，可以解决以下目标：1.扩展研究范围，深化对汉语词汇学的理论探讨；2.可以探讨方言学的一些问题，如汉语方言词汇的共性和差异，方言词汇的历史传承及其反映出的历史层次，汉语方言词汇的区域类型特征和方言分区等；3.加强语义学问题的研究；4.探讨汉语词汇史的问题；5.宏观词汇学：汉语方言词汇区域类型特征与历时类型特征的联系，研究词汇演变中语言接触等关系；6.了解普通话词汇的来源及方言分布、方言与普通话的相似度等问题，为方言区推广普通话服务。作者认为进行汉语词汇比较要坚持几个基本观点，即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观点、系统观点、宏观语言学观点等，应从基本范畴层次词汇入手。汉语；词汇；比较研究H03A011609〖=〗比较词汇学已成为汉语词汇学的新进展[1]。近年来汉语的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出现了新的进展，那就是李如龙提出并大力倡导的汉语词汇纵横两向综合比较研究模式。他认为，对汉语词汇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应把古今汉语串联起来，比较古今共同语及方言。现代汉语共同语词汇的诸多现象离开古汉语、方言是说不清楚的，有些问题需要联系历史，而有些词汇史上的问题又需要联系方言。汉语研究方法上，同时考虑古今南北，无论对解释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词汇特点还是研究汉语词汇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都是十分必要的。[23]张志毅等在《汉语词汇学的创新问题》中指出：“李如龙先生倡导的方言间词汇比较研究、古今词汇比较研究，在中国词汇研究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前景之广阔，成果之丰硕，是可想而知的。”[4]汪维辉在《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常用词演变研究逐步向纵深推进，其中表现之一就是由单纯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相结合。[5]但是从目前汉语词汇研究的现状来看，真正把共时与历时结合起来考察汉语词汇的相关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而且有些基本词历时演变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其在方言中的大体分布情况，但没有真正把历时研究与共时分布结合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另外中古与近代汉语词语考释中也有联系方言的做法。汉语词汇共时与历时研究结合不够深入的主要原因是历时与共时综合比较研究的内容和目标不太明确。一、 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李如龙认为现代汉语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必须从共同语和方言的事实中归纳出词汇的系统来，并特别注重考察基础方言的词汇、共同语的词汇和其他方言词汇之间的相互作用。限定于共同语范围内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可以理解为狭义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即使是研究狭义的现代汉语词汇学，也应比较这些异同，才能分清广义的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和狭义的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把现代汉语共同语词汇与古代汉语词汇进行比较，分清基本词汇中哪些是上古、中古、近古时期传承下来的，哪些是现代创新的，哪些是从外族语言借用的，哪些是从方言吸收的，这对理解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词汇特点十分重要。对汉语词汇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应把古今汉语串联起来，比较古今共同语及方言。现代汉语共同语词汇的诸多现象离开古汉语、方言是说不清楚的，有些问题需要联系历史，而有些词汇史上的问题又需要联系方言。[3]所以汉语研究方法上，同时考虑古今南北，进行古今南北综合比较研究，无论对于解释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词汇特点还是研究汉语词汇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都是十分必要的。此处“古今南北综合比较”即本文“共时与历时综合比较”，也叫“纵横两向综合比较”。