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说唱艺术的多元文化特征分析

2018-06-08 09:27孟令君
戏剧之家 2018年10期
关键词:蒙古族

孟令君

【摘 要】蒙古族说唱艺术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外来文化艺术的精华部分,是一个综合各种文化艺术的一门说唱艺术。本文以蒙古族说唱艺术的多元文化特征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化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相关研究方法,对蒙古族说唱艺术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吸取的多元文化因素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蒙古族说唱艺术的多元文化是佛教文化、萨满文化以及汉族文化多元文化的综合体现,是在多元文化的吸纳以及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嬗变,最终传播至今的一种说唱艺术。

【关键词】蒙古族;说唱艺术;萨满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0-0036-03

说唱艺术不仅是一种艺术文体,更是一种艺术表演方式,相对于蒙古族人民而言,蒙古族说唱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态更是蒙古群众生存和生活的方式。在蒙古族辽阔的大草原上,我们知道,蒙古族人们不仅习惯了骏马、奶茶的生活,更是把说唱艺术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蒙古族说唱艺术在历史的传承、嬗变进程中,吸纳并融合了多种文化艺术形态。

可以说,蒙古族说唱艺术在这种发展的变化中综合了不同的文化特质,成为一个融佛教文化、萨满文化和汉族文化三种不同文化的复合型文化体,在蒙古族的说唱艺术中,佛教文化、萨满文化和汉族文化这三种文化艺术是相互交融、互为里表的,本文主要探究蒙古族说唱艺术的这三种多元文化的特征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诞生。

一、佛教文化特征

(一)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文化的渗入。根据《佛祖历代通载》的相关记载,在13世纪初期,成吉思汗率兵南下攻打金国的时候,曾经与汉传佛教的禅宗派海云禅师有过交往,在当时,海云禅师拜见了成吉思汗,同时,成吉思汗对其大加赞赏,并获准继续削发为僧,在当地准许弘法传教。在随后的几年,许多蒙古的皇室与海云禅师联系频繁,到了1219年,成吉思汗封海云禅师主管汉地佛教,当时,汉传佛教在与蒙古贵族的接触后获得了较高待遇。可以说,在成吉思汗时期,由于与汉传佛教的影响频繁,蒙古族说唱艺术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的时间不如汉传佛教早。在蒙古族皇室贵族与汉传佛教频繁往来后,对藏传佛教的传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有相关文献资料记载,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阔端与萨班时期,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传入只是局限在蒙古族的皇室贵族中;第二阶段为蒙哥、忽必烈时期,在这一时期,仍旧只是在皇室贵族中传入,并没有深入到平民阶层;第三阶段为阿拉坦汗时期,在阿拉坦汗后期,藏传佛教新兴的格鲁派渗入到蒙古族地区,使得藏传佛教的传入在蒙古地区迅速发展。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所以广受蒙古族群众的接受,最主要的原因是蒙古族和藏族之间的文化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关联,尤其是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蒙古族的说唱艺术很快就融入了藏传佛教的元素。

(二)僧侣、寺院在说唱艺术中的体现。据相关文献资料显示,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的艺人有一半是僧侣出身,尤其是在第一代、第二代的民间说唱艺术中,僧侣出身的艺人更是占有绝大多数。在蒙古族草原上最早的说唱文学著作《唐五传》中,记录了朝玉邦、白音宝力高、琶杰、毛依罕等艺人在蒙古族说唱艺术方面作出的贡献,这些僧侣出身的艺人在说唱艺术中常常会运用一些佛教的术语。比如,说唱艺人齐宝德在演唱《镇压蟒古斯的故事》的时候,他曾经多次唱到“八千八百个世界”,这里的“八千八百个世界”就是佛教用来描绘“大千世界”的词语。

同样,佛教的寺院文化在说唱艺术中也有所体现。在蒙古族地区,佛教的寺院不仅僧侣众多,而且规模巨大、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在蒙古族佛教的寺院中,活佛、喇嘛和葛根等上層人员不仅有着与王公贵族相同的社会地位,而且对蒙古族的说唱艺术也非常熟悉,在传播过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自近代以来,佛教的寺院不仅在说唱艺术的传播过程中承担着主要任务,也使得本身的宗教文化与说唱艺术的文化得以交汇、融合,并促进说唱艺术的发展。比如,每到佛教的节日都会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在这种场合会有民间艺人表演文艺演出,这时,一些艺人会不远千里赶来,专门表演蒙古族说唱艺术,这也是蒙古族说唱艺人之间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很好时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由宗教寺院组织的活动使得说唱艺人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的交流和发展。

二、萨满教文化特征

(一)萨满文化在科尔沁说唱文化中的反映。我们知道,世界上各个民族最原始的文化艺术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蒙古族说唱艺术在产生的过程中,同萨满宗教有着很大的关系。

具体来讲,当下存在的蒙古族科尔沁说唱艺术中的传说、童话、歌舞以及仪式等,与原始的萨满宗教中的祷辞、祝祭以及神歌等有着很多相同之处。这些现存的带有萨满宗教的祷辞、祝祭以及神歌,主要是通过口头的形式由老的萨满教徒传授给新的萨满教徒,在原始的部落中,也有一部分萨满教徒通过结绳记事的方式,把一些神话故事依附在某器物上进行记录传唱,这种记录传唱的方式一度在科尔沁说唱艺术中非常盛行,并深刻影响到很多民间说唱艺人,在古老的科尔沁地区,有些民间艺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能够通过某些特有的标志和惊人的记忆力,唱出长篇史诗。

到19世纪早期,萨满教的传唱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口头传唱和记录传唱的方式逐渐走向文献记载,一些有关萨满教的文献资料,被一些寺院的喇嘛意义记录下来。

