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2018-06-09 03:39张伟
戏剧之家 2018年13期
关键词:文化交流

张伟

【摘 要】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大地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往来要道,学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巴蜀文化与欧亚文明紧密联系,乐舞作为巴蜀文化的一部分,随着中外文化的相互碰撞与冲击,相互影响,巴蜀乐舞从古至今逐步地发展与变迁,形成了南方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与文化的成就。本文阐述了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及范围;传统巴蜀乐舞文化的特色;历史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乐舞文化交流状况等,论证了南方丝绸之路对巴蜀乐舞发展与变迁的影响。

【关键词】南方丝绸之路;巴蜀乐舞;中外文化;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3-0011-03

从80年代开始,四川、云南两省的专家和学者(历史、考古、人类学)共同提出对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开展研究,通过专家和学者的不懈努力,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例如在考古发掘被誉为对古巴蜀文明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三星堆时,发现了许多来自不属于巴蜀之地的印度洋海洋生物贝壳类物品,这些发现让人们不得不深刻地认识到古巴蜀先民在千百年前早已开始与遥远的异邦国家进行商贸往来,反映出古巴蜀在早期的中外关系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一、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

群山环绕的四川盆地在秦汉以来已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这里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种桑养蚕的技术在这里发源,史记嫘祖为养蚕丝质的创始人,蜀人是黄帝与嫘祖的后裔。在四川省盐亭县有着大量的关于嫘祖桑蚕丝织相关的传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青铜器物上也有着大量的采桑及蚕形的图案,“蜀”字后来经专家和学者一致认定为是像蚕形的象形文字。

张骞出塞时期,其在大夏(阿富汗)发现蜀锦的故事可以证明由成都出发经过云南,再经过缅甸到达南亚和西亚存在一条商业贸易的通道,这条蜀身毒道就是如今的南方丝绸之路。古代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路,最早是从四川、云南经过缅甸北部通往东印度、北印度和今巴基斯坦的蜀身毒道。这条道路在中国古文献如《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所著的《魏略·西戎传》里,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在古希腊、罗马记述东方地理人文的一些文献中,也对中一印交通有所述及,但多数记载间接而模糊。[1]巴蜀地区主要是指现今的四川省与重庆市,巴文化是以重庆为中心,又称巴人所建的巴国文化;蜀则是融合了三个古族,传“蜀与夏同源”及“禹兴于西羌”等,含川西、陕南、滇北一带。巴蜀之地古代交通甚为困难,不可谓不封闭,然则多川汇流,昂然出三峡,故而有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巴蜀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虽地形较为封闭,影响巴蜀文化发展,但正是如此才激勵巴蜀先民向外开拓的决心,因而随着后来环境与文化的交融开放和兼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巴蜀文化,包括种类多样,形式优美,且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巴蜀乐舞文化。

二、传统巴蜀乐舞文化

(一)巴蜀乐舞概况

巴蜀乐舞艺术是中华民族乐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古代先秦时期,巴文化地区就是比较发达的乐舞区域,且巴文化人民能歌善舞,这一时期主要的舞蹈形态有图腾舞蹈、祭祀乐舞、军武舞等。西汉初期,宫廷引入巴方乐舞,并编入乐府。秦汉时期中原乐舞促进了巴蜀乐舞的发展,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乐舞是巴蜀周边部族的“蛮歌夷舞”。隋唐五代时期,中原乐舞在巴蜀地区盛行,“龟兹乐”和唐“大曲”在巴蜀逐渐流行和传播。宫廷队舞在五代十国蜀宫中得到发展和创新。健舞、软舞在巴蜀的流传,促进了巴蜀乐舞的繁荣局面。杂剧和百戏也在蜀中盛行,并且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在这一时期,巴蜀地区民俗活动也十分盛行,代表性的民俗活动有:元宵节的灯舞、竹枝歌舞、祭祀性舞蹈和宴饮歌舞。同时,少数民族乐舞也得到融合发展。如:蜀地吐蕃乐舞、僚人铜鼓舞、巴蛮祭祀舞蹈等得到较好的发展。宋元时期的巴蜀戏曲达到繁盛时期,明清说唱艺术和戏剧有了很好的发展,民间传统歌舞别具特色。

从历史上看,巴蜀乐舞地方特色浓厚,地方戏剧、曲艺、乐舞形式多样化,不仅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还能及时反映生活现实。同时,由于巴蜀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受到中外文化相互影响,巴蜀乐舞发展至今,形式更加多样、活泼,其已经成为中国乐舞特色代表之一。