〖=BW（〗章黎平等：论汉语词汇共时和历时比较研究的意义〖=〗汉语词汇共时与历时综合比较的对象和范围可以概括为：所指相同，能指发生历时演变和存在方言差异；能指相同，所指发生历时演变和方言差异及其历时演变和方言差异的联系。张志毅等认为，研究汉语词位和义位的共时变化和历时演变，是现代词汇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6]。汉语词汇共时与历时综合比较研究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分清轻重缓急、有步骤、分期分批地进行。首先可以从基本词汇做起。李如龙认为：“方言调查、做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是应该从日常生活的高频词入手的。”[7]我们主张用基本范畴词汇这个概念，汪维辉等所考察的古今发生更替的常用词，也属于基本范畴词汇。李如龙强调“词汇比较研究的重点必须坚决转移到基本词汇上来”[3]，他在《汉语方言学》中列举的汉语方言差异较大的基本词汇，均属于基本范畴词汇，如：锅/鼎/镬/煲/釜，坟/墓/地/冢，睡/睏/睏觉，寒/清/冷/冻，等等。二、 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对汉语进行整体的、宏观的综合研究，才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能用来解释汉语的各种语言事实的语言学理论，包括共时的结构特征的理论和历时的发展规律的理论。”[3]但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和研究目标的不同，汉语词汇综合比较研究的层次和深度也会有差别。下面谈谈对汉语词汇共时与历时综合比较研究目标的粗浅看法。〖=BT4（〗1. 扩展汉语词汇研究的范围，深化对汉语词汇学的理论探讨〖=〗完整的汉语词汇学，应该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及各方言的共同特征、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及其不同方言的词汇的共同发展演变规律。通过纵横两向比较，能拓展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课题，补充或修正目前汉语词汇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如关于基本词汇的性质问题，经典提法是：稳固性、能产性、全民性，虽然有人对划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提出过其他的标准，如刘叔新提出“历史悠久”和“当代社会普遍常用”，[8]233但没有动摇这三个特征作为基本词汇性质的经典地位。我们从汉语词汇共时和历时综合比较来检验基本词汇“稳固性”特征。首先是如何理解基本词汇的稳定性。符淮青说：“稳固性不能理解为它的语音形式和意义没有发生变化。它的语音形式从上古音变为今音，它的概念义有不少也随着人们的认识发生深化。所谓稳固性是指它存在很长时间，在长时间中它的指示范围是稳固的。”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这里没有区分基本词汇和基本范畴词汇两个概念。从历时视角看，判断基本词汇是否具有稳固性的标准应该是：古今表达的基本范畴未变，所用词位是否发生变化。这里涉及两个参数：所指（范畴、义位）和能指（词位），其中所指是常量，能指是变量。基本范畴是常量，词位是变量。古今表达的基本范畴未变，所用词位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就说基本词汇具有稳定性；古今表达范畴未变，所用词位发生了变化，甚至发生了更替，我们就说基本词汇不具有稳定性。与基本词汇理论中基本词汇的稳定性相对的是基本词汇的更替性。从汉语史上看，基本词汇发生更替倒是较为常见的，其替换过程被认为反映了汉语词汇史的基本面貌。如下面几组基本词汇，从古到今也发生了变化。“吃”语义场“吃” 更替“食”[9]；下肢语义场，在“踝下”义位上“脚”替换“足”，在整条腿义位上“腿”替换“脚”[10]。纵观汉语史，属于基本词汇的人体词发生了很多变化，“肢体的名称自然也很早就产生了。它也是属于基本词汇的，但是它的稳固性没有自然现象的名称的稳固性那么大。几千年沿用下来的只有‘心‘手等很少的一些词”[11]496。据考察，从古至今只有“手”“心”“肝”等少数几个词的词形和词义没有发生变化。[12]在基本颜色语义场中，上古汉语由一个词“青”表达的颜色范畴，到了现代汉语变为由两个词表达；[13]下肢动作语义场，在与普通话“跑”相对应的义位上，“跑”代替“走”；在穿着义位上，“穿”替换“着”；睡眠语义场，从上古到现代发生了“寝”“卧”“眠”“睡”的历时更替；在炊具语义场，“锅”替换“鼎”“镬”。[14]在汉语词汇史中，基本词汇或常用词的历时更替研究是一个重要课题。所以说，从历时角度看，说基本词汇具有稳定性特点，是不准确的。