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与文脉
——读《流动的斯文》记感

2018-05-26 02:52肖伊绯
苏州杂志 2018年2期
关键词:四姐妹斯文家族史

肖伊绯

“斯文一脉微如线”,这是元曲《塞鸿秋》中的名句。每逢乱世,家国鼎革之际,所谓“文脉”的存续,实际上已很难成为一种公共意识,更谈不上国家扶持与全民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此时的“国家”一词,对“国家”一词的集体记忆,已转换为某种“家国”情怀,只有坚毅持守的家族及其绵延守望的家风,才能将已经流转变动、命悬一线的那根文脉,保全存续。品读700年前的元曲,聆听宋元交替之际的遗民咏叹;这样的感触常有,但尚无清晰谱系可循。而研读民国这100年间的家风与文脉,可资挖掘与整理的史料尚存,则对此可以有更为直观充分的写照。新近读到《流动的斯文》一书,家风与文脉之间,合乎情理的相辅相承,辗转时空的相偎相依,尽在字里行间。

其实,在读《流动的斯文》之前,七年前,《合肥四姊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一书,已经为后世读者了解合肥张家的家族史提供了梗概与基础。作者金安平是汉学家史景迁的妻子,本身也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应当说在这部家族史的史料搜集与史实叙述上,都颇见功力,颇有创获。但凡读过此书的人,对合肥张家事迹基本皆能说道一二,尤其是张家四姐妹及其四夫婿的名人逸事,更是大受追捧,已成民国文史阅读中的“新掌故”。可以说,作为21世纪的怀旧话题,合肥张家的家族史,已然成为“舌尖上的家族”。在短短两三年内,各类媒体报道不断热炒,各种相关研究出版物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

《流动的斯文》书影

四年前,我应某杂志之邀,做一期“合肥近代家族”专题“张家四姐妹”自然再次成为重点人物。在参考已有的合肥张家研究出版物基础之上,再整合现有的各种网络流行的相关资源,我也开始尝试书写这个家族中的人物简传。为有别于通行做法,我曾刻意剥离“张家四姐妹”在其家族史与生活史上的交集,试图完全独立为单个人物立传,但困难与疑惑也随之而来即这个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无论怎么特别与非凡,是很难从整个家族史的映照中剥离出去的;他们彼此之间的人生轨迹,无论有怎样的差异与区隔,都脱离不了来自家风传统的影响与渗透。事实上,我也一直期望着,有一部完整描述合肥张家家族史的著作问世;一直期待着,有一部充分解读合肥张家家风传统的著述面世;只有这样一部书的出现,才能进一步解答后世读者在热议之后的沉思,才能进一步把这样一个“舌尖上的家族”切换为我们“心灵上的家风”。

《流动的斯文》一书,没有让我们失望,没有千篇一律地重复那些“舌尖上”的东西,没有浓墨重彩的宣扬所谓的“文艺范儿”,而是踏踏实实的追根溯源、分章汇总。我们欣喜地看到,写“张家四姐妹”父母辈史实的篇章,占到了197个页码;写“张家四姐妹”之外其他子女的篇章,占到了122个页码;这些更为细碎的、更为寂寞的,但又更为充分的家风史料,竟占到了全书“半壁江山”。从史料统计学角度而言,将“张家四姐妹”的史料用量压缩到整个合肥家族史史料的一半份额,著者显然为之用力颇巨,运思颇细,这是有意要书写家风,着力要梳理文脉,而不是为个人掌故再去添油加醋了。仅此一点,足以将此书作“准史料”看,而非“准风月谈”了。

我们知道,合肥张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门望族,“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分别嫁给了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从曲学、语言学、文学到汉学,张家四夫婿的术业专攻与声名远播,似乎也在印证着张家四姐妹自身的中国传统学养,这是家风的蕴藉与涵养,这是文脉的传续与流转。无怪乎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那么,要阐述这种家风与文脉之间的印证关系,除了“张家四姐妹”这样典型的样本之外,其源流背景与支流余声,也显得异常重要。因为任何一朵漂亮的浪花,也只是一脉水系中的微小绽放,摸清整个水系的来龙去脉与总体状况,才会明白某一朵浪花的由来。

“张家四姐妹”的双亲张冀牖、陆英;“张家四姐妹”的弟弟张宗和、张寅和、张定和、张宇和、张寰和、张宁和等等,这一系列并不特别为后世读者所关注的,并不为我们所热议的合肥张家人物,在书中渐次走来,渐次明晰。一个家族的家风,其活水源头与静水深流,在这一个个我们并不十分熟悉的人物身上,渐次体现,渐次展现。在“合肥四姊妹”之间与之外,我们收获的不再仅仅是名人掌故,而更多的是百年中国的家风样本;近代中国的文脉样态,也藉这个家族的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得以展现。

终身倡导传记文学的胡适先生,曾在其自传《四十自述》的序言中提到,个人撰写自传“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流动的斯文》一书,其史料来源可靠,大都取材于自传、自述与实地考察、当事人采访,更有直接源于健在的周有光先生、张充和先生的口述亲传。从这个意义上讲,《流动的斯文》一书,不是自传,胜似自传;著者虽采集众述而不自作主张,史料汇集之后自成体系,实可称之为一部“可读而又可信”的家族传记。而胡适先生曾经的寄望,让传记文学“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设想,此书也身体力行、有所担当;可以满怀期待地说,此书不但为中国近代家族史的撰述开启新意,也将为百年中国文脉何去何从再张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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