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两湖分闱，促成近代湖南人才井喷？

杨锡贵 杨依人

自古以来，寒窗苦读的士子们均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而科举考试几乎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唯一通道。其竞争之激烈，现今被称为“最残酷”的高考和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亦无法和它相比。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和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一样，湖南科举考生面临着考试难度大、考中机会少的困境；即使与同场同卷的湖北考生相比，湖南中举率也不及其四分之一。差距如此之大，是湖南之人才逊于湖北，还是另有隐情？

赴考往往得赌上身家性命

自元、明至清初，湖广省（大体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合闱乡试（闱，指试院），湖广贡院设于武昌。湖南学子赴武昌应试，路途遥远，近者相距千余里，远者二三千里，往往得提前十天半月甚至两三个月出发，不像湖北考生有近水楼台之便利。湖南考生裹粮而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能按期赶到武昌参加乡试已是万幸；至于那些经过长途跋涉，早已身心疲惫的考生能否考出一个好成绩，恐怕得靠上天格外垂青才行。

不仅如此，湖南赴试学子还面临着过洞庭湖时的生死考验。每届乡试之期，正是盛夏酷暑，洞庭湖汪洋恣肆，一遇暴风雨陡发，只得停船等候，有时十天半月都开不了船。为了能按时参加考试，有部分考生乘一叶扁舟，冒险赶路，常遇风涛，樯倾楫摧，葬身鱼腹，甚至父子兄弟同遭覆溺，酿成人间惨剧，见者惊心，闻者落泪。学子们的赴闱之旅，因此蒙上了一层浓郁的悲壮色彩。

赶一次考，需要赌上身家性命，这令许多湘籍考生望而却步，其家人朋友也为之担惊受怕。据光绪《湖南通志》记载，桂阳考生扶朝盛踏上赴考之旅后，其母每天都提心吊胆，总害怕儿子过洞庭湖时遭遇不测，在家终日以泪洗面。扶朝盛回来得知后很心疼和自责。就算自己不怕危险，让父母遭此大罪，亦于心不安，扶朝盛从此便不再去应试。

湖南有的读书人也因此甚至根本就不做功名之想，终身都没有去武昌参加过乡试。于是，动员士子们参加乡试，竟成了湖南各级地方官员的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偏沅巡抚赵申乔曾“遍饬地方官敦促赴试”，并要求学臣“广加收录”。经过广泛动员，湖南这次参试人数虽略有回升，但恶劣的赶考环境并未改善，“其能至武昌而入场者，十无二三”，最终应试人数仍然少而又少。

从默默忍受不公到强烈呼吁分闱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 科举名额的配置状况与地区利益的平衡有着直接关系。因为赴考考生基数小，考中的人数自然更少，湖南科考中举的人数因此远远低于湖北。这种严重不公的局面，让湖南士子们愤懑不已，直叹“可怜湖南数千里赋税之地，渐弃为科第沦落之乡”，“同有三载觐光之愿，而险远不前；同受圣朝教养之恩，而以向隅为泣”，情词真切，形同泣诉。

清康熙中晚期，学子们终于决定不再忍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纷纷强烈要求两湖分闱，即湖南、湖北分开设立考场进行乡试。杨启新等各属生贡首先提出了这一请求，其后湖南各地贡监生员如郭远、王元复、胡兴耦、杨启鼎、陈鹏年等，均曾单独陈请或联名公请。

桂阳郭远的《公请南北分闱呈》、湘潭陈鹏年的《懇请再题分闱呈》，被完整保留下来。从其内容来看，士子们除陈述赴武昌应试路途险远的理由外，更认为湖南已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长沙为湖南省会，节制则另有抚宪，分司则另有藩臬，钱粮、户口、官职、考成，事事与湖北判然为二”，理应有自己的乡试考场；而且视具体情况安排考生就近乡试已有成例在先，隶属于湖南的平溪、清浪、偏桥、镇远四卫靠近贵州，朝廷规定四卫士子就近在贵州参加乡试，而湖南其他士子却不得不越险远赴湖北之武昌；若单独举行乡试，可以增加湖南士子中举人数，是“广沛皇仁”的大好事。

士子们承诺，愿意共同捐赠分闱后贡院建设费用，并强调由湖南单独举行乡试、设贡院于长沙才是最好的补偏救弊之法，以致在康熙皇帝60大寿时，朝廷特开恩科（即在正常的三年一次乡试外，另行增加一次乡试考试），其他各地考生摩拳擦掌，而湖南考生竟意兴阑珊，反倒认为分闱分额才是实实在在的惠政。偏沅巡抚李发甲首次疏请分闱被驳回之后，陈鹏年呈文更是言辞激烈，直指“部议之驳稿不公”。

学子们持续不断地呼吁，强烈要求分闱，时间持续近20年，堪称一场清代湖南童生（未考中举人者均称童生）的分闱“请愿”运动。

两湖分闱政策终于落地三湘

学子们的分闱呼声，得到湖南各级地方官员的积极回应和支持，各道、府、州、县，以及布政使、提学道佥事等地方官员，将学子们的呈文及时逐级上报，无不希望尽力玉成。时湖南最高长官为偏沅巡抚，康熙年间的前后几任偏抚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等均高度重视，并先后上奏朝廷。

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赵申乔上《请湖广乡试南北分卷疏》，标志着湖南最高主政者开始着手解决两湖乡试对湖南严重不公的问题。当时江南（含江苏、安徽两省）、陕西（分陕西、甘肃两省）亦如湖广一样，乡试系两省合闱，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担心触动整个科举体制，朝廷未接受赵申乔分卷之请。