对此，苏培成提出基本词汇的时段性问题[15]。这与基本词汇稳定性的历时视角又是相矛盾的。从共时角度看，无所谓稳定与否。作为词汇范畴，基本词汇是存在的，汉语词汇发展的事实是，基本词汇既具有稳定性，也存在更替性。而且基本词汇发生更替是较为常见的。基本词汇的“稳定性”和“更替性”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排斥关系。古今汉语的基本词汇也有一部分是亘古不变的，不同的时代都有、也只能有部分的更替，这是语言的渐变性所决定的。其次是如何理解基本词汇的全民性。基本词汇是否具有全民性，判断标准是：不同方言间，相对应的义位或指称对象，所用词位是否相同。现代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存在着词汇差异，这是基本事实。与普通话“吃”相对应的义位，粤、闽、客方言用“食”，建瓯方言用“馌”，吴、湘、赣的大部分方言点用“喫”，官话方言大都用“吃”。[9]与普通话“脚”相对应的义位，闽语用“骹”，其他方言用“脚”，雷州方言也说“骹板”，温州方言也说“腳腳/腳儿”，温州方言也说“腳骨”，南京方言也说“腳巴”，成都方言也说“脚爪爪/脚板”，柳州方言也说“腳板”，徐州方言说“腳丫子/腳巴子”。与普通话“腿”相对应的义位，闽语用“骹”，粤、客、赣、湘、吴方言用“腳”，官话用“腿”。[10]基本颜色语义场，与普通话“黑”相对应的义位，闽语、客家话、平话及粤语的广州方言、赣语的黎川方言用“乌”，其他方言用“黑”。[13]据解海江和章黎平考察解海江、章黎平：《汉语词汇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与普通话“走”相对应的义位，有的方言用“行”，有的方言用“走”，还有的方言用“跑”。与普通话“站”相对应的义位，有的方言说“徛”，有的方言说“立”，有的方言说“站”。“穿着”义位，闽语用“颂”，粤语和客家话用“著”，官话区用“穿”。与普通话“睡”相对应的义位，南方方言用“睏”，北方方言用“睡”。“房子”义位，有的方言说“室”，有的方言说“厝”，有的方言说“屋”，有的方言说“房”。“儿子”义位，有的方言说“囝”，有的方言说“崽（仔）”，有的方言说“子”，有的方言说“儿”或“儿子”。与普通话“锅”相对应的义位，有的方言说“鼎”，有的方言说“镬”，有的方言说“锅”，还有的方言说“煲”。董绍克等先后做过汉语方言词汇差异的比较研究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董绍克、李炎、赵红梅：《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和《汉语方言词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年。等几份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汇集材料也都证明了汉语方言间存在词汇差异的事实。方言与方言之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越是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方言差异越大。所以广义的现代汉语中，基本词汇的特点不是全民性而是差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基本词汇具有全民性特点，而必须把对象限定在特定的语言或方言系统中。语言系统有广狭之异，有大小之别，即使是同一个大方言区的不同次方言区之间或次方言区的不同方言点之间，有些基本词汇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如在与普通话“孩、孩子”相对应的义位上，同在官话方言区，北京、东北官话使用以“孩”为主要语素构成的词位，胶辽官话的牟平话、冀鲁官话的济南话、中原官话的徐州话、洛阳话都以“孩子”为主要词位，中原官话的万荣和西安、兰银官话、江淮官话的南京话以及晋语以“娃”或以“娃”为主要构词语素构成的词语为主要词位，西南官话以“崽”或以“崽”为主要构词语素构成的词语为主要词位。同为江淮官话，南京话说“娃儿”“娃娃”，而扬州话说“霞子”，所以基本词汇全民性应该是指在普通话及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中普遍通用。基本词汇的“全民性”不能认为和方言的“地域性”是矛盾冲突的。方言的基本词汇在本方言区也是全民共通的，不分阶层、不分年龄和性别的。许宝华也肯定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方法，他说不同方面、不同视角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积累多了，有了比较可靠的研究结论，就能上升到理论，逐步提高方言词汇学乃至整个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水平。