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表》实为无题

章浙中

南宋赵与时在《宾退录》中援引安子顺“读《出师表》而不坠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坠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坠泪者，其人必不友”，对后世的阅读者产生深远影响。《陈情表》，自然也就成为古今彰显孝道的第一奇文。

《陈情表》是言孝吗？我们不妨从“表”的文体特征说起。“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文心雕龙》）。就是说，在汉代，章奏表议，有明确的文体分工，表这种文体，是用以陈情言事的。而不同的事由，常常会在具象的“表”前的修饰语中呈现，譬如诸葛亮《出师表》、庾亮《让中书令表》、羊祜《辞开府表》、韩愈《论佛骨表》。甚至我们可以依据《陈情表》中“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类推，李密在《陈情表》之前，一定写过《辞郎中表》《辞洗马表》。但唯独此次，表前不加事由。表本陈情，而以陈情饰之，究其实，颇似后世的“无题”。如果事由果真为孝，那标题也许就是《陈孝表》。于李密言，这个中的心曲究竟是什么？

一

问题还是要从察举、征辟开始说起。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

汉至隋唐，察举、征辟是一种主要的选官擢才制度。察举主要有孝廉、秀才、明经、贤良方正四科。一般的说法，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州每年举秀才一人；孝廉，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三年举一人。名额极其稀缺，机会极其难得。而李密就是这样接二连三被州郡察举。秀才，才能秀异；孝廉，孝顺亲长、廉能正直。在州郡主政者眼中，李密德才兼备，堪当大任。但李密轻轻一句“供养无主”，予以拒绝，而且这种拒绝，似乎更印证了“孝廉”之“孝”。甚而这种拒绝，还进一步抬高了李密的身价。朝廷随即以郎中和洗马征召。郎中，分掌各司事务，是职位仅次于尚书、侍郎的高级官员。洗马，为太子的侍从官，有无限想象的上升空间。而李密却再一次用诸如《辞郎中表》《辞洗马表》拒绝了。但是李密的拒绝，却进一步坚定了朝廷任用的决心，于是“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

李密究竟因为什么，五次三番拒绝任用？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李密拒绝的逻辑。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叔伯，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劉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待汤药，未尝废离。”

祖母是李密的天，李密是祖母的地。父亡、母嫁、多病，以百无一漏的事实逻辑，证明一个结论：抚养自己成人，除祖母外，别无二人，以此回答“何以尽孝”的问题。无叔伯、鲜兄弟、晚儿息，以同样缜密的排除，推导出一个必然：除自己外，别无他人可以赡养祖母，以此回答“我必尽孝”。

然而，《辞郎中表》《辞洗马表》的经验，使李密深深地明白，孝辞无法让晋武帝允诺自己的辞呈。但是，李密必须孝辞当先，而后把彼此心照不宣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由挑明。

李密明知孝辞不行，但何以孝辞当先？“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因为晋武帝以孝治天下。而晋武帝孝治天下，有其难言之隐。“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所以“武帝诏曰：‘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晋书》）晋武帝隐忠而以孝标榜，李密即以孝当先，于公于私，情理俱合。非但陈述了辞官的事由，还借此赞许了晋武帝的国策，表达了自己对新朝的臣服，为解释另一个更重要的事由作铺垫。

二

“且臣少事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

李密有蜀汉为官的经历，且在吴国有一定的影响。“少仕蜀，为郎。数使吴，有才辩，吴人称之。（《晋书》）”这件事更为上述盘根错节的事由平添了些许复杂。此等微妙，李密是否当禀奏？若当禀奏，又如何禀奏？

前朝旧臣的身份，是李密的难言之隐。中国古来就有“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李密的再三拒绝，很容易让晋武帝生发李密要献身名节的想法。所以，必须要禀奏。但如何禀奏呢？李密用“伪朝”来代指蜀汉，以表达晋朝的正统；用“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以表达自己的仕途热情。这种表白是真心还是掩饰？“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晋书》）”事件的发展，证明李密的表达是真诚的。但在结局揭晓之前，李密的心术，对于晋武帝而言，是难以捉摸的。

