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德育文艺环境研究

明成满 圣雪琪

摘 要 文艺作品对社会教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德育文艺环境的构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封建统治者构建德育文艺环境的主要举措是在不同的时期制定不同的文艺政策。从《诗经》到明清小说，从音乐到戏剧，古代的许多文艺作品都有鲜明的教化思想。古代德育文艺环境的构建，启发我们在当前应注重营造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发挥主流价值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功能，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

关 键 词 古代德育;文艺环境;构建

明成满，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圣雪琪，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所谓“德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形成、发展和人的德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1]，它对人品德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德育环境按照影响因素的不同，可分为德育物质环境、德育人际环境、德育制度环境、德育文艺环境和德育宗教环境等。本文从古代文艺思想、古代文艺政策、古代文艺作品等三个方面看古代德育文艺环境的构建，并分析其当代借鉴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艺思想

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和文艺评论家认为文艺作品应发挥一定的德育功能，因此形成了以文艺教化论为核心的较为系统的文艺思想，为古代德育文艺环境的构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先秦两汉时期：强调文艺的政治伦理教化

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认为，文学创作的意义在于讽谏君王、教化百姓。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到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后荀子认为文学可以教育、感化人并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使之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些都体现了文学应具有教化功能的思想。

两汉时期继承了先秦文学教化思想的特点，强调发挥文学的政治伦理教化功能。这里以成书于汉代的《毛诗序》为例说明。《诗经》作为政治道德教科书，不仅对帝王进行道德教化，还对其进行政治讽谏。《毛诗序》肯定了诗歌作为实施教化的媒介，其传播内容、本质和过程无不体现施教于民的目的。此外，《毛诗序》对文学教化与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作了系统的阐释，奠定了古代文学“教化论”的整体理论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美刺”说，即“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二）唐宋时期：文艺“教化论”成熟

唐朝思想家大力弘扬文艺“教化论”，主张文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要为政治服务。著名诗人白居易主张诗歌创作要反映现实政治，诗人要积极勇敢地承担起惩劝美刺的责任。韩愈丰富了文学“教化论”的理论内涵，倡导“文以载道”。这不仅是对前代文学“教化论”的继承，也是对教化功用论的发展和超越。

两宋时期强化了“道”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明确“道”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正确理解。欧阳修认为文学应面向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阶层，将文学教化的对象进一步拓展，由上层社会推向市井乡民。宋代理学家的文道观虽有极端化倾向，但其理论内容强调伦理道德的地位，倡导文学与伦理道德合二为一。他们告诫创作者，作品要体现对人生和世界的道德关怀，而不是写作方法和文风的铺陈，更不是选材和构思的精巧。

（三）明清时期：注重文艺的经世致用

在明代，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备受重视，人们认为文艺应对社会产生扶风教、正人心的有益影响。作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继承了“教化论”的文学观，将之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强调文章与理道、事功结合。作为政治家的刘基，主张“美刺讽谏”，即在继承“美刺”说的基础上，强调文章要针砭时弊，敢于批判社会的阴暗面。陈子龙赋予了文学“教化论”战斗性品格，将文学与救亡直接联系起来，体现文学经世致用的强烈时代性。

在清代，文学“教化论”进一步与经世致用联系起来。黄宗羲主张文学内容应有时代性。他对杜甫、文天祥等人的诗赞不绝口，认为这些作品体现时代面貌，展现文人气度，不仅可以丰富史料，还能启发后人。此外，他倡导文学家要通过作品发出时代最强音，勇担时代责任。顾炎武指出文学要服务于政治，即“明道”“救人”。他更强调文学的政治实用性，即反清复国，解除民族压迫痛苦。叶燮的学生沈德潜，以礼部侍郎的位高权重，以诗人的创作感悟，以学者文人的理论素养，对文学“教化论”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使其理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他主张在诗歌的创作上要遵循政治伦理教化论，即“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2]。

二、中国古代文艺政策

中国古代各时期都有特定的文艺政策。

（一）秦汉时期：从“坑儒”到“尊儒”

秦统一之初，儒家和法家在思想领域的斗争相当激烈，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维护大一统的皇权，推行“焚书坑儒”的政策，以打压各国贵族妄图分封的美梦。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政策并不是偶然为之，它作为“奋六世之余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历史发展、思想斗争的必然。“焚书坑儒”在当时虽然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但它钳制了思想、禁锢了文化。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罢黜前朝诸子博士官，只设儒家五经博士官，实质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汉武帝的“尊儒”不同于秦始皇的“尊法”，尊儒并不等同于禁绝百家，他未禁止其它学派的书，也没有禁止人们阅读其它学派的书籍。汉武帝实行宽严相济的文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学术的发展，进而促进西汉盛世的出现。