深入开展方言词汇调查，进行词汇层面的多课题研究，将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词汇体系和汉语词汇学理论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16]〖=BT4（〗2.拓展汉语方言研究的范围，深化汉语方言研究的目标〖=〗汉语词汇综合比较研究方法，可以探讨方言学的一些问题，如探讨汉语方言词汇的共性和差异，研究方言词汇的历史传承及其反映出的历史层次，探讨汉语方言词汇的区域类型特征，深化方言类型学问题的探讨。在方言学研究中，方言词汇研究是薄弱环节。汉语词汇综合比较研究模式能有效弥补方言词汇研究范围狭窄和目标单一等问题。邢向东在《关于深化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思考》中说：“在方言与共同语之间，不同方言之间，新老派之间，进行词项、词义、词语使用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方言之间的关系，补充方言分类和分区标准，深化造词理据和词源研究，深化方言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17]（1）探讨汉语方言词汇的共性和差异李如龙20世纪80年代做过方言词汇差异的探讨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载《语文研究》，1982年第2期，第133141页；《方言与音韵论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年，第1119页。。李荣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要把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做好，注意方言之间词汇的共同性和分歧性，注意研究方言之间的特征性词语。首先要研究南北方言的词汇差异，然后要研究大的方言之间的词汇差别。[18]在方言词汇差异研究的基础上，李如龙明确提出特征词理论。特征词是指在一个方言区普遍使用，而在周边方言区不用或极少用的词。[19]张志毅等说：“其实推而广之，我们认为古今和汉外语里也有特征词。”[1]许宝华也认为应该加强汉语方言的词汇研究，并且也认为可以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古今南北词汇的的异同。他以吴方言为例，说：把吴语里特征词的情况弄清楚了，那对诸如吴语的分区、方言间的亲疏关系，以及生活习俗、移民状况、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问题一定会有进一步的认识。扩大开去，吴语跟非吴语之间的关系怎样，也可从方言特征词的分析比较上得到一些说明和启示。[16]（2）研究方言词汇的历史传承及其反映出的历史层次“对不同方言来说，承传词、变异词、创新词、借用词等，各类方言词所占的比重是很不相同的。”[20]125因而各方言词汇系统就存在差异。以方言核心人体词为例，也存在承传、变异、创新等不同情况，这三种词在各方言的人体词系统中的比例差异，是造成方言间人体词差异的原因之一。上古本为方言词的“脰”，仍保留在闽语三地方言里。从人体词语的很多义位的方言差异看，愈是晚近产生的义位越是只见于北方方言，甚至有些义位还没有传到受北方方言影响较大的杭州话等方言里；就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关系看，从南往北——从闽方言到吴语、再到北方话，方言词位的历史层次是越来越晚近，方言历史层次正是上古、中古、近代。（3）探讨汉语方言词汇的区域类型特征，深化方言类型学和方言分区等问题的探讨表达相同范畴，汉语不同方言所用词位不同，表现在方言区域分布上形成汉语方言的类型特征。分析汉语方言词汇的共性与差异，探讨汉语词汇方言差异的区域类型特征，寻求汉语方言词汇差异在汉语方言分区上的意义。李如龙把汉语方言词汇差异与汉语分区的关系提到理论高度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方言特征词理论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7137页。，其意义在于为汉语方言分区提供词汇方面的证据。罗杰瑞做过一次有益的尝试。他用的标准除2条是语音标准外，其余8条都是词汇标准：他、领属助词“的”、否定词“不”、动物性别表示法“母鸡”、站立、走、儿子、房子。这8条单词确实反映了不少重要的方言特征词。据此把汉语方言分为北、中、南三大片，下位又包含着7个区。[21]162这种比较法用来论证南、北、中三片差异是颇具说服力的，并且也可用来说明不同方言之间确有不同的特征词。但也确实有些特征词是数区共有的，而且比较的方言点太少，这些为数不多的条目未能经得起广泛的检验[19]。解海江等由罗杰瑞考察的10个方言点扩大到40个方言点，除重新考察罗杰瑞已经比较过的“站、走、儿子、房子”外，还增加了“吃、腿、脚、黑、跑、穿、睡、锅”等。