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年后,回望戊戌变法(纵横)

2018-06-11 04:31徐焰
环球时报 2018-06-11
关键词:光绪帝光绪变法

徐焰

晚清哀伤史,痛彻警世人。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急于挽救中国危亡的清德宗(光绪)皇帝发出了《明定国是》诏,即日起正式开始了戊戌变法,可惜这个“百日维新”却是速兴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场变法为何最终失败?它给中国带来什么?120年后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意义和启示?

短命的“口水变法”

前些天,笔者又进入清西陵光绪的地宫内,站在那个为无数后人所叹息的皇帝灵柩前,不禁思绪万千。联想到十年前“光绪死因报告会”发布的结论,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检验已证实,光绪帝确属砒霜毒杀,这说明不仅有“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献出头颅,连支持他们的皇帝都付出了生命代价。自古变法之难,总伴喋血之灾!

作为一场由封建皇帝下诏书自上而下推动的“变法”,为什么最后会落到如此结局?从今天来看,一方面大多数人在执行“变法”中的政策时并非真心拥护,而只是敷衍了事;另一方面推行变法的人只追求“改变”,忽略了更多人能从改变中得到什么。

在那个戊戌年的夏天,面对列强要瓜分中华的危境,不甘心当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倚重刚进入官场、品级较低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幻想进行一场几年内就能强国的变法。据《戊戌变法史》统计,在这103天内,光绪帝让那几个书生起草并自己审定发出的变法诏令,居然超过110道,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的根本性变革。此间各衙门、各省、各州天天奉诏,可谓历史上下达中央政府文件最密集的时期。不过,除湖南有些动作外,京官和各处督抚们对落实新法至多停留在口头上,所以事实上只形成一场短命的“口水变法”。

雪片般的“变法”诏令飞来,官员几乎都是观望、延宕,其关键在于提出的新政未让多少人马上受益,废除旧制立即得罪的人却遍及朝野。诏令中,“兴办工商、倡新学、建新军”的内容看似美好却毕竟还是画饼,尤其是广大民众都感到与己无关。裁撤大量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考试,裁撤驿站设立邮局等诏令,却马上会让大批官员、文人丢掉饭碗和晋身之阶。全国几十万绿营官兵听到裁汰令就面临失业,多数军营中已是群情汹汹。

此前清廷同意李鸿章等人办“洋务”时,行新政却不废旧衙门和旧军,顽固派虽有反对之声却还能勉强容忍。戊戌变法时抛出如此激进的裁汰命令,光绪帝和草拟诏书的康梁等人却没有提出相应的安置办法,必然引发一片哗然。

被低估的“反改革”力量

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全球视野来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会损害一些守旧者的利益。如果推动变法的人低估了“反改革”势力的能量和意志,那么变法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不高。要使“变法”取得成功,关键是革新的一派有更强的力量,同时也要采取妥当的措施。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从时称“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到“东亚病夫”大清帝国,直至朝鲜和日本,都在西方的压迫下为自强而进行过变法维新的尝试。其中,只有日本获得成功。

明治维新能够较顺利进行,是由于天皇掌握了实权,“尊王”的长州藩等武士集团又拥有压倒德川幕府的军力,同时对旧势力还保留其一些待遇,英美也想利用日本牵制沙俄,所以又给予了帮助。

相比之下,戊戌年只有28岁的光绪虽在名义上“新政”,决定权却仍由慈禧太后在背后操控,皇帝本人缺乏理政经验。他所破格提升重用的康有为等人,更是既不知兵也不谙官场之道的文人学士,只能得到国内极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同情。那些手握兵权、财权的洋务派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不同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对那几个一步登天的维新派文人更为不满,关键时刻都不会支持变法。

历史悲剧的启示

此外,有青春热血和书生意气者若突然掌握了权力,往往会急于推进改革,冒进的结果必然欲速则不达。作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变法”,改革的“工程量”是巨大的,而且很多必须贯穿到细微之处。改革从来都不只是从纸面理论到现实中复制那么简单。

因戊戌变法是以日本为榜样,康有为等人竟想让光绪帝聘请在东京刚换届卸任的伊藤博文任“客卿”,以指导中国改革。伊藤到北京受过光绪接见后,却向李鸿章说,那些“三五喜事之徒”只会把国家大厦搞垮。可见,对维新派充满了轻蔑。

颁发那么多急躁的变法诏令后,光绪在朝廷变成了“孤家寡人”,慈禧太后却成了众望所归。面对皇帝之位岌岌可危的形势,手无寸铁的康有为等人只好铤而走险,求助于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袁世凯的告密,也最终导致戊戌变法的全面失败。

变法在旦夕间轻易被扼杀而毫无抵抗之力,说明维新派既没有群众基础,也无军队和上层实权者支持,如此岂能不败?

戊戌变法被轻易扑灭,是当年立志改革强国者的历史悲剧。此事反映出当时中国顽固守旧势力的根深蒂固,想以变法撼动他们全无可能,只有靠革命将其打倒。随后也有了孙中山等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把上至官僚军阀买办、下至土豪劣绅帮会的黑恶势力全部铲除,迎来了神州“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人间巨变。

历史证明,没有理想和激情就不会有变法和革命,缺乏务实精神又无法成就变法和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往往会刺激人出现冒进情绪,20世纪的革命中也出现了不少“幼稚病”和盲目求速胜的急性病。后来得以成功的斗争,恰恰都是注重政策和策略,将创新计划与稳妥落实相结合的成果。

当然,后人不能苛求前人,回首推进戊戌变法的失败者,可称其事可哀,其情可感。谭嗣同殉难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仍长久地激励着后来的改革创新者。而百年来,居安思危、永怀进取,已经印在中国人的思想里。▲

(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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