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目标应是促进社会公平

高考是当代中国一项带有全局性的政治制度，它延续和重建了科举的传统，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

林耀国

高考制度正在发生着新的变革。在上海、浙江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全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均已公布改革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讨论可以终止。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一章专门论述“改革与政治变迁”。他认为，改革是在领导、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但并不是说温和的变革都是改革，改革还有方向上的含义——改革将抑制而不是强化特权，意味着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意味着人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更广泛参与。

按照亨廷顿对改革的定义，高考改革必须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才是“正向”的改革。

高考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1977年，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表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在同长沙工学院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进一步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就算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邓小平的话，实际上道破了高考的真谛：高考是一种国家行为，目的是选拔精英，国家通过标准化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起来；高考的原则是公平，英雄不问出身，只看考试分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恢复高考正是当年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关键一招；高考绝不仅仅是一项教育制度，而是当代中国一项带有全局性的政治制度，它延续和重建了科举的传统，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

高考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状态。在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中国精英大学里，工农子弟或者来自县及县以下地方的青年人长期占到相当高的比例。用李中清等研究者的表述，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千千万万优秀的青年并没有因为家庭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被公平的机制所激发，成为中国社会的栋梁。

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社会对于考试选拔人才的信仰——这构成了中国政治得以维持其独特性和稳定性的一个基础。通过“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中国的精英教育实现了多样性的社会来源而并未被强势阶层所垄断。从结果来看，中国式的精英教育不仅没有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反而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阶层流动，打断了代际遗传。这样的情形，在世界上其它国家尚不多见，值得我们自信。

1998年以来，高考制度已经并正在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其中包括：招生规模急剧扩大，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实现；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不断调整，比如浙江在高考改革中推行的“选考科目”；精英大学获得了较大的招生自主权，开始尝试多元化的入学方式。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高考改革还只是“鸟笼改革”——高考制度本身仍然十分强大，已经公布的改革方案，都不是试图废除高考，而是使其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过去曾一度泛滥的各类高考加分基本被取消，这显然体现了改革的正义性，得到了全社会的好评。

同时，一些更加激进的呼声始终存在。2010年，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提出，“必须改革现行考试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具体讲就是要逐步取消全国统一高考，由各个地区、学校自主进行高考程序，变一次性高考为学业考，变一张试卷定终生为综合素质选拔。”同一年，北京大学11名教授联名致信校长，要求率先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实行“个性化、多元化的学生选拔体制”。这些意见的实质是要废高考，而且多多少少也体现到了新的高考改革方案之中。对理性的观点应该尊重，但主导改革的必须是目光长远、胸怀大局的政治家，不能就教育论教育，否则可能顾此失彼。

曾痛诋科举之弊的梁启超，在科举被废之后猛然发现，科举“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今天我们在讨论高考改革时，也必须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如果重大的制度变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那才是正确的方向。

毕竟，方向决定未来。

(作者系某高校政治学专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