解海江、章黎平：《汉语词汇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与罗杰瑞的结论是相同的。进一步研究中可以扩大考察范围，一是扩大考察的方言点，由罗杰瑞考察的10个方言点扩大到40个方言点及其相关方言点；二是对汉语基本范畴词汇进行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章黎平等对25个核心人体词在42个方言点（有的包括其周边方言）的共性和差异做过比较研究章黎平、解海江：《汉语核心人体词共时与历时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有些方言特征词的共时分布，符合李如龙等提出的官话、近江、远江方言的划分，看来方言人体词的历史层次也可以作为方言分区和分类的一个参考。〖=BT4（〗3. 加强语义学问题的研究〖=〗通过汉语词汇共时与历时比较研究，可以探讨语义普遍现象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基本颜色词的语义普遍现象和人体词的语义普遍现象。柏林（Berlin）和凯（Kay）发现，尽管不同语言中基本颜色词数量不等，但所表示的颜色不超出11个基本颜色范畴：白、黑、红、绿、黄、蓝、棕、紫、粉红、橙、灰，而且各种语言的基本颜色词，是按照一个分为7阶段的普遍发生顺序先后出现的。[22]凯和麦克·丹尼尔（McDaniel）进行修订，认为人类语言至少有15个基本颜色范畴，可以分为3类：（1）主要范畴，即黑、白、红、黄、绿、蓝，它们是其余两类范畴的基础；（2）综合范畴，即暗冷色（黑或绿或蓝）、亮暖色（白或红或黄）、暖色（红或黄）、冷色（绿或蓝）；（3）派生范畴，即棕（=黑+黄）、紫（=红+蓝）、粉红（=红+白）、橙（=红+黄）、灰（=白+黑）。[23]他们仍把基本颜色词的发生顺序分作7个阶段，但内容有所调整，综合范畴只见于第5阶段前，前5个阶段，综合范畴逐渐分化为主要范畴，主要范畴至第5阶段全部获得语言称名。自第6阶段起，主要范畴逐渐合成出派生范畴，“棕”在第6阶段出现，第7阶段出现“紫”或“橙”或“粉红”。“灰”可以在第3阶段以后的更早阶段出现。[23]解海江以上古汉语材料为此提供了证据：汉语的综合范畴“青”出现在第4阶段，并且在第5个阶段完成向主要范畴“绿”和“蓝”的分化，主要范畴“黑、白、红、黄、绿、蓝”在第5阶段全部获得了语言编码，派生范畴“紫”、“褐”等从第6阶段开始出现。[13]同时也通过上古汉语、现代汉语普通话、方言的综合比较，对基本颜色词理论提供了新的材料，并作了修正。汉语基本颜色词发生顺序的前5个阶段与柏林、凯及麦克·丹尼尔的前5个阶段是相符合的。但是汉语基本颜色词发生顺序与基本颜色词理论的普遍发生顺序也存在不尽一致的地方。柏林、凯及麦克·丹尼尔提出“褐”在第6阶段出现，“紫”出现在第7阶段，而汉语中“紫”和“褐”的出现顺序正相反，无论上古汉语、现代汉语普通话还是方言，“紫”都先于“褐”出现。[13]上古汉语中，就已出现准基本颜色词“紫”，却没有出现表示褐色调的颜色词。41个方言中，36个方言有表示紫色调的基本颜色词“紫”；而41个方言虽有表示褐色调的颜色词，但均没有形成表示褐色调的基本颜色词，其中海口、雷州、广州、黎川、金华等方言甚至没有表示褐色调的颜色词。这可以说明，语言的演变规律既有语言普遍性，又可能在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独特的个性。而这些个性，正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但不通过比较，很难揭示。〖=BT4（〗4. 可以探讨汉语词汇史的诸多问题〖=〗词汇史研究是汉语词汇纵横两向比较研究的基本任务。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汉语词汇历时更替和词汇系统变化的规律，研究共同语词汇系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与方言词汇系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过程和规律。同时寻找汉语方言词汇的源流特征也是词汇综合比较研究的任务。不同方言词汇的源流差异表现为不同方言之间相同的所指，能指有传承的、有变异的，也有创新的。同时不同方言传承、变异、创新的不同正是方言词汇系统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以人体词为例，有些方言间的共时差异，实际上是对古汉语词位的承传的差异。人体义位的承传、演变、创新与方言人体词的历史层次是有关系的[12]238，这正证实了多位专家的观点：共时的差异源自历时的不同演变。在词汇史的研究中，如果能找出上古、中古、近代等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词，对汉语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也就有了具体的标准。通过汉语词汇的综合比较研究，还可以从语言三要素的联系中探讨汉语方言词汇变化的特殊性，从不同方言中同一能指的历史层次探讨汉语词汇语义演变的特殊性。