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优化策略探究

陈展

[摘要]论文在解析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基础上，从档案馆社会记忆资源，社会记忆挖掘与传承技术，档案馆员素质以及“社会记忆浪潮”四方面对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实现的影响要素进行分析，提出通过重组档案馆馆内资源结构，定制个性化记忆服务和推动档案馆功能整合来实现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的优化，进而推动档案馆定位的社会化转型。

[关键词]功能优化记忆资源资源重组功能整合

[分类号]G270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Social Memory Function in Archives

Chen Zhan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xpression of social memory function of arch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memory function of archives from four aspects： social memory resources， social memory mining and inheritance technology， archivists` quality and "social memory wav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optimization of social memory function of archives can be realized by reorganizing the resource structure of archives， customizing the personalized memory service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archiv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oci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orientation of archives.

Keywords： Function Optimization； Memory Resources； Resource Reorganization； Function Inte？ gration

1引言

从1997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到2017年甲骨文入选，二十年中我国共有11件档案文献遗产被《世界记忆名录》收录，中国记忆在世界记忆体系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在“社会记忆”成为世界关注热点的背景下，素有“记忆宫殿”美称的档案馆在“记忆工程”中的作用逐渐凸显，对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的探究是找寻档案馆社会记忆的传承和建构功能实现的最优路径的必要准备，也是找准档案馆功能定位，塑造档案馆社会形象的前提。

档案馆的社会记忆资源在实现档案安全保管、爱国主义教育、政府信息公开、档案利用服务和电子文件管理的过程中外化为社会记忆功能，与档案馆其他功能交互融合，成为档案馆的基础功能之一。目前我国学界普遍承认社会记忆功能是档案馆的功能之一，但表述不一，除“社会记忆功能”外，其他表述主要有“历史记忆功能”和“文化记忆功能”。宗培岭在论述档案馆的功能时提出档案馆的存史作用决定了档案馆具有社会记忆这一基本功能[1]；王向明认为档案馆的历史记忆功能是档案馆之所以产生并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档案馆诸社会功能中的首要功能[2]；马学强从社会文化活动的基本内容论述了档案馆具有并正在发挥着文化记忆功能[3]；李财富、郑思聪认为档案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存储中心，承担着为社会积累档案文化财富、维护历史真实面貌的重任[4]。

2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的表现形式

2.1社会记忆传承功能

档案馆的社会记忆传承功能主要是指档案馆通过履行档案收集保存和整理保管职能对档案记忆资源进行保存、积淀、传授和继承。国家档案馆主要负责政府机关各类档案的收集和保管，肩负着传承官方记忆的重要责任；非体制内档案馆如私人档案馆、企业档案馆等保管的民间档案遗存则是传承民间记忆的物质基础。我国目前的档案馆建设虽存在体制内档案记忆传承和体制外档案记忆传承功能效用发挥不平衡的状况，但档案馆在传承社会记忆，尤其是官方记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2社会记忆建构功能

档案馆社会记忆建构功能主要是指档案馆通过履行整理保管和开发利用职能对档案记忆资源进行挖掘，进而实现社会记忆的重现和构筑。档案馆不仅要将社会记忆延续下去，使后世得以知今，今世得以知古，理解和认知特定记忆对象，也要完成社会整体对记忆的构造。例如在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过程中，档案馆通过对侨批档案的整理和开发，重现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海外华侨奋斗史，在对当時当地侨乡记忆的建构中实现整个社会对特定记忆的构筑，是档案馆社会记忆建构功能的集中表现。

2.3社会记忆控制功能

档案馆社会记忆控制功能主要体现在档案馆对归档范围、鉴定标准、开放度的确定和有选择地对档案进行开发利用上。封建社会档案馆收集进馆的档案局限在有利于政权稳固的范围内，导致除了被控制的官方记忆资源和少量民间记忆资源得以传递外，大量的社会记忆因得不到维护逐渐消失。现当代档案馆虽然扩大了归档范围，对档案鉴定标准和开放度的确定也更为科学，但始终无法实现档案记忆资源绝对整体客观的保存。虽然不断建设完善档案的开发利用体系，但始终无法解决开放不彻底和利用受限制的问题。档案馆从档案的收集工作开始，就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对社会记忆进行选择和控制，社会主流记忆被宣扬、传承，社会边缘记忆被压制、剥夺。

3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的影响要素

3.1档案馆社会记忆资源

社会记忆资源是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实现的基础。档案馆的馆藏社会记忆资源除实体档案记忆资源这一主要部分外，还包括数字记忆资源，以及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忆资源的档案馆本身。人脑对复杂数据记忆能力的不足使作为记忆的外化形式的档案出现，而档案个人保存的易损和短期性使作为档案集中保管场所的档案馆出现，其中，档案是档案馆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也是支撑档案馆各种功能实现的物质基底。档案为记事备忘而生，档案的构成元素之一——文字，本身就是为“帮助记忆记住那些如果没有文字的支持就会被忘掉的数据”[5]而产生的。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电子记忆”“数字记忆”也成为构建社会记忆的重要资源。档案既是社会记忆挣脱人脑独立存在的物质现实，也是社会记忆抽象的象征符号，内含社会记忆能量，而以档案作为核心管理对象的档案馆，其社会记忆功能必然受所存档案的直接影响。

