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仪题跋文化阐释

郑健群

摘要：题跋具有点评、鉴赏、记事等功能，李之仪以题跋的形式记入记事、评点书法、谈论文学创作，体现其深厚的文学积累。李之仪认为优秀的书法作品兼具神遇之致和“骨肉”相称之美，并在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之前，提出词“自有一种风格”，明确了宋词的独特性。此外，李之仪在题跋中记录其与苏轼等学者的交游，对研究苏轼、黄庭坚等具有补充与互证意义。李之仪的题跋对书法和词论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穿插其中的人物记事具有文史互补的价值。深入分析李之仪的题跋，对解读《姑溪居士全集》的其他作品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李之仪;题跋;书法;词论;文史互证

在众多至今传唱不衰的宋词中，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古典诗词现代改编的经典曲目之一。除了宋词，李之仪在诗歌、散文和书法上都深有造诣。因为李之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所以其作品主要收录于《姑溪居士全集》[1]。在众多作品中，李之仪的题跋最能体现其个人见解与文学积淀。题跋具有点评、鉴赏、记事等功能，李之仪利用题跋记入记事，评点诗词、书法，行文简洁，文风平直，淡而有味。李之仪在题跋中表达了自己对书法的独到见解，提出一系列有关诗、文、词的创作理论，并记录其平生交游及议论历史事件。从书法鉴赏、文学创作和历史材料补充等方面深入解读分析李之仪的题跋，有利于探索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书法鉴赏

李之仪的行书造诣很高，其《汴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苏轼以“人刀笔三昧”评其书法，赞其“才高识明”。李之仪的题跋大部分是对书法名家的评论，或篇名直指为某书、某帖作跋，或内容上信手拈来点评两三家。

李之仪因被视为苏轼门人，为元祐党争所累，一生政途不顺。但从其生平交游来看，他在苏门中获益良多，李之仪通过苏轼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名家，如黄庭坚、秦觀等。苏轼对李之仪的诗、文、词和书法有提携指点之恩。李之仪擅长书法鉴赏，在题跋中对很多名家的书法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如表1所列。

从表1可知，李之仪评论最多的是蔡襄，其次是王安石、米芾、苏轼和黄庭坚等。因此判断，李之仪的书法应深受他们的影响。李之仪题跋的书法评点很重视神遇心意、“骨肉”关系和精神法度。

谈书法免不了“形神之辩论”，但无论是“形神兼备”，或是“离形神似”，独不缺“神”。“神”不可言喻，汇聚于笔锋之下，造就别具.家之韵，而这种神韵可遇不可求。书法很讲究神遇，尤其是行书和草书。“神遇”大概是指在艺术表现形式之外，追求心神与笔墨相通，以表达精神层面的诉求。李之仪在《跋东坡兰皋园记》中评论王羲之的笔法，赞其有神遇之致：

世传兰亭，纵横运用，皆非人意所到。故于右军书中为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两忘。初未尝经意，是以僚之于丸，秋之于奕，轮扁靳轮，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于一时乘兴，淋漓醉笑间，亦不复能尔。故曰：以瓦注者全，以钩注者巧，以黄金注之则昏。

由上文可知，李之仪认为“神遇”不能刻意为之，否则有斧凿气。如若有意为之，手为心所控，愈是求而不得。如赌注越大，内心的压力便越大。心压千斤石，笔有千斤重，不得挥毫意气。只有“未尝经意”，继而“不以力致”，心手两忘，终得“神遇”。此外，在求“神遇”之前必须练好本领，如庖丁解牛，胸中有沟壑，唯熟练尔。优秀的书法家都经过刻苦的训练，没有天生就能执笔龙蛇，如王羲之练字的墨池，怀素书蕉等。

做到“心手两忘”，明白“神遇”之致后，就可纵笔凌云，达到王安石的境界：

然其（荆公）运笔如插两翼，凌铄于霜空鵰鶚之后。此其晚年所作，纸上直欲飞动。信所谓得之心而应之手，左右逢其原者也。《跋荆国公书》

运笔如插翼，如锥画沙，如印印泥，行云流水，酣畅淋漓。熟练到“心手两忘”，便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除了“神遇”，李之仪很重视“骨肉”的关系：

胡昭、索靖、韦诞俱学书于张伯英。羊欣谓昭得其骨，靖得其肉，诞得其筋。盖以肥瘠为定。则肉不胜骨，骨不胜筋明矣。《跋黄正叔帖》

骨多肉少则瘦，肉多骨少则肥。唯有骨肉相称，然后为尽善。或谓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见此经，则知博者不知荆公书。遽以常所见清劲为瘦也。《跋荆公金刚经书》