（二）曹魏隋唐时期：兼容并包

曹魏隋唐时期文艺政策的典型特征是兼容并包。中小地主阶级掌权的曹魏政权是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该政权支持思想解放，鼓励文艺自觉发展。在这一形势下，曹魏时期出现了抒情的文艺创作和思辨性的哲学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提倡现实性、继承性和创新性，在内容上包含忧国忧民情怀，在艺术特色上强调浑厚、刚健、朴素和华美。這一时期的文艺政策集中体现在任用文士上。曹操制定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基本国策，出于政治和文艺需要，他千方百计地招贤纳士，造就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

兼容并包的文艺政策体现了开放性的特征，即向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少数民族和周边各族的优秀文化。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不仅经济繁荣、政治清明，而且文教政策宽松、文艺作品丰富。在国内，儒、释、道三家并存并逐渐走向融合，它们深受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对文艺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对外关系上，唐朝陆路和海路交通发达，大大便利了外来文化元素的进入。唐朝的文化繁荣和诸多优秀文化作品的问世与唐历代统治者实行兼容并包的文艺政策是分不开的。

（三）两宋时期：文艺政策的双重性

两宋时期的文艺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文化领域也逐渐繁荣，统治者的文艺政策也相对宽松，社会尊孔崇儒，读书活动盛行，因而大规模的求书、校书、编书活动风靡。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多次发起禁书运动，并且范围愈来愈广，影响越来越大。南宋时期，统治者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既注重文化普及，多种文化兼容并蓄，又加强封建专制，维护政治权利和政治利益。

这种双重复杂的文艺政策给文化带来了不同影响。其中，这一文艺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有效地维持了内部政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北宋以儒家文化为王朝统治的根基，实施以“儒术”治国的策略，在实践上提倡遵守“三纲五常”，以孝为本，达到了思想的空前统一，形成了两宋王朝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南宋，平等、实用的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都展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呈现出多元互融的态势。在艺术上典型地体现为雅俗共赏、雅俗兼容，文人画与民间画齐头并进，共创文艺繁盛之景，作品大都反映世俗生活，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四）元明清时期：宽严相济、宽猛并用

元朝的文艺政策可谓是宽严相济，为了维护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在文艺领域的绝对权威，既有宽容之举，也有压制之策。对于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文艺人才，元朝的文艺政策各不相同。对于不愿为元朝效劳、辞官离去的隐士，统治者基本上不强制、不迫害，并保障其生活以便从事文艺创作。对于社会下层的艺术家，统治者除了制定带有歧视性的政策外，还严禁其公开反对元朝统治，但不限制一般的创作及演出，允许“书会”一类的社团存在。对于外族外国的文学艺术，采取吸收、融化的方针，也鼓励本国文艺作品对外传播。

明朝时期，实行对文艺人才控制和利用兼有的双重政策。一方面对戏剧等文艺形式严加控制，如严禁业外人员参与表演，严禁传播淫亵之乐，严厉打击亵渎帝王的行为，等等。另一方面注重对文艺人才的利用。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令，为文艺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此外，强化监督，从不同层面和角度限制文艺创作。对文艺创作的内容、传播范围和途径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有违反法令者，严惩不贷。

清朝文艺政策的特征是软硬兼施、刚柔并济、宽猛并用。在“以汉制汉”的总原则下，对待汉文化采用笼络、怀柔、分化、控制、迫害、镇压等手段。顺治和康熙年间的文艺政策主要是笼络、怀柔和分化，并用残酷的手段控制和迫害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文学艺术家及其作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实行文字狱。在雍正、乾隆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对于文学艺术家的两手政策。

三、中国古代文艺作品

古代文学艺术形式多样，从发展历程看，古代文学包含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多种形式，此外，古代的书法、绘画、戏曲等艺术形式也很繁盛。在古代德育文艺环境思想的影响和文艺政策的规范之下，古代的多数文艺作品都体现了明显的德育内涵，从文艺作品的层面构建了德育环境。

（一）古代文学的德育内涵

中国古代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反映社会大众生活和作者内心的真实世界。古代文学通过其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强大的艺术表现力，感染着广大读者，并使之产生强烈的艺术共鸣，进而影响其行为和思想，达到道德教育的效果。

