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制造了年龄歧视？

45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在集体主义行为取向的系统里，个人的工作价值是“螺丝钉”式的存在，个人的价值被单一化和固定化了，而个人在面对系统时更难以讨价还价。时间的极权主义渗入系统后，个人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李侨明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近日，读到一篇某著名媒体人的转型自述“人生五十，从头开始”，作者认真分析了“社会环境/系统”如何对待“大龄”的职业转型者。她发现，欧美与香港和内地一样存在求职者的年龄歧视问题。这种歧视风潮赤裸裸地出现在高校招生/招聘、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明文规定或潜规则当中。男女都不能幸免。如作者所言，年龄歧视不仅不符合实践上的逻辑，也涉嫌违反教育法和就业促进法。

作者清楚知道，自己没有在求学和求职过程中遭遇歧视，在统计学上“属于一个例外”。基于对自身社会位置的清醒认知，她强调：“不能因为自己是例外，而看不见自己其实甚至是系统性问题存在的受益者……”“身为例外，应该自觉应有的责任，和其他人携手，让未来更多像自己一样性别和年龄的人，可以拥有和自己一样自如的选择机会”。

时间的极权：社会加速理论

我认为有必要将讨论往前推进一步，比年龄歧视本身更可怕的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环境都在“默许”这样的现象？到底是“谁”在制造年龄歧视？本文仅从社会加速理论和日常观察的角度去讨论“谁”在制造年龄歧视。

社会加速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掌门人”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理论成果。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处于现代社会的我们如何拥有美好生活？他认为，在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及生活节奏加速的三重作用下，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超出人们的控制与预期。这不断改变着我们身心运作节奏，也阻碍了美好生活的实现。他把加速定义为“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也就是说，“当下”的历时体验会越来越短，一旦无法匹配社会经验与期待的范围，将会被抛离社会加速运动的轨道。例如，几天不看朋友圈可能不知道最新的网络热点，跟人聊天就容易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尬聊”几次，多半就会被传说中的“同龄人”所抛弃了。

罗萨认为，在高度自由化和个体化的社会，隐藏着看似与之相矛盾的严密的社会时间规范。在这种规范下，我们每天有很多的“必须做”，因为“我们必须越跑越快，才能够待在原地”。这种加速竞赛，就像把现代人放置在“仓鼠滚轮”中，无法停止。一旦停止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现代社会的加速竞争制造了“罪责主体”，“但毫无慈悲与原谅”。这种时间规范是社会建构的，表现为“赤裸裸的事实、一种无可辩驳的自然法则”。社会加速进而导致时空的异化、自我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罗萨把“异化”做了广义的理解，他认为只要是人“自愿”去做那些并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可以称之为“异化”。为了适应“年轻化”的求职需求而选择加速自身人生规划的人，也可能是被异化的人群。

年龄歧视：人的异化

社会加速，使得“出名要趁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即使不是每个人都能“出名”，但人和物品在“物理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社会和心理寿命却在不断地缩短。例如，以前的诺基亚手机可以用10年，现在的智能手机用1-2年就算是“长寿”了；“90后”“00后”的女性已经自称“老阿姨”“中年少女”。从教育的起跑线看，3岁入学的幼儿园已经不再是“起跑线”，许多家庭会在三岁前就花大把的钱在“早教”上面；从高校就业看，副教授、教授年轻化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甚至许多学校把35岁作为门槛，超过这个年龄都很难进入高校任职；企业和公务系统的招聘一般也把45岁作为招录候选人的年龄天花板。

吊诡的是，中国是越来越长寿的国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5年的《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男性约75岁，女性约78岁。根据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2030年，国人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9岁。从退休的年龄看，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尽管随着国民人均寿命的提升，我国人社部酝酿延迟退休的年龄，未来的退休年龄有望达到65岁，但这并无法阻止年龄歧视的蔓延。

在社会加速系统的作用下，我们的职业“高峰期”被期待提前了。公务系统干部年轻化、高校教职人员年轻化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旦超过35/45这样的年龄界限，即使表现再出色也很难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机会。这样的限制并不只是在女性身上发生，男性也同样是受害人。我的一位朋友，获得了海外知名院校的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只是他回国时已经超过了40岁，因此很难到较理想的院校任职。朋友说，有不少院校担心这种年龄的人进入高校就是去“养老”的。于是他选择去了一所普通的地方二本院校。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并没有用“养老”的态度去面对工作。相反，他在SSCI和国内权威的CSSCI都有所发表，成果颇丰。在“双一流”的背景下，这些成果可以说是教研人员就业的“硬通货”，理论上说，朋友的成果可以进入省内任何一所重点高校。于是他向某重点高校毛遂自荐。对方刚开始对他的条件非常满意，只是后来到了学校人事处被卡了。人事处认为45岁是人才引进的“年龄红线”，而这位朋友已经46岁了。

这个事例可以让我们发现年龄歧视的荒谬和残酷，我们无从得知45岁的“年龄红线”是如何确定出来的，更无法知道45为什么就比46甚至55这样的数字更具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无疑的是，45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用社会加速理论去理解，年龄歧视可以理解为“时间的异化”，即是一种时间的“极权主义”。罗萨给出了四个极权主义的判断标准：“1.它对主体的意志与行动施加了压力；2.人们无处可逃，所有主体必然会受其影响；3.它无处不在，影响力不局限在社会生活单个或者几个领域；4.人们很难或几乎不可能批判它或对抗它”。在集体主义行为取向的系统里，个人的工作价值是“螺丝钉”式的存在，个人的价值被单一化和固定化了，而个人在面对系统时更难以讨价还价。时间的极权主义渗入系统后，个人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这种年龄歧视的“沉默之声”在时间的极权主义的作用下，蔓延于中国乃至全球却被视而不见。它仿佛人类生命周期的催化剂，促使着我们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单位内完成越来越多的人生任务，以迎合整个社会系统加速发展的要求。从本质看，如罗萨所言，年龄歧视是反现代社会的自主性和反思性承诺的，也就是说它带来的是无形的压迫和人类的异化。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厘清这样的逻辑，社会加速使得人的社会和心理“寿命”被压缩，职业生涯高峰被迫前移。这种时间的极权主义渗入了整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系统，个人的社会价值被单一化和固定化，进而导致人的异化。

对抗这种异化的可能出路是，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系统有清醒的认识，能用团结、坚忍的合作精神去与社会系统“沟通”，传递多元化和差异化的人文价值观与推动系统的改变，正如罗萨所言，用人与世界“共鸣”的关系，去取代年龄歧视中的“沉默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