天下归心，是晋武帝的难言之隐。《陈情表》写于公元268年，晋朝立国仅2年，蜀汉灭国5年，而东吴尚隔江对峙。以不正常的方式获得政权的晋武帝，不仅需要魏国的遗老认可，还需要蜀汉旧臣的归心，也需要为向东吴发出强烈的政治召唤。但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愿。蜀汉名臣谯周“少子同颇好周业，亦以忠笃质素为行，举孝廉，除锡令、东宫洗马，召不就。（《三国志》）”谯同似乎也演绎了李密的故事。面对这种情形，曾任蜀尚书郎、后入晋担任济阴太守的文立，向晋武帝建议，“故蜀大官及尽忠死事者子孙，虽仕郡国，或有不才，同之齐民为剧；又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华阳国志》）”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征召李密这样一个人，于晋武帝，是一石三鸟。奉之为孝治天下的标本，是其一；试测李密对新朝的态度，是否用自己的忠，以嘲讽晋武帝的不忠，是其二；“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是其三。

万分复杂的心曲表达了，但还必须给晋武帝一个台阶。否则，就无法平息先前一再征召的风波，无法化解一再拒绝的尴尬。于是就有了李密的万全之策：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以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

不是拒绝为官，而是暂缓上任；既尽了孝心，又现了忠诚；既成全了李密自己，又彰显了晋武帝“孝治天下”的国策。晋武帝洞悉了李密的心曲，“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乃停召。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晋书》）”“不虚然哉”的背后，是猜测、试探、释怀的结果。

如此說来，李密的这份《陈情表》，有动人的孝情，有隐藏的忠情，有难言的隐情，有唯恐被误解的苦情。正因情情相因，层现错出，不是一二言辞所能概括，无题胜有题，于是“陈情表”便成了最好的选择。

三

我们所以不厌其烦赘述《陈情表》的解读过程，是想以此为例，论证一个简单但却常常为人所轻忽的事实：基于作者意义的一元解读，是有其内在的基本逻辑的。

文本的课堂解读，注定和其他任何形式的阅读不同，它必须是基于作者意义的一元解读。惟有如此，方才体现课堂教学的价值。基于作者意义的一元解读，包含两层意思：作者意义是一元的，它是课堂文本解读的基础；唯有抵及作者意义，才有可能进一步去生成多元的读者意义。诸如安子顺“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坠泪者，其人必不孝”，仅仅是一种寻常的阅读体悟，如以此来取代课堂上对作者意义的探索，必将失之草率。

那么如何寻找一元的作者意义？

比照生活的逻辑性。改朝换代了，旧朝遗老常常有两种心态。或是拒绝合作，以示节操；或是急于赴命，以给自己找到一安身立命的饭碗。但李密很特别。他再三拒绝，但不是因为节操；他需要饭碗，但又再三推脱。如果他仅仅是基于孝情，那完全可以拟题为《陈孝表》，进一步夸饰尽孝的必然和必要。如果仅仅是节操，那也可以拟题为《陈忠表》，铺陈禅让的历史必然，赞美晋朝的顺应人心。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李密与晋武帝的彼此揣测。

就李密而言，所以辞官不赴，完全是因为祖母，史实也证明如此。但蜀汉的为官经历，肯定会让晋武帝猜疑自己的不二。晋武帝的“诏书切峻”，也会让李密猜测自己大概是晋武帝一统天下的一枚棋子，如若不从，非但无法尽孝，且会命丧黄泉。再想到自己先前已经有过两次拒绝，这次再简单的拒绝，结果不堪设想。所以，李密的简单而正常的理由，不简单而烦复的猜测，都要在奏表中表达。《陈情表》这一反常的标题，也许恰恰就是李密煞费苦心的结果。