相传卫夫人所作的《笔阵图》中谈到“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2]书法要妙在骨与筋。古人认为优秀的书法作品必须包含筋、肉、骨、气，这是筋骨老健、风神洒落的关键。在此，“筋”，应指字的余韵，“笔绝而不断”;“肉”是字的结构和形态;“骨”是字的走势与力度;“气”是字的精气，亦是书法家的风格。

李之仪注重书法的肉、骨、筋的关系，他认为肉不胜骨，骨不胜筋。但并不是全然无肉为好，骨肉相称为“尽善”。当世之人不懂书法者谓王安石书瘦，李之仪评荆公“清劲”，评“怀素字颇肉多”。李之仪将书法的“骨肉”关系与书法的精神相联系，“书以精神为主……要知骨肉俱无，安可语精神邪。”（《跋怀素帖》）

李之仪的题跋不仅评字，还为后人练字提供了一定的法则：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发，然后为尽。《跋麻姑坛记》

凡书精神为上，结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或谓作字正如习马，步骤驰聘，各有先后。一失其节，御者所愧。至其奔轶绝尘，则乃能见其材。《跋储子椿藏书帖》

学书主于行笔，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驰。虽规摹前人点画，不离法度。要亦气韵各有所在，略不系其工拙也。《跋君漠荔枝》

李之仪认为练字讲求循序渐进，有法度可寻。先学位置妥当，再练疏密得当，最后练精神。如果急功近利，失其法度，便会步人歪途，难成大器。学书可规摹前人笔画，但不可过于拘泥，以免陷蹈袭之弊，重在点铁成金，自成一家，以独特气韵名重当世。

二、诗文词创作理论

姑溪词的代表作是《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之仪以尺犊擅名，而其词亦工，小令尤清婉峭蒨，殆不减秦观”[3]。李之仪对诗、词、文创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虽出苏门，却在苏轼“词自是一家”的论调外，独立提出“（词）自有一种风格”的论断，开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先声。

在李清照《词论》之前，李之仪已经提出相对成熟的词学理论，在此引出《跋吴思道小词》的全文：

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用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词》是也。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阙。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凡风流间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谛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思道覃思精诣，未易咫尺可论。苟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其进也，将不可得而御矣。

李之仪提出了几个关键的词学理论：“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言有尽而意无穷。开头一句“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打破了世俗认为词是俗作、余力游戏的看法。词的字数比诗歌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然而铺排过度，容易词不达意和音律不协。李之仪介绍了词的发展，因声填词，词很讲究音律和谐，为了避免郑卫之风，用字求雅，忌过分缠绵失了词格，恐表露过直，有失词境。即使是柳永，也不免落下“韵终不胜”的弊病。

李之仪提出词“自有一种风格”，重视词与诗歌的区别，强调词的独立性。在李之仪之前，苏轼曾经提出诗词“自是一家”的说法。词的发展与青楼乐坊、勾栏瓦舍密切相关，且前期的词作大多写缠绵闺情，艳俗露骨，为人诟病，很难在士大夫群体中得到认同。苏轼提出诗词“自是一家”，以此提高词的地位。而李之仪提出词“自有一种风格”，是为宋词求得独立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尔后，李清照在此基础上提出“别是一家”论。

宋词重视境界，李之仪所谓的“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是指言有尽而意无穷。关于语言与意境的关系，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有更为玄妙的解释：“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镜中象皆无迹可寻，如同蕴含在诗词中的情意，意不会随笔止而断，情不会因字满而终。

除了词论，李之仪题跋也谈到了如何作文章：

文章要当先凌厉而后收敛，正如坐而后立，立而后走也。岂遂以得坐立间者，便期于行走。自下图高自余所病。《跋吴思道诗》

作字为文。初必谨严于时。造语须有所出，行笔须有所自，往往涉前人辙迹，则为可喜。久之，语以不蹈袭为工，字则从横皆中程度。故能名家传世，自成标准。《跋荆公所书药方后》

李之仪认为作文如坐、立、走，有一定的过程。学写文章要踏实，不可一蹴而就。作文如做人，从凌厉到收敛，将毕露的锋芒转化为沉稳内敛。初学者可模仿前辈，学习的态度要严谨端正，但不能贪图近利，行抄袭之事。名家有自己的风格，别人学不来，因此要想名作传世，就需要造就自己的独特韵致。这些观点为文章创作提供了可参照的范式，对后人的创作具有启发性的指导意义。