(二)萨满文化对说唱音乐的渗透。在蒙古族说唱艺术中,说唱艺术的音乐与蒙古族的叙事民歌是两个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叙事民歌属于民间歌曲的一个分类,在这种题材的民歌中,不管歌曲要讲解的故事情节如何,也不管歌词中出现多少个关键人物,更不管歌曲表演的时间,一首叙事民歌只有一个曲调。但是,民间说唱艺术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有着专门的说书艺人,也会表现不同的曲调,而且,说唱艺人会根据人物、时间、环境等一些客观条件,选取不同的音乐和曲调。

众所周知,随着萨满宗教的产生,萨满音乐文化伴随着萨满意识和萨满舞蹈逐渐出现。萨满音乐文化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们知道,萨满宗教在蒙古族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这种宗教的音乐文化艺术对蒙古族说唱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直到今天,萨满宗教音乐文化艺术的风格也在蒙古族说唱艺术中有所体现。

“复沓”是蒙古族说唱艺术中最主要的特点,然而,这恰恰也是萨满宗教艺术中祷辞、祝祭以及神歌在音韵格律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比如,下面这首是蒙古族地区萨满治病礼仪歌,歌词如下。

啊哈咳,

高桌摆中央,

呵,祖先,

神灯明晃晃。

啊哈咳,

弟子齐祷告,

呵,祖先,

敬请神来降。

啊哈咳,

摆起虎皮椅,

呵,祖先,

烧上一炷香。

啊哈咳,

弟子齐膜拜,

啊,祖先,

铃鼓轻轻响。

从这首歌曲中我们可以看出,形式和内容都具有明显的复沓形式。这种复沓的形式在科蒙古族尔沁说唱艺术中是很常见的,这也是萨满文化对蒙古族说唱艺术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

三、汉族文化特征及相关文献的诞生

(一)说唱艺术中汉族文化的缩影。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的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政策解除了封禁,同时,由于移民政策的影响,有部分汉族民众迁移到蒙古草原,这些汉族民众的到来,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蒙古族文化生态,可以说,这种影响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与过去各个朝代比较,这一次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是全方位的,更是多层次的。汉族民众所带来的文化对蒙古地区的全方位影响,必然涉及蒙古族说唱艺术文化。这一时期,在一些蒙古族的说唱艺术中,频繁可见汉族文化的缩影,尤其是到了近代以来,汉族的章回体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著作已经出现在蒙古族的说唱艺术之中。

除了受到政策的影响之外,在地理位置上,鄂尔多斯、奈曼、翁牛特等旗、察哈尔、卓索图盟、科尔沁东部诸盟等与汉族地区毗壤,这些区域也是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地域,更是最早接受汉族文化最多的地域。由于汉族与蒙古族接壤的缘故,两个民族的人们之间通过杂居和相互往来,蒙古人的一些民族习俗直接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可以说,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由来己久,在各个方面均产生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形成了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

汉族与蒙古族文化艺术交流的最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不仅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民间文化艺术的相互影响中,更是体现在民间文化艺术的文化变异中,尤其是在民间说唱艺术中也有最直接、最直观的影响。

(二)蒙译著作和相关文献作品的诞生。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蒙古族与汉族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这使得一部分蒙古族群众对汉族的语言文字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并随之对汉族的相关文献作品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根据相关资料记载,最早将蒙文翻译成汉文的著作始于元朝,以历史文献著作为主,南宋末年,元朝灭南宋入主中原,为了巩固通知地位,当时一些蒙古族文人对汉族的文献作品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春秋》《周礼》《孝经》等。

明朝时期,随着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翻译了《今古奇观》,蒙古族学者对汉族小说的翻译越来越多,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蒙古文化、汉族文化频繁交流互动的局面。而且,哈斯宝是第一次把汉族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运用到蒙古诗歌艺术的创作中,这种诗歌全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式,不仅影响了蒙古族地区的说唱艺术创作,同时,对说唱艺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蒙古族人民看来,哈斯宝是将蒙古族文学艺术发展繁荣的奠基者。

到了清朝时期,清政府为了规范书面语言,组织各个民族的学者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一时期的蒙古族和汉字的文献互译工作得以全面展开,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翻译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到了18至20世纪,汉族的一些小说和话本被翻译成蒙古文,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隋唐演义》等被译成了蒙古文献。

(三)汉族艺人在说唱艺术中传承性的体现。民间艺人是标志着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民间艺术的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蒙古族说唱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一部分汉族民间艺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蒙古族说唱艺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逐渐出现了汉族说唱艺人。虽然在一段时期内,这些汉族人一边务农,一边从事说唱艺术,但是,他们四处游走,把这个富有民族特色的说唱艺术带入汉族中原地区,可以说,这为蒙古族说唱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所以,蒙古族说唱艺术之所以从原产地向中原地区传播,这与汉族的说唱艺人的活动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

早期汉族说唱艺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蒙古族的科尔沁地区为中心,活动在在哲里木盟、卓资图盟、昭乌达盟等广大游牧地区。到了20世纪早期,有些说唱艺人非常有天赋,于是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始走出蒙古地区文化圈,逐渐走向周边各个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蒙古族说唱艺术中已经有了大量的汉族人存在,并且已经将这门艺术传播到了整个内蒙古地区。

而且,对于蒙古族来说,民俗活动、传统节日是传承说唱艺术的一个主要渠道。许多汉族说唱艺人通过这样的传播方式,将蒙古族说唱艺术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成为我国说唱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四、结语

总的来讲,蒙古族说唱艺术不仅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而且有着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特征,深入研究并能够准确地概括蒙古族说唱艺术的多元文化特征,探讨这个民族艺术在多元文化的吸纳以及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嬗变、传播的诸多文化因素,深刻把握蒙古族说唱艺术演变的进程,同时,也为创建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学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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