康熙五十一年（1712）六月，继任偏沅巡抚潘宗洛，因有曾经督学过湖广省的经历，对湖南考生赴武昌考试悲苦之状十分了解和同情，遂上《题请长沙分闱乡试疏》。他认为，江南、陕西虽然和湖广一样合闱乡试，但水陆无阻，而湖南则隔越洞庭。虽然从无分闱分额的先例，但考虑到湖南的特殊情况，恳请皇上破例同意两湖南北分闱。赵申乔分卷之请都不被采纳，比之更进一步的潘宗洛分闱之请，朝廷当然更不会同意。

又过了4年，偏沅巡抚李发甲先后两次密疏分闱。第一次密疏，是和湖广总督满保、学政李之望联名奏请，重点落在在长沙设立科场可以“不费国帑”，只需“差正、副主考官至长沙考试分中”，即可创千古未有之盛典。第二次密疏，主要是针对礼部意见进行了辩驳，详细陈述了湖南考生不论是从东西陆路，还是从河道水路，赴武昌乡试都是十分艰难的现实情况；并搬出了康熙帝曾下令在洪泽湖设立救生桩之事，指出士子过洞庭确实十分危险，许多湖南学子在此溺水而亡，而南北分闱就是洪泽湖无形的“救生桩”，可以挽救无数湖南士子的性命。李发甲满以为可以说服朝廷，在上奏的同时，自己又捐出俸禄，督促官绅加紧兴建长沙贡院。没想到礼部还是坚持认为科场定例已久，不便更改，而皇帝“依议”同意了礼部的处理意见。凡事期望愈高，往往失望也就愈大。李发甲接奉上谕后，“汗流浃背，睁目僵立，侍从扶之，已气绝矣”。而建设中的贡院，也只好改作湖湘书院。

两湖分闱，三任巡抚数次奏请，皆因为礼部的驳议和康熙“依议”而一挫再挫，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就在偏沅巡抚和湖南学子们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之时，不料分闱竟然意外地成功逆袭。

河南人吕谦恒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担任过湖广乡试正主考官，因洞悉湖广合闱之弊，十分同情湖南考生之悲苦，曾经以“湖南文风日盛，远隔洞庭，不无遗珠，理宜分闱”密奏，却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雍正帝继位后，多次颁谕表达兴贤育才之意，又鼓励官员踊跃献策。时已转任河南道御史的吕谦恒遂再次为两湖分闱事上奏，认为“夏秋之交，洞庭泷涛壮猛，湖南士子赴乡试，苦遭覆溺，宜分设棘闱”。

接到吕谦恒的疏稿后，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1723年8月29日），雍正帝傳谕礼部，“于湖南地方建立试院，每科另简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场，永无阻隔之虞，共遂观光之愿”；如果准备工作来得及，“于明春即分湖北、湖南两闱考试”。湖南单独举行乡试，终于得到朝廷批准。

分闱上谕传来后， 湖南巡抚（由偏沅巡抚改）魏廷珍立马与湖北巡抚商定好原湖广行省正、副榜举人分配名额，并于当年就将湖湘书院改造扩建成湖南贡院。次年2月，湖南第一次单独举行乡试。至此，湖广南北分闱政策正式落地生根。此时距偏沅巡抚首次疏请，已逾十八载。

湖南未吐之才华，尽发文明之气象

两湖分闱政策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与湖南各地生员的持续呼吁、各级地方官员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特别是偏沅巡抚赵申乔首提分卷、潘宗洛首倡分闱、李发甲两疏分闱和御史吕谦恒密奏分闱，贡献均甚巨大。四者之中，尤以吕谦恒最后的临门一脚效果最佳。吕谦恒既非湖南本地人，又未做官湖南，却能留心地方利病，忧湖南考生之所忧，促成两湖分闱，后人尤当没世不忘。

分闱后的湖南首次乡试，士子赴试异常踊跃，入试考生近万人，差不多是以前每年赴武昌乡试人数的五倍，盛况前所未有，以致原来准备的考棚严重不够，只得在提调衙门之侧临时增加棚号。

南北分闱，各方视此为前所未有的获取科举功名之机遇。湖南“家置诗书，人怀铅椠，下至苗瑶子弟，争趋向学，庠序盈门，萃萃俎豆，实人文极盛之时，万世太平之象也”。桂东县“往岁阻洞庭，乡试不上十人。分闱后争自劝学，登甲乙者不绝”。分闱既激发了湖南士子的功名进取心与应试的积极性，也拓宽了湖南士子的入仕之路。

偏沅巡抚李发甲在请分闱第二疏中说，若能单独举行乡试，将使“湖南未吐之才华，尽发文明之气象”，而分闱以来的事实正如其所言。

学者王文琴对南北分闱前后乡试中举、会试中式人数进行统计后，给出了如下具体数据：分闱以来，湖南乡试每科中举人数在 60 人左右，是南北分闱前的近3倍；清光绪八年（1882 ）以前，湖南各科乡试共录取正副榜举人4800 余人，其总数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朝代。湖南会试中式名额，分闱之前平均每科 3 人左右；雍正二年（1724）湖南单独参加会试得中 8 人，自同治二年（1863）后每科中试者在 10人以上，至光绪年间一般每科达12 人以上。

不仅如此，湖南还通过科举产生了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流人才，如嘉道时期的何凌汉、胡达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何绍基、胡林翼等，咸同时期的劳崇光、罗泽南、曾国藩、江忠源、左宗棠、郭嵩焘、曾国荃等，光绪时期的谭钟麟、谭继洵、魏光焘、张百熙、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焕奎等，他们当中许多人成为影响湖南乃至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