此外，李之仪很讲究用字的来历：

（吴思道）其妙处略无斧凿，而字字皆有来历。《跋昊思道诗》

谛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跋吴思道小词》

造语须有所出，行笔须有所自。《跋荆公所书药力J舌》

叙事有法度，殆无一字虚设。《跋古帖》

李之仪讲求“字字皆有来历”，与黄庭坚主张“无一字无来历”基本上是一致的。字字有来历，在诗、词、文的创作中表现为引经据典，用典是将俗词推向雅化的手段之一。

三、文史互补的史料价值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出“以诗证史”的方法，“诗史互证”的考据之法引起人们对文学作品历史价值的重视。李之仪在题跋中插入了历史事件议论和人物点评，具有文史互补的意义。

李之仪与苏轼关系密切，其题跋是研究苏轼的重要的资料。《跋东坡书多心经》提到苏辙、苏轼皆抄写过佛经，苏轼还叫李之仪抄《华严经》。《跋东坡观音赞》记李之仪为亡妻于金陵山水中寻葬处，无意看到苏轼在崇音寺写的观音赞，“东坡南迁，祷而应，遂颂之”。《跋东坡先生书圆觉经十一偈后》记李之仪向佛祷告“东坡老人，以文学议论，师表一代。忠孝强果，独立不惧”，求佛祖庇佑苏轼，表现二人交情之深，。《跋东坡与杜子师书》记载苏轼喜欢陶渊明的诗歌，曾立言“将尽和其诗而后已”，“既留海外，卒践其志。”为后来苏轼“和陶诗”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题跋还提到苏轼的书法变化与人生际遇的关系。《跋东坡帖）”东坡从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观之，几不出于一人之手”，《跋东坡大庾岭所寄诗》评苏轼的字“盖其气愈老，力愈劲也”。此二篇说明苏轼的书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跋东坡四时诗》提到东坡作字喜用浓墨。《跋东坡观音赞》记载“后有诏，所在东坡文皆毁弃”，可知苏轼的文章曾被禁，而《跋苏黄陈帖》提到“东坡岭外归，所作字多他人诗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谈到苏轼被贬之后曾有一度不作诗文，以此避嫌。这些材料都是研究苏轼生平、信仰、书法、诗歌创作等方面的重要依据。

其中有两篇关于苏轼的题跋写得较为生动有趣。《跋戚氏》中写东坡与友人唱和赋咏，歌姬戚氏“意将索老人之才于仓卒。以验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颔之。”“歌竟篇就”，表现了苏轼的才思敏捷。《跋东坡与杜子师书》写杜子师钦慕苏轼，“东坡滴檐耳。遂欲尽鬻其家所有。携妻以往相依。”表现了文人学士对苏轼的追随与尊崇。

除了苏轼，李之仪和黄庭坚的交情也极好。《跋山谷帖》写黄庭坚因元祐党争被贬，“既而得罪迁黔南。从戎凡五六年而后归。”《跋山谷二词》描绘了性情中人黄庭坚的不羁与风雅，“鲁直自放废中起为吏部郎，再辞不起。遂请无为当涂，而得当涂。犹蹭蹬几一年，方到官。既到，七日而罢。又数日乃去。”这为后来黄庭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李之仪题跋还对宋前的历史事件进行评论，角度新颖，观点独到。在《跋黄米书》中对“子贡一使变五国”一事发表议论，“子贡孔门之高弟，亦孔门之罪人也。方是时彼五国者，特无人耳。不然，匹夫安能摇唇鼓舌。遂获逞于其间者哉。”《跋春秋后》写“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大约是指春秋笔法以一言寓褒贬。《跋黄正叔帖》提到钟繇盗韦诞墓得《笔势》。“钟繇问蔡邕笔法于诞，而诞不给。以至捶胸呕血。魏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诞死，使人发其墓，方得之。是知用笔之法。正所谓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对钟繇爱书法如命，刻画生动。

李之仪的题跋对书法鉴赏和评点、诗词文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生平交游和人物事件的记录与历史互为补充。分析李之仪的题跋对鉴赏其书法、诗词、散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利于肯定李之仪题跋在书法、词论发展史中的价值，以及文史互补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于安澜，书学名著选[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2

[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姑溪居士集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2017重印版）1810.

[4][宋]严羽著;张健校笺，沧浪诗话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