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国学不是让孩子穿古装

本报记者　黄婷婷

提起国内研究国学的学者，傅佩荣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台湾学者研究中西哲学50年，曾担任央视《百家讲坛》等多档国学节目的主讲，被台湾媒体评选为“最热门大学教授”。最近他的新书《傅佩荣讲孔子》面世，不仅集合整理了其多年讲课的内容，还加入了不少傅佩荣对这位先贤学说的新的理解。最近，傅佩荣教授就儒学新变化、“国学热”到底好不好及海外儒学研究等话题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专访。

学国学不能只在器物上下力气

环球时报：近几年国内掀起了“国学热”，许多家长开始注重对孩子的国学知识培养，推动了国学通俗读本的推出和国学普及教育的兴起，但也难免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在您看来，国学通俗化的优势和弊端是什么？

傅佩荣：国学热基本上是一件好事。人类社会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热”，这个热到了国学，代表需要“返本”才能“开新”，亦即“推陈出新”。回到自己的传统，既正当又合理。但是，今日要落实国学，不可以只在器物、制度方面下力气。很多人让孩子学国学，先让他们穿上古装，对老师行跪拜的古礼，这些都已经跟现代生活脱节了。这些外在的服饰与具体的礼节，真正的核心是内在的“真诚”，如果缺乏内在的真诚，外在的一切只是做做样子，生不了根，入不了心。小孩长大之后，无法在生活上实践。

所以，我们学国学要牢记，不要只是在器物、制度下力气，应该了解理念，哪怕只是了解一句话。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他为什么这样说，以及应该如何实践，了解透彻才可能知行合一，改善生命。否则，也不能怪孩子知而不行，即使他将《论语》《孟子》全部背下来也没用，因为他们不懂意思，有什么意义呢？

国学通俗化的优点是接上自己的传统，这绝对是可大可久、可长可远的做法。缺点则是过于急功近利，急着想要用，而忽略在“术”之上的根本是“道”，这个“道”就是儒家的理念、国学的理念，就是有关人性是什么？人在世界上应该怎么活着才有意义？人应该如何追寻这一生最高的目的？这些才是理念层次的问题。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孔孟之道、老庄之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先贤的主张有什么相通之处？

傅佩荣：孔孟老庄与西方先贤的主张有相通之处，基本上有两点：第一，他们都认为人生是要实现价值的。换句话说，人绝不能白白过这一生，只在外在力量的推动下，糊里糊涂、不思不想就过了这一生。

第二，人生不但要实现价值，还要进行修养，让自己向上提升。这个“向上提升”，孔孟之道希望你成为“圣人”，老庄之学希望你成为“真人”。柏拉图明白地说：“你要向神明看齐”。亚里士多德说：“你要进行非常超越的‘静观”，就是沉思冥想，达到与万物的和谐。这些都是相通之处。

如何打好这张国际名片

环球时报：您在新书中提到了“四大圣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希腊的苏格拉底以及犹太的耶稣。孔子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最知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该如何打好这张国际名片，建立文化自信？

傅佩荣：儒家思想如果要成为国际名片，除了根据经验、合乎逻辑，还要提出可以实践的理想，如此才可以改善人生。譬如，你把孔子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翻译成外文，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就引起很大回响，所有人听到这十二个字的志向，没有不佩服的。为什么？因为孔子的关怀不是自己的孔家人、鲁国人而已，而是所有的人。他对于老人、小孩、所谓社会弱势的关怀，正好反映一句话：“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他对待弱势的程度成正比”，越文明的社会越关怀弱势团体。相反的，越是野蛮的社会，越是欺负老人跟孩子。所以，儒家的观点，从非常现实的社会经验出发，知道人生有各种考验，人性并不完美，所以要不断修炼自己，最后人与人之间才可以有平等、互相的关怀。

今天如果要谈文化自信，这才是我们要掌握的。尤其是孔子对于“善”的观念提出之后，才可以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也就是把“善”界定为：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譬如：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继续推。另一方面，你如何判断关系是否“适当”呢？你行善的时候，孔子、孟子的思想强调三点：第一，你的内心感受要真诚；第二，对方期许要沟通；第三，社会规范要遵守。三点合起来考虑，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三点之间有矛盾冲突， 一定要以第一点“ 真诚” 为主。所以，我谈到儒家时， 如果一定要用两个字来描述，那就是“ 真诚”，儒家讲的就是真诚。这一点说清楚，才能说明中国人的人格之独立自主，是由内而发的，本身就有他价值尊严的基础。这样，对于世界上其他大多以宗教作为主导的文化，儒家就有它的优势与特色了。

不能寄望西方学者的研究

环球时报：近年有儒学论坛提出“儒学与全球化”“儒学与现代化”“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责任”等议题，您对这些议题有什么看法？

傅佩荣：这些议题大都是学术界为了拓展议题提出来的。但是，在拓展之前一定要先理解、清楚分辨儒家原本的意思。讨论儒家思想，有两个问题要重点考虑，第一，大家习惯以宋朝、明朝学者的解释作为儒家基本的立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那是宋朝、明朝学者研究的心得，并不等于先秦儒家孔子、孟子的思想。第二，很多人在探讨这类问题时，会“断章取义”。譬如，我研究儒学与现代化，就设法找一些《论语》《孟子》的题材，对现代人还有启发的观念，放在“制度”跟“器物”的层次去了解。在器物方面，儒家强调要“节俭”，在制度方面，儒家的贡献更多一些，因为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往来的方式。但是，焦点放在器物、制度方面是不够的，最后还是要探讨“理念”的层次。儒家之所以值得流传，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理念有其价值。

环球时报：孔孟学说和儒学思想在国外的普及程度如何？国外儒学学者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哪些方面？您怎么看海外儒学研究对当代儒学研究的贡献？

傅佩荣：儒学思想在国外的普及程度，就像在中国社会你问有多少人知道苏格拉底等西方重要学者一样。知道的人，只知道几句重要的格言。西方人只知道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强调道德的学说，劝人为善，彬彬有礼，可以让一个人成为君子的学说，其他的都谈不上。

国外学者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对儒家思想历史背景的深入研究。二是文献考察，也就是考察孔孟文献资料哪些是真的，哪些可能有问题。海外儒学研究在某些方面有特殊贡献，但整体而言贡献是很有限的。譬如，要研究儒家跟现代化、全球化的关系，不能避开许多议题，如：女权、堕胎、同性恋、死刑、人口贩卖，你怎么能要求2500多年前的思想对这些现代化议题提出太多明确的看法呢？儒家只能在理念上告诉你“人性向善”，“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如何找到“适当”二字的意义，然后你要将“真诚”作为一切事物的出发点，这些大原则确立后，前面所提的社会议题，才能加以了解、分析、建议。海外儒学研究用外文来教学与写作，很多地方是语焉不详的，光是孔孟的“仁”，就没有办法翻译。翻译的方式太多了，包括译成有爱心、仁慈、人性，最后只能用汉语拼音ren，再加上一堆解释，但再多解释也无法让人理解。我们不能寄望西方学者对儒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