1.先秦文学的德育内涵—以《诗经》为例

先秦文学以原生态的生活为素材，以丰富的情感表达对“道德”的关注。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传递了人们对朴实生活的追求和对美好德性的向往，营造了良好的道德文化氛围，使大众习得良好的道德品质。如《关雎》一诗描述了男女之间恋爱的真挚情感，倡导真善美;《葛覃》描写女子在回娘家前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洗衣、整理行装等，提倡女子要孝顺勤俭;《邶风·绿衣》表达丈夫悼念亡妻的深厚感情;《墉风·鹑之奔奔》表现了人们对良好品德的追求和对无礼之人的鄙夷。

除《诗经》之外，许多先秦文学作品都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故事表达深刻的道理，影响着社会大众的道德选择。

2.唐宋明清文学作品的德育内涵—以小说为例

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开端，它倾向于用神灵鬼怪及各种世态感染读者。其故事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教化的目的，而且手法隐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人信服。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写书生柳毅传书搭救洞庭龙女脱离困境后，几经曲折，终于与龙女结为夫妇。故事情节离奇，人物性格鲜明，写法铺叙细致，文辞华艳，为唐传奇中的杰作，其整体基调正直向上，鼓励人们心存善念，方得善终。到了宋代，话本既具有口头文学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志怪、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一定成就。因其白话的特质传播便捷，故更快速地深入到百姓生活中，发挥了德育功效。《简帖和尚》《错斩崔宁》《三国志平话》《快嘴李翠莲》等剧目向大众传递了公正、是非、善恶的价值观。

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时期，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丰富了市民的精神世界。明清小说由唐传奇和宋代话本发展而来并日臻成熟，其在呈现内容之时，加入了内心的情感和真实的生活元素，并带有强烈的道德倾向、伦理观以及忠孝仁义的信仰。因此，明清小说以其特有的魅力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明清小说将人物的各具特色与道德的丰富内涵结合，将德育寓于小说的故事与人物中，极具情感性和真实感。例如，《红楼梦》中王熙凤的狡诈歹毒与最终的难以善终遥相呼应，从侧面反映了善恶终有报的因果轮回;《三国演义》中关羽被塑造成为一个忠义仁勇的武将形象，出场时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而后虽然与刘备东奔西走，颠沛流离，但不受曹操高官厚禄的诱惑，過关斩将，回到刘备身边，充分展现了关公的忠心与仁义;《水浒传》讲述的是替天行道的雄壮故事，其中提到“及时雨”宋江虽武功不济，但“仁义非凡，德行一方”，展现了德的号召力和感化力。

（二）古代艺术的德育内涵

中国艺术植根于中华文化中，其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与道德教化密切相关。古代音乐和戏曲，作为隐性道德教育的方式，以其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丰富细腻的感情陶染着百姓。古代艺术在娱乐活动中传达教化的内涵，对大众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引导，成为稳定国家政权的工具。

1.中国古代早期音乐教化的思想内涵

音乐教化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孔子崇尚“礼乐并举”，提倡“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古人把音乐和封建伦理纲常相联系，认为音乐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有利于社会和谐、人心凝聚，倡导“音乐—人心—治世”的模式。汉代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认为“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音乐教化思想深入百姓心中，并影响着音乐、曲艺的创作和发展。

2.元明清“戏曲德育”的盛行——以明代教化剧为例

明代教化剧通常以民间故事为蓝本，在编演的过程中结合统治者提倡的正统思想，宣扬历史人物的“仁、义、忠、信”，具有明显的道德教育的目的。教化剧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上层社会的官僚文人借以互相标榜，意气相投;底层的贩夫走卒亦从中娱乐耳目，接受熏陶。教化剧作为一种道德教令的宣传体，在达到教化作用的同时，也展现了当时社会对忠孝节义的推崇和当时人们在忠孝节义这面旗帜下的生存状态。如教化剧中的代表作《琵琶记》，描写了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作者在主观上希望“为文人立心”，宣传忠孝君臣的封建道德，宣扬孝道中积极的一面，有利于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在戏曲表演中，曲调、唱腔、身段、表情、装扮的融合，令观众感同身受，唤起大家内心的正义感和善良的本性。

综上所述，古代德育文艺环境思想为古代德育文艺环境的构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古代文艺政策和文艺作品是古代德育文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德育文艺环境的构建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其一，注重营造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评论家的修养直接决定了文艺作品评价的结果，文艺评论家应努力提升自己的文艺修养，建树良好的评论文风和文艺批评的自信。其二，加强主流价值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地位。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在驱动力;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要以创新为动力，充分体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其三，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古代一些封建王朝在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也在很大程度上实施了兼收并蓄的文艺政策。这一点启示我们应当努力活跃文化氛围，以达取长补短、集思广益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戴钢书.德育环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

[2]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

責任编辑︱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