椎体强化术后再发椎体骨折的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分析

宋艳红　黄又明

【摘要】 目的：分析椎体强化术后再发椎体骨折的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2月-2016年5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93例已行椎体强化术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复发情况及再发椎体骨折的临床特点，并分析相关危险因素。结果：椎体骨折未复发者68例，再发椎体骨折25例，经Logistic回归分析，年龄、体质指数、合并其他骨折病史、行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术后椎体前缘高度纠正的百分比、骨水泥用量、骨水泥弥散渗透率及术后Cobb角改变率是导致患者行椎体强化术后再发椎体骨折的相关因素（P<0.05）。结论：椎体强化术后再发椎体骨折的临床特点通常表现为相邻椎体骨折，高龄、骨质疏松症及手术方式不当是引发椎体再次骨折的高危因素。

【关键词】 椎体强化术； 再发椎体骨折； 临床特点； 危险因素

doi：10.14033/j.cnki.cfmr.2018.8.02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8）08-0059-03

椎体强化术包括经皮椎体成形术和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其对治疗椎体压缩性骨折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不仅能有效促进患者骨折快速恢复，同时其还具有微创、术中出血量少、有效缓解患者疼痛等多种优势[1]。但是再发椎体骨折也是椎体强化术后常发生的现象，再发椎体骨折是否会加重患者临床症状及导致骨折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现将探讨分析方法及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2月-2016年5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93例已行椎体强化术治疗的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其中男42例，女51例，患者年龄26～78岁，平均（48.6±1.3）岁。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在治疗1年后对患者进行随访，了解其椎体骨折的完全治愈和复发情况，并根据患者的骨折复发情况将其分成复发组（25例）和未复发组（68例），分析引起患者再发椎体骨折的相关危险因素。

1.2 方法

根据随訪结果，将患者分为复发组和未复发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体质指数、有无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是否有无合并其他骨折病史、再次骨折的时间、节段等基本资料；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资料，包括椎体强化术治疗方式的不同、术前术后椎体前缘高度纠正的百分比、骨水泥穿刺方式、用量及弥散渗透率，并利用X线片了解患者术后Cobb角的改变情况[2]。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0.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对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性别比例、患者平均体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5.6±1.7）岁，明显大于未复发组的（48.2±1.4）岁，复发组患者的体质指数为（16.6±0.3）kg/m2，明显低于未复发组的（19.9±0.2）kg/m2，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5例复发组患者中，有9例患者曾有其他骨折病史，术后均未给予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68例未复发组患者中，有5例患者曾有其他骨折病史，术后2例患者未给予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两组患者的合并其他骨折病史及术后继续采用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率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资料比较

复发组患者采用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占比72.0%，高于未复发组的41.2%，且术后椎体前缘高度纠正的百分比为84.0%，明显高于未复发组患者的63.2%，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骨水泥穿刺方式患者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组患者的骨水泥用量为（6.2±1.2）ml，明显高于未复发组的（4.3±1.5）ml，骨水泥弥散渗透率为48.0%，明显高于未复发组的11.8%，复发组患者术后Cobb角改变率为24.0%，明显大于未复发组的4.4%，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椎体强化术后再发椎体骨折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可知年龄、体质指数、合并其他骨折病史、行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术后椎体前缘高度纠正的百分比、骨水泥用量、骨水泥弥散渗透率及术后Cobb角改变率是导致患者行椎体强化术后再发椎体骨折的相关因素，见表3。

3 讨论

对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采用经皮椎体成形术和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治疗具有良好的治疗功效，不仅手术切口较小，同时其还能促进骨折患者快速恢复，但椎体强化术后再发椎体骨折的发病率也较高，为了减少患者的复发率，就必须对影响患者再发椎体骨折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并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3-4]。大多临床研究认为，椎体强化术后再发椎体骨折的因素可能与患者的年龄较大、体质指数较低、骨骼密度较低、存在骨质疏松症状及手术方式的不同、手术治疗的不当（如注入骨水泥过量）、骨水泥发生弥散渗透并进入到患者椎间盘、术后椎体前缘高度恢复较多、术后Cobb角改变较大等因素有关[5-7]。

相较于椎体强化术前，注入骨水泥会使得患者骨折椎体终板的中心凹陷减少约7%，同时对椎间的压力也增大了19%[8]。并且其还能通过传导作用使相邻椎体终板中心凹陷相应的增加，骨水泥的注入使得患者腰椎间的应力相对集中起来，从而对椎间盘产生压迫，并在相邻的椎体终板及椎体上产生应力传导压迫作用，从而导致再发椎体骨折发生。此外，骨科临床还证实，若患者具有骨质疏松症，无论其是采用椎体强化术治疗，还是采取其他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其再发椎体压缩骨折的概率相较于骨骼质量较为强硬的患者高得多[9-10]。此外，有学者认为患者采用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治疗，患者局部后凸角越大，再发椎体骨折的风险越高[11]。经皮椎体成形术治疗患者再发椎体骨折率明显低于采用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治疗的患者[12]。

本研究中，通过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治疗资料及对其进行术后1年的随访，发现93例患者中共有25例患者术后再发椎体骨折。对复发组和未复发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比较，发现两组患者的性别比例、患者平均体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5.6±1.7）岁，明显大于未复发组的（48.2±1.4）岁，患者的体质指数为（16.6±0.3）kg/m2，明显低于未复发组的（19.9±0.2）kg/m2，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5例复发组患者中，有9例患者曾有其他骨折病史，术后均未给予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68例未复发组患者中，有5例患者曾有其他骨折病史，术后2例患者未给予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复发组患者采用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占比为64.0%，高于未复发组的41.2%，术后椎体前缘高度纠正的百分比为84.0%，明显高于未复发组患者的63.2%，骨水泥用量为（6.2±1.2）ml，明显高于未复发组的（4.3±1.5）ml，骨水泥弥散渗透率为48.0%，明显高于未复发组的11.8%，术后Cobb角改变率为24.0%，明显大于未复发组的4.4%，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通过对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年龄、体质指数、合并其他骨折病史、行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术后椎体前缘高度纠正的百分比、骨水泥用量、骨水泥弥散渗透率及术后Cobb角改变率是导致患者行椎体强化术后再发椎体骨折的相关因素，说明了引发患者在椎体强化术后再发椎体骨折的相关危险主要有高龄、患者体质指数强弱、患者是否存在骨质疏松、患者的椎体强化术式、骨水泥用量、术后椎体前缘高度纠正的百分比及术后Cobb角改变情况，其中以高龄和患者是否存在骨质疏松最为显著。

综上所述，椎体强化术后再发椎体骨折的临床特点通常表现为相邻椎体骨折，高龄、骨质疏松症及手术方式不当是引发椎体再次骨折的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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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