(二)巴蜀乐舞文化

在巴蜀乐舞中,传统且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乐舞有:巴渝舞、卓、汉代乐舞等。巴渝舞是巴蜀古代军舞舞蹈。历次战斗中,巴人充分发挥歌舞的武器作用,把本民族特有之歌舞编排成别具一格且充满战斗意志的军歌、军舞,并以其庞大的气势慑服了殷人,对战斗的胜利起了极大作用[2]。《后汉书·西南蛮夷传》中有记载:“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舞也乃令乐人习之”。巴象舞是巴渝舞中的一种,又被称为巴蜀舞蹈中的“活化石”,其表现为妆容远古,音乐气势磅礴和队形多变的特点,巴渝舞在我国传统乐舞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唐末吐蕃政权崩溃,藏民部落散居于今青、甘、川、滇等地,四川西北部的藏族能歌善舞,丰富多姿,流传最广泛的民间歌舞“卓”即为“锅庄”。锅庄舞,又称为“果卓”、“歌庄”、“卓”等,藏语意为圆圈歌舞:它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流行于西藏的昌都、那曲,四川的阿坝、甘孜,云南的迪庆及青海、甘肃的藏族聚居区。[3]其呈现出舞姿优美,节奏明快的特点,四川的“卓”因为风格和地区的不同,又分为北路卓、莎西卓、南路卓、东路卓、达尔嘎、俄卓、珠寨莎。2006年,锅庄舞(云南迪庆锅庄舞、西藏昌都锅庄舞、青海玉树卓舞)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编号:III一20);2008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甘孜锅庄(真达锅庄、木雅锅庄、新龙锅庄、德格卓且),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的马奈锅庄,青海省称多县的称多白龙卓舞,青海省囊谦县的囊谦卓干玛,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编号:III一20),锅庄舞的文化价值自不待言。[4]

巴蜀地区的汉代乐舞是依据汉画像乐舞艺术遗迹所记载的存于石上的乐舞,巴蜀地区乃是汉画像出土最多的地区之一,乐舞图案在巴蜀地区汉代画像石、汉代画像砖、汉代画像石棺、崖墓及崖墓内的画像石刻异常丰富。所以这一时期雕刻在岩石上的鼓舞、巾舞、袖舞、剑舞等,这些记载对于跃然石上所刻画的舞蹈造型也是当今巴蜀传统乐舞文化的精髓之一,对民族民间舞蹈形象的保留更加弥足珍贵。

三、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对巴蜀乐舞影响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与外部世界实现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依托中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合作平台和双多边机制,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5]在古丝绸之路的乐舞文化交流史上,各丝路国家盛行的乐舞种类繁多、形式丰富多彩,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乐舞交流及宗教乐舞传播盛况举不胜数。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可以看出东西方乐舞艺术虽然从表现形式和内涵意义上与其他丝路国家存有不同之处,但实际上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商贸和文化的交流,早已经有着许多的渊源。汉武帝时期张骞出塞以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使得群山环绕的巴蜀乐舞沿着丝绸之路艺与外界交流日益频繁。

唐宋时期是对外乐舞交流达到最繁盛时期,不仅接纳诸多外来艺术,还将中西乐舞艺术整理后传向东亚、东南亚各国,使得乐舞文化落后的国家得到发展。当时的成都已经成为京师之外聚集外国人最多的城市之一,外来文化的融入,也对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交流

巴蜀乐舞的变迁受到南方丝绸之路的影响较多的表现在由汉至唐:西汉以前,中国丝织品就开始经陆路销往罗马、印度、缅甸各国。张骞出使后与丝路国家之间的交流呈现高潮之势。运输到西方最重要的商品(丝绸),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丝绸之路”美名由此而来,巴蜀先民还经四川、云南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新时代。至先秦,巴文化区即已有较为发达的乐舞,人民能歌善舞;至汉初,巴方乐舞被引入宫廷,编入乐府,其后数百年间几经演变,演出形式得到极大丰富,被纳入不同舞类,如歌舞戏及民俗乐舞等乐舞形态。期间,包括秦灭巴、蜀以后,巴蜀地区的乐舞文化并没有随着国家的灭亡而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融通的形式承继下来,一直延续至今。[6]秦灭巴、蜀让巴蜀文化也随之失去了王国之间文化的壁垒,一方面中原文化大量进入,使得原有的巴蜀文化在其自有特点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中原文化,有一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巴蜀文化得以向外扩展,以它特殊的风采影响着其他地域。[7]在元、明、清时期的特定历史、政治、经济的曲折发展环境中,四川文化顯现出,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融有多层次的文化复合体的特征。[8]在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历史文化的更替与发展,巴蜀乐舞在其后千百年间几经演变,演出形式得到极大丰富,被纳入不同舞类,如歌舞戏及民俗乐舞等乐舞形态。

尽管秦汉时期有大量的中原文化进入到四川,但是巴蜀大地原有的文化,是一种进过较长时间不断成熟的地域性文化,没有完全被外来的文化所吞噬和同化,而是依旧在许多方面得以显露,成为四川地域特有的巴蜀风格文化被留存下来。例如在四川彭山县双江墓出土的“双江铜钱树”上的舞蹈形象,表现出汉代特有的对钱树崇拜的习俗。铜钱树上的舞蹈形象,是以神树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崇拜祭祀舞蹈,同时也是三星堆出土的神树崇拜习俗的一种延续;再如耸肩、翘臀、提眉、吐舌的风趣而滑稽的俳优俑形象,是源于古巴蜀文化中神巫文化思想中豁达开朗性格特点的折射和反映;再如巴蜀乐舞独特的短棍长绸舞、持繒而舞的帗舞、跳歌等,这些乐舞都是巴蜀乐舞独具特色的呈现。