组成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一方面的变化常常会引起另一个、甚至两个方面的变化。以核心人体词为例，就有受语音演变影响而词形发生变化的情况，如上古汉语“首”被“头”替代，就是因为避免同音词引起语言区别性减弱，“手”保留了，“首”消失了。一些方言中“舌”与“折”同音，由于语言禁忌，不少方言都不说“舌”或“舌头”，使这一人体器官的名称发生了改变。受语法演变的影响而词形也会发生变化，如在汉语词的双音节化过程中，句法造词又使派生词大量产生，这一语法现象也影响到汉语共同语和方言人体词语的词形演变。仅就普通话来说，不少核心人体义位由古代的单音节词以加词缀的方式演变为今天的派生词，如：鼻——鼻子、舌——舌头、胡——胡子。加之某些方言中存在独特的派生构词方式和特有词缀，使方言词语的差异的情况更为复杂。这些词语演变形式和特点，可以显示汉语词汇语义演变的特殊性。〖=BT4（〗5. 可以探讨汉语方言词汇区域类型特征与历时类型特征的联系〖=〗通过汉语词汇综合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探讨汉语方言词汇区域类型特征与历时类型特征的联系，以及词汇演变中语言接触等关系。历代移民是汉语南方方言的历史渊源，也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主要成因。方言的地域差异实际上表现时代之间的变化。通过对基本词汇古今南北的比较，可以发现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官话区与南方方言及其内部基本词汇的差异与汉语基本词汇的历时更替在一定程度上有对应关系。解海江等讨论过的几组常用词，其历史替换一般都发生在晚唐五代至宋元时期，特别以宋元时期居多，而且较多的发生在北方话中。[14]362“站”，在“站立”意义上，代替“立”在“站立”语义场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在宋元时代。“穿”，在“穿戴”义位上，宋元时期取代“著”成为主导词位，这种变化发生在北方话中。“睡”在晚唐五代的北方话中代替“眠”成为睡觉语义场中的主导词位。“锅”代替“镬”成为炊具语义场中的主导词位发生在近代汉语的北方话中。“走”，由兼表与普通话“走”“跑”相对应的义位到专指普通话“走”即在与普通话“跑”相对应的义位“跑”代替“走”成为主导词位发生在宋元时代的北方方言中。“吃”语义场中，唐代“吃”就在口语中取代了“食”在语义场中的主导地位，至少在晚唐五代“吃”语义场完成了“食”和“吃”的词位更替。[9] “腿”，宋代开始有“整条腿”的意义，宋元时期，在“脚”完成了对“足”的替换的同时，“腿”完成了在“整条腿”义位上的专门化及对“脚”在“整条腿”义位上的更替。“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足”的替换趋势已开始，宋元时期，“脚”就取代了“足”而成了该语义场中的主导词位。[11]北方人最后一次大规模南迁发生在南宋，且多迁至临安等地，所以这些常用词的替换对较远的南方方言闽、粤、客几乎没有影响，而对吴、湘、赣方言有一定影响。南方方言由于受到南下移民的不断影响，形成层次积压的关系。在每种方言内部都可以找到其他方言的某些特征。吴语形成时间较早，但基本词汇的历时层次不算最为古老，因为三千年来它一直受到不断南迁的北方话的强烈影响[24]38。闽语虽然形成较晚，但福建偏处一隅，地形比较闭塞，长期以来与外界交往较少，受北方方言影响相对较少，所以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语言特色。因此比较原始的吴语词汇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里头，如吴语南部的金华、温州方言的“徛”与吴语大部分方言的“睏”与闽语相同。客家话形成较晚，一直受到南迁移民的影响，基本词汇受北方话影响较大，与闽、粤方言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它与粤语地理上最靠近，因而会受到粤语强势方言的影响而与之趋同，这样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客家话、粤语趋同而闽方言独树一帜。柳州话属于西南官话，但从人体词情况来看，更接近与它相邻的一些南方方言。柳州话的情况可以印证：地理上相邻的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可能是方言趋同的一个原因。一些南方方言中的特征词，可能是汉藏语底层，或者是来自其他民族语言，这更说明历史上的语言接触也可能是方言词语差异的一个原因。“目眉”和“目眉毛”主要通行于闽语区，这与闽语以“目”指称眼睛有关。另外梅县话也说“目眉毛”。