此外，档案馆本身也是独特的社会记忆资源。人们自然将档案馆看做档案的保存之处，而忽略了档案馆作为一个“场所”而拥有的社会记忆能力。皮埃尔·诺拉在《记忆之场》中指出“记忆之场是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的场所，这三种意义同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6]；“不同的身份间存在一个网络，一个未被意识到的集体记忆的组织机构。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它意识到这个机构的存在。记忆场所就是民族历史的片刻”[7]……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档案馆自身也是“记忆之场”。从古时的窖穴，到封建社会的兰台、东观、甲库，架阁库、再到现代的一史馆、二史馆，档案馆将集体记忆的符号留存在有形的场域内，通过经年累月的积淀，成为“记忆所赖以凝结和藏匿的场所”[8]，体现出一种持久的延续。档案馆如果能够完成自体记忆资源价值的挖掘，当人们踏足档案馆时，不仅能够从档案馆藏资源中窥得记忆的一斑，还能够在进入档案馆时感受到这个场所带来的记忆回流。

3.2社会记忆挖掘与传承技术

社会记忆挖掘与传承技术是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实现的技术保证。“档案馆以有形凝聚无形，是社会‘记忆制度运作的实践载体”[9]，档案馆能够支撑“记忆制度”的运作的关键在于档案馆能够从档案中挖掘记忆资源，进而唤醒社会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事件、地点的记忆。档案馆借助数据挖掘、虚拟现实技术等技术将档案中的社会记忆元素进行科学组织和重新表述，重现社会记忆。在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内容里，《程瑞芳日记》、外国人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实景电影胶片母片，摄影机以及相关影像、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等档案[10]作为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多方位记录，通过档案馆的提炼与整合，形成系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记录，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记忆能量，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唤醒了社会对南京那段暗无天日的历史和对侵华日军罄竹难书的暴行的苦难记忆。2006年启动的“威尼斯时光机”项目将威尼斯国家档案馆中所藏的历史文档扫描和数字化，并运用人工智能进行“机器学习”，识别档案中词组的形状，分析书面文字的结构，在海量的数据库手稿中建立起匹配和语义联系，通过不同档案的交叉比对，重建出威尼斯在历史上几乎任何时间点的城市细节[11]。电子计算机技术、缩微复制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云计算技术等在档案馆中的运用，使档案馆中大量的社会记忆资源能够被识别、读取和检索，提高了档案记忆资源的转化率，也减轻了档案馆馆员的工作负担。档案馆的社会记忆挖掘与传承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其社会记忆功能发挥的充分程度。

3.3档案馆员素质

档案馆员是档案馆最为活跃的因素，也是档案馆功能的实现者。档案馆员的受教育程度、专业水平和个人素质都对档案馆功能效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2]。受过社会学训练、社会记忆意识强烈、业务能力强的档案馆员，能够整合档案记忆资源，提炼记忆元素、选择记忆构筑方式，补全社会记忆建筑过程中的空缺，还能够通过挖掘档案记忆资源，找到不同区块记忆之间的联系，从不同的记忆视角实现社会记忆的复苏。目前档案馆馆员的专业素质和社会记忆意识都显著增强，但对社会记忆的认知不够深入，没有形成社会记忆传承和建筑的团队机制，限制了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的影响力。

3.4“社会记忆浪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和记忆工程项目的实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社会记忆领域的发展，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记忆浪潮”。档案是“社会记忆的最直接、最典型的形式”[13]，作为档案保管机构的档案馆，在这一浪潮中应发挥重要作用。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开展世界记忆工程项目的议题，推动整个社会范围内对档案遗产的抢救，以保护世界记忆。社会各界逐渐注意到档案馆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主体地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呼吁下，各地区和国家在世界记忆工程的背景下发起针对本地区和国家的记忆工程项目，如“俄罗斯记忆”“奴隶贸易档案”“埃及明信片”“威尼斯时光机”“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等，档案馆的社会记忆功能开始在世界记忆建构的大环境下表现出来。从2002年青岛市率先提出“城市记忆工程”起，我国在十五年内构建起城市级和地区级两级“城市记忆工程”实施体系，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社会记忆的构建队伍中。档案馆因档案存量优势成为大部分记忆工程项目的主导者，在社会记忆研究兴起的大环境下，档案馆的社会记忆功能表现出它独有的生命力。

