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字里的春节

吴正格

在古代春节，人们习以将“福”字用仓颉文、垂篆文、鲁篆文、钟鼎文等书于红纸上，贴在壁、柜、箱、桶上面，俗信能招福运。现今习于在门上挂春联，中间贴“福”，还要倒贴，“倒”谐意“到”，表示“福到”。

甲骨文里就有“福”字。字的下面是人的两只手，手的上面是个盛着酒的酒樽，酒樽上面是个“示”字，义为祭台。这是表示人们在春节时手捧着酒樽在祭台前祭献祈福。现今写的“福”字，仍是依照甲骨文的形体特征：左偏旁的“礻”，即“示”；右边的“畐”，古写为“畐”，是个盛着酒的长颈鼓腹的酒瓶。可见，“福”字的本义是在春节（商称“祀”）时以酒祈福。

古代，人们以酒祈福，是为求得“五福”。《尚书·洪范》：“五福：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攸好德，五日考终命。”现今过春节，门上贴春联的横批常是“五福临门”，也是传习着“五福”的含义。

以酒祈福之俗兴于周代。《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徐，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孔，降福孔皆。”这是说，在农历新年，因黍、稔（稻）丰收，高囤仓廪，量以秭计（秭为百兆之数），要饮酒相贺，拜祭祖先，以祈福满人间。这就是酒祭以祈福，行觞以祝“改岁”，又谓“喝春酒”，后来代代相沿。

人们在春节祈福，最有意义的行为就是酒祭和饮酒。因为酒寓福中，没有酒或不饮酒，就不吉利。这也是国人饮酒而行觞成俗的根源。

但按《说文·酉部》中对“酒”之释，还需从另一个角度去识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一日造也。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古者少康，初作秫酒。”这是说，酒能使人兴奋而迷醉，最能适应各人的特点。人性善者愈显其善，恶者愈显其恶。酒性在于“就”，“就”义为适应。又一说法是酒性在于“造”，饮酒的不同能造成人的福祸吉凶。夏代仪狄初造酒，是浊酒，禹尝之觉得味美，即意识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禹从此再不沾酒，也疏远仪狄。禹的七世孙少康初作秫酒，“秫”是黏高梁。少康就是杜康。

夏禹“以酒亡其国者”的预言，在商朝就有了验证。那时所祭之酒为鬯酒，是用黑小米酿成。《左传》杜注：“鬯，香酒，用以降神。”这应该是“福”字成因的发端。商朝人以鬯酒祭神的行为是很狂热的。人们埋头辛劳了一年，要在春节抬起头来捧着酒樽祭神祈福。对神，人们既恭畏又要不失自尊，于是酒祭中也自行豪饮，歌舞呼号，宗庙里涌出阵阵的欢声。贵族这样，士庶也这样，由此积习成纵酒之风荼毒社会，最终引发纣王“酒池肉林，作长夜饮”的悲剧。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但酗酒祈福却祈出了亡国之兆，也不能不说是商亡的原因之一。

周取商后，尽管周公（姬旦）颁布“酒诰”，训诫周朝的子民不要像商朝人那样酗酒败事。可是周宫里钟鸣鼎食的樽俎之状，说明统治者们也爱饮酒，社会上的饮酒风气很盛行，这反倒促进了酿酒业的興旺发达。

西汉时饮酒更甚。《史记·孝文本纪》载，自汉文帝以后的帝王们为皇家大庆，常有大酺之举，还要“酺五日”，“酺”就是“大饮酒也”，特许百姓聚会大饮五天。

后来曹操感到纵酒易败德，并说夏桀和商纣都是因为好酒无德而导致亡国，就推行禁酒令。孔子的后代孔融就不干了，写出《与曹操论禁酒书》，说天地人皆有尊酒之道，圣贤们喜酒的多了。尧喜酒，照样能建立太平天下；孔子“唯酒不量，不及乱”，所以是圣人。再说商纣也是因为美女而丢了天下，你是不是还要禁止人们结婚呢。其实曹操也嗜酒非凡，他咏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都成了后世饮酒者挂在嘴边的格言。所以曹操禁酒，倒不如说是传播酒的魅力。

及至唐代，长安已是“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刘禹锡：《百花行》）。那酒喝得“眼花落井水底眠”“道逢曲车口流涎”（杜甫：《饮中八仙歌》）。唱觥娱觞的活动无处不闻，掀起全民嗜酒的风潮。

到了宋代，王安石倡行新法，公然标示“设法卖酒”，以刺激经济振兴。户部的十三座酒库，各以整匹白布大书库名，用长竹竿挑起，当街游走卖酒，宣传队伍中有百戏杂耍，酒库的官妓花枝招展。这使得酒肆最隆，汴京成了酒都。

元代酿制白酒的技术更为成熟，后来的满洲人亦擅豪饮，使中国饮酒之风尤为浓烈。康熙末年，米价腾贵，康熙谕禁了烧锅。可是雍正继位后，立马将烧锅开禁。当时酿酒业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大行业。烧锅一开，自是饮者大悦。

以酒祈福之俗流传到现今的春节，其含义虽然有所变化，但国人饮酒的情势却更为高涨。

酒一旦浸透人的心灵，就可能使人失态、失德。当然，酒也有益气、熄风、补血、温阳、生津等作用，但饮酒须节制。《礼记》中说：“君子之饮酒也，一爵而色温和也，二爵而言斯，三爵而冲然以退。”这就是有节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得更警人：“壶中天者也，若夫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者致疾败行，甚至丧邦亡家，而陨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