就晋武帝而言，如果他此时就知道李密的心曲，事情也许就简单了。但历史无法假设。而李密一道别样的《陈情表》，让他感觉到其中的别样。先述孝情，合乎晋朝的治国之道；再诉忠心，顺应自己统一天下的雄心。而奏表标题的别样，更使他感受到李密的苦心和用心。李密在奏表中表达的事由，或说情感，是特别的复杂；晋武帝对他的种种猜测，李密也事事作了回复。“士之有名，不虚然哉！”这个名，绝对不只是孝名，还有才名，还有应对自己难言之隐的聪明。

文本的逻辑是以生活的逻辑为根基的。这种生活，是一种历史的生活，是一种人物置身于这等场景下的不二选择。于是寻找文本背景，把握人物心态，按照生活的可能性加以演绎分析，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这种历史还原式的解读文本，与我们占有的文本背景资料是否丰富有关，还与我们对文本本身的准确把握有很大的关联。而对文本的准确把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细究文本的独特性。

所谓文本的独特性，是指入选教材的文本都是作者的成熟或成功的作品，它有别于作者别的一般的作品，也有别于他人的各种作品。这种独特性，在作品的外部形式上，诸如标题、言语形式、结构等，常常有呈现。如果说，比照生活的逻辑，只解决了作者可能表达什么，那么，细究文本的独特性，能够落实作者真正表达了什么。

诸如《陈情表》标题的独特性的意义，不再赘述。我们把目光转向《陈情表》的结构特征和独特的的言语形式。

先说孝情难违，再说皇恩难辞，次说不矜名节，末说先孝后忠。这样的一种结构方式，细细琢磨，十分微妙。从事由缘起而言，当以皇恩难辞为先，而后再说辞拒的原因是要尽孝，不是因为名节。那么李密为什么要孝字当先？如果一定要倒置，名节当先可以吗？先说孝，是因为尽孝确实是李密辞就的全部原因，而且似乎也暗示自己很愿意成为孝治的标杆，以示自己对新朝的臣服。名节不是很让晋武帝猜忌吗？为什么就不能开言就说？西晋的皇权来自魏，虽说是禅让，但究其实，是篡权，是不忠，故而晋武帝一反历史上新朝立朝的规矩，并不大肆弘扬忠心。如果李密名节为先，非但让人倍感其厚颜无耻，而且张扬了晋武帝的难言之隐。如此，是万分的不智。正是因此，才有《陈情表》的结构形式。

再细细琢磨《陈情表》独特的言语形式。还是以最难言说的品节事由为例。“少事伪朝”，称蜀汉为“伪朝”，与“逮奉圣朝”呼应，很是刺目。称本朝为“圣朝”，不是李密的首创，而是一种文化传统，如南朝梁迟丘在《与陈伯之书》中也有“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李密袭用了“圣朝”，以表对新朝的忠心，似乎也能理解。但与之对称的“伪朝”，就不寻常。“伪朝”，当指非正统的朝廷。蜀汉袭汉而来，血脉清晰，代系明确，称之为“伪朝”，很是不寻常。而且，虽不敢说“伪朝”是李密的首创，但肯定可以说，在这之前，少有人以“伪朝”称自己曾经就仕的朝代。其中的用心，不言而喻。而“少事”一词，也大有玄机。何以用“少事”，而不是寻常所见的“尝事”？“少”的背后，可否这样解读：志向于仕途，青春即始，今日亦然，呼应现今的效忠；青春不明事理，汲汲于仕途，而误入“伪朝”，是为自己开脱。《陈情表》中诸如此类的言语还有很多，细细解读这些独特的言语，就能准确捕捉作者的心曲。

上述比照生活的逻辑性和细究文本的独特性，仅仅是在作者意义的可能和确定两个大的框架上，作了一点粗疏的勾勒。在具体的文本解读中，仅仅依赖这样的勾勒，甚或这样的框架，都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需要追寻基于作者意义的一元解读观念，走进作者，走进文本，那么，对文本的肤浅解读或过度解读的现象，定将会减少。而这，也恰恰是本文的目的的所在。

[作者通联：浙江衢州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