4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的优化策略

4.1重组馆内资源结构

我国公众和学界多年来对档案馆的馆藏结构一直持负面态度，其中呼声最高的批评包括档案馆馆藏结构“不合理”，馆藏种类“单一”，馆藏主要以“官方档案”为主，对民间档案的收集和管理不重视。档案馆社会功能定位转型的趋势是公共化和社會化，对档案馆社会功能的需求提高会倒逼档案馆馆内结构的优化。档案馆作为体制内的机构设置，不必也不能“包揽一切”，对档案馆馆员、档案记忆资源和记忆资源挖掘和传承技术三者之间的矛盾处理可以更为灵活，不必为了保证档案馆所有功能的均等实现而平均分配各项资源。档案馆社会记忆功能的优化呼吁档案馆重视社会记忆资源的保护和传承，体制内档案记忆资源和体制外档案记忆资源作为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记忆构筑的过程中同等重要。在许多“老档案馆”库房饱和的情况下，为了管理体制外的档案记忆资源而无限制地扩建馆库显然不合理，档案馆对于海量的体制外档案记忆资源的管理显然不能面面俱到。这时，档案馆就要发挥档案行业领头羊的作用，统筹私企档案、社区档案和家庭档案等体制外档案记忆资源的管理，促成社区建档、家庭建档、私企档案馆构建的实现，让越来越多的民间档案馆实现社会记忆功能，和国家档案馆合作构筑社会记忆。

4.2定制个性化记忆服务

档案记忆定制服务是档案馆针对不同用户的特定需求推送不同的记忆资源，以优化社会记忆功能，提高档案馆的社会知名度和公众满意度，塑造档案馆独特形象，实现档案馆“去样板化”的重要路径。档案馆的大部分用户对记忆的需求并不相同，档案馆如果只局限于按自身的节奏和意愿进行社会记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不同用户提供千篇一律的档案记忆资源，就会带给用户极差的用户体验，档案馆将在与同类馆如博物馆、图书馆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社会遗忘。档案馆可以通过分析用户行为路径预测用户潜在需求；或通过用户身份解析为用户贴上多种标签，不同标签对应不同记忆资源，提前为用户潜在需求做好记忆资源准备。如年龄标签为“六十岁至七十岁”的用户，对建国初期的社会记忆已经较为模糊，出于记忆建构和补全的需要，可能对建国初期的档案有较大需求，基于年龄分析，档案馆可以为这个标签链接建国初期档案记忆资源，主动向持有该标签的用户推送相关记忆资源，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档案记忆定制服务。

4.3推动档案馆功能整合

2009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努力把各级国家档案馆建设成为档案安全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中心、政府信息查阅中心、电子文件中心‘五位一体的公共档案馆，实现档案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14]。档案馆的五大功能之间并不对立，而是呈动态的交织生长状态，也没有主次之分，在不同环境下某一功能可能尤为突出，但不能就此断言某个功能是档案馆的最重要的功能。档案馆的功能虽然同时存在，但往往不会同时实现。在社会需求综合化的大背景下，档案馆功能单独发挥和相互搅扰的混乱状态难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久而久之，社会对档案馆就形成了碌碌无为的“平庸”的印象。档案馆藏是档案馆所有功能实现的物质基础，档案馆的社会记忆功能直接来源于档案馆藏并且是与档案馆藏联系最为密切的功能，内隐于其他功能实现的过程中。档案馆可以利用社会记忆功能的优化契机整合其他功能，使档案馆诸多功能相互链接，构成一个合理有序，良性互动的开放性系统，档案馆管理工作不必局限于某一特定功能的发挥，而是要综合考量所有功能发挥的效用，全方位滿足用户的合理需求，通过社会记忆功能的优化为其他功能提供养料，重整档案馆功能秩序，实现档案馆“去平庸化”转型。

参考文献

[1]宗培岭.新时期应当强化档案馆的研究职能——兼谈档案馆的职能与功能[J].档案学研究， 2003（4）：20-23.

[2]王向明.论档案馆的功能[J].档案学通讯，2003（6）：85-88.

[3]马学强.档案馆文化功能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6.

[4]李财富，郑思聪.论档案馆的文化功能[J].档案管理， 2016（1）：4-6.

[5]扬·阿斯曼，王霄兵.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72-74.

[6][7][8]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9]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0]中国江苏网.7家单位提交申报文本联合国受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EB/ OL].[2018-10-30].http：//jsnews2.jschina.com.cn/system/2014/06/12/021157067_02.shtml.

[11]“威尼斯时光机”项目启动：机器学习重现古城历史[EB/OL].[2018-10-30]. http：//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pk=59a229581bc8e09724000009.

[12]薛匡勇.档案馆论[M].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

[13]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14]杨冬权.以丰富馆藏、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为重点，实现档案馆事业新跨越——在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档案学研究， 2009（12）：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