梅县话“眼睛”说“眼”或“眼珠”，但“眉毛”说“目眉毛”，保留古汉语语素“目”，这也许可以用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王士元等：《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载《语言研究》，1991年第1期，第1533页。来解释。词汇扩散理论本是用来解释语音的演变，我们这里用于解释词汇演变的现象。〖=BT4（〗6. 对推广普通话研究有重要意义〖=〗通过汉语词汇综合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了解普通话词汇的来源及方言分布，以及方言与普通话的相似度等问题，不但有助于研究方言学问题，还可以为方言区推广普通话服务。普通话的“乳房”“膝盖”和“胳膊”的说法方言分布都极窄，甚至有些义位的北京话说法与普通话的说法也不同。所以从推普工作来说，对与普通话差异较大的南方方言词汇的研究很有必要，对作为普通话词汇基础的北方话词汇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有必要的。三、 关于汉语词汇综合比较研究的几点认识共时与历时观点：共时中包含着历时因素，历时中包含着共时因素，所以探讨共时差异和历时演变规律及二者的联系，是语言研究的应有之义。正如李荣所说：“方言调查记录语言的现状，方言比较反映语言的历史。”[18]系统观点：不但共时现象中存在着结构系统，历时现象中也存在着结构体系。词汇的历时研究已经进入以语义场为模式的整体论和系统论阶段。对词汇系统的整体的了解是词汇共时和历时比较研究的最重要的目的。长期以来，汉语词汇研究多致力于断代的、共时的、单点的描写，不太注重不同时代的共同语及方言之间的比较，没有真正开展词汇的综合比较研究。宏观语言学观点：现代词汇学在描写和理论基础上更注重解释现象、解释规则，也就更注重探讨词位、义位与其外部因子的联系，以期对词汇的共时差异和历时演变规律作出解释。影响词汇演变的因素有语言因素、主观因素和社会文化等客观因素，影响词汇共时差异的因素有语言因素、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等。关于基本词汇和基本层次范畴词汇：基本范畴层次词汇是人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最直接、相关性最大的关联点，因此汉语方言差异和汉语词汇的历时变化的基本事实就主要表现在基本范畴层次词汇上。因此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应从基本词汇的研究转到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比较研究。认知编码与编码度[25]：由于不同民族、不同方言区的人民对相同事物的认知能力、认知方式不同，会对相同语义范畴中的事物进行不同的分割，分割细度不同，给予的编码会不同，如不同方言对上肢、下肢的切分不同，因此对上肢、下肢各部位的编码名称不同，所编的语码数也不同，也就是说汉语各方言人体词语的编码度有异。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语言三要素综合作用的观点：语言或方言的演变是有原因的，语言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其中的原因。我们进行汉语词汇的古今南北比较研究，不仅要比较词形和词义，也要注意与语音相关的词的语音形式。在探讨词汇发展演变的原因时，既要注意语言内部的原因——语言内部三要素的相互作用，也要注意从文化、社会、人的心理和认知等语言外部因素寻找原因。20世纪特别是近20年来的汉语方言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方言词汇材料，汉语词汇史的断代和专书研究及古白话语料的整理研究也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开展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条件。从汉语方言入手，把古今南北打通，其中既要有方言间的比较，也要有古今汉语的比较；既要有横向的结构规律的概括，也要有纵向的演变规律的总结。[2]只有全面地进行综合比较，对于汉语词汇结构系统的特点和演变规律才能得到真切的认识。当然，汉语词汇比较研究除了普方古综合比较研究之外，还可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比如进行南方方言间、北方方言间的比较，甚至是同一个方言区内部的各个方言点或者是同一个行政省区内各个方言点的比较。仅就方言人体词语的比较就可以看出，同是与普通话差异较大，但粤方言与闽方言之间的差异也不小；同是客家方言，梅州话和于都话之间也存在差异。还可以将汉语方言与方言区周围其他民族语言进行比较，尝试研究汉藏语共同遗留成分和历史上的语言接触等问题。〖=CK（〗张志毅，张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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