建国以来,随着大量的文物发掘工作的开展,透过一件件出土的文物,巴蜀乐舞与丝绸之路的交流与融合更加显而易见。例如:1979年在成都金牛区发现的张虔钊墓,该墓年代为五代后蜀时期,在墓棺上清晰地雕刻着“胡人石刻像”,这些石刻人物皆卷发披头,面部特征为高鼻、锁眉,完全与东方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外貌特征,通过这样的石刻像可以显著地窥见,这些相貌异域、身材魁梧的胡人们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了古蜀之地进行乐舞表演活动。再如:2002年,四川省中江县塔梁子发现的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该崖墓确定为东汉晚期,崖墓中的胡人歌舞壁画雕像再现了上古西南地区民族的“踏歌”场景[9],也佐证了早期巴蜀先民已经开始与外邦进行歌舞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在唐宋期间,随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大量的异邦歌舞艺人随着商队来到蜀地,巴蜀地区最繁华的成都更是一座胡风渐染、歌舞升频的繁华都市。

谈及巴蜀文化受到南方丝绸之路影响最为深刻,还不得不提起由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这一区域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迁徙和文化交融的区域。该区域有民间古老的藏羌文化融合的征战乐舞卡斯达温,以及纳西族和彝族的巫术乐舞东巴乐舞、苏尼乐舞等;既有民间习俗礼仪之藏族锅庄、羌族自娱性舞蹈萨朗、土家族丧葬乐舞等,也有彝族火把节之都火、藏族弦子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乐舞是巴蜀地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呈现。作为一种学术视角,在“藏彝走廊”这一特定区域内相关各民族的乐舞中,“民俗”与“信仰”互动关系的特定呈现,最终表现出人神平衡关系在乐舞文化现象中的互换作用,它们不仅构成了这一特定区域内相关各民族文化记忆的特殊符号,同时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构件,成为“边缘”文化书写能力和权力的重要支撑[10]。多彩的“藏彝走廊”歌舞文化真实、形象、生动地反映出了西南巴蜀与南方丝绸之路文学艺术的历史与文化成就。

(二)现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交融

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是以成都作为出发点,向北走进“天梯石栈相勾连”的戈壁、沙漠和草原;向南穿越“云横绝顶”的高山和密林;向东拥抱“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浩瀚海洋。丝绸之路也是古代中外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巴蜀大地盛产章彩绚丽丝的绸制品,尤其是代表这一当时最为先进生产技术和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蜀锦,也成为天府之国通过丝绸之路联系世界的重要纽带。

如今,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倡议,要让古丝绸之路的光芒重新被世人瞩目和关注;让丝绸之路再一次焕发活力与生机。在宽阔的西部民族文化的大幕之下和国家艺术发展的扶持下,四川省专业院团和文艺工作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用歌舞、戏剧等艺术作品带领观众重走丝绸之路,领略千百年前古人行走丝绸之路的执着与艰辛。四川省近年来创造了大量的这一主题的艺术作品。例如:2011年“感知中国印度行·四川周”活动在印度斯里堡剧场开演,整台晚会云集了四川特色的舞蹈、川剧、杂技、武术等丰富多姿的节目。本次演出跨越了千年的时空,让古丝绸之路上的两颗明珠重新交汇在了一起,活动受到了印度观众的一致好评;2014年四川省川剧院根据吴承恩作品《西游记》创作的川剧《火焰山》,该剧运用川剧的变脸、吐火绝技,再配合川戏锣鼓套打,让观众通过戏剧的形式重温丝绸之路上西域之地,唐僧师徒突破艰险过火焰山的故事。该剧作为外交部“2015中韩人文交流合作项目”,参加了韩国2015年安东国际假面舞节,让韩国友人感受川剧独特的艺术魅力;2017年四川省曲艺艺术研究院以形式多样的四川曲艺艺术的声光电技术,展示剧中主人公五世的爱情曲折,讲述道迹天涯,丝路无尽的故事;同年,四川著名音乐人、导演兰卡布尺继大型民族歌舞剧《天地吉祥》、《蜀歌·蜀嫁》之后又新创作了《丝路恋歌》这一音乐剧,整部音乐剧重现南方丝绸之路的神秘莫测,再结合巴蜀古老的藏、羌、彝等少数民族独特歌舞文化特点,呈现出巴蜀歌舞多元文化交融、团结和谐的魅力特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巴蜀乐舞文化渊源流长,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商业往来,民族迁徙而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推动整个巴蜀乐舞的发展与变迁。虽然东西方乐舞艺术从表面的艺术呈现形式看来有所不同,然而实际却与中华文明互相牵连,在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影响下,中外文化交流之间不断地碰撞,乐舞艺术间交流也日益频繁,从而出现了宗教乐舞传播盛况,推动了乐舞文化的交流发展,更对乐舞相对落后地区的民族乐舞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从而达到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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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编著.巴蜀舞蹈史[M].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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