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固对徐州的记述

李雪涛

近年来由于对知识迁移与留学史的关注，我也研究了几位20世纪30年代留学德国的中国学者，其中包括为中国美术教育、艺术史做出巨大贡献的滕固（1901-1941）。前些日子在翻阅《征途访古述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6月初版）的小册子时，见到他记载的“徐州半日”。我是徐州人，并且是徐州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今天的“徐州市津浦西路小学”，滕固所谓的“津浦路职工小学校”）毕业的，我父母也都曾任教于这所小学。滕固文中涉及当时徐州市内的名胜古迹（快哉亭、戏马台、云龙山），包括他对徐州图书馆中两块汉画像石的描述，以及文章提到的几个人物，我读起来都感到非常亲切。

滕固1931-1932年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他的德国导师中除了教授艺术史的屈梅尔教授、布林克曼教授，还有考古学家罗登·瓦尔特教授。1932年，罗登·瓦尔特开始在柏林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也正是在此时，滕固选了他的考古学课程，瓦尔特教授后来也参加了滕固的口试。除了一般的希腊考古学研究，瓦尔特教授对希腊上古时期的科夫岛宫殿山墙雕刻以及希腊的神像也有诸多研究。而在有关罗马时期的考古学中，他特别关注诸如当时的石棺浮雕等的艺术发展。滕固于1932年10月回到中国，1934年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两汉、南北朝时期石刻、瓦当、汉画像石等的文章。滕固对实物艺术的重视和考察，跟他接受瓦尔特的艺术考古学思想不无关系。

据滕固《征途访古述记》中“视察豫陕古迹记”的小序记载，1934年11月23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到豫陕一代盗掘古物案件不断发生，委员会推举滕固和黄仲良（名文弼，字仲良）委员赴安阳、洛阳、西安等地视察，并记录沿途古迹古物的保存情况。滕固记录得很详细，12月5日下午5点，他从南京四条巷的寓所出发，古物委员会的董彦堂（名作宾，字彦堂）委员亲自送行到津浦路车站。与滕固一起赴豫陕考察古迹的黄文弼，曾于1927-1930年参加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科学考察也有一定的经验。

初到徐州

滕固是在1934年12月6日早上6时到达的徐州，他写道：

下车携行李叩津浦路职工小学校校门，呼醒余友庞校长寿峰，在校略憩，并约余同乡陈君增善来校，共进简便之早点。（滕固《征途访古述记》，第2页）

始建于1908年的津浦铁路，是当时贯穿中国南北最重要的一条干线。徐州位于津浦与陇海线交会处，同时连接通往中西部的走廊，串起大半个中国。1931年，国民政府交通部在徐州筹建了“交通部立津浦铁路徐州扶轮小学校”，建校后刘为章任校长，教务主任李连清。[《徐州铁路分局职工子弟第一小学校（1931-1987）校志》，徐铁一小编志小组，1987年3月（油印本）]滕固于1934年年底前往该校，当时仅成立3年，不过校长已经由庞寿峰担任了。

庞寿峰系海州人，早年曾在江苏连云港云台山中发现了一批古洞，并撰写了《云臺山古洞探考》，后发表在吴铁秋编著的《苍梧片影》（1923年第24期）中。在担任津浦路职工子弟小学校长一职后，庞寿峰曾任东海县县长，当时东海县发行的“兑换券”上，到处都是他的印章和拼音签名“S.F.Pang”。他后来成在1948年1月由江苏省选区选出的第一届中华民国立法委员。我父母都是1959年开始在徐州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教书的，父母说当时还有一些以前的教员留在学校里，但他们没有听说过这位庞寿峰校长。有关陈增善，目前能够知道的仅仅是他与卢文迪在1933年10月合编的《中学生文学家》一书，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发行，书中包括众多西方国家经典文学家的简介，他还是滕固宝山县老乡。

有关徐州的名胜古迹，滕固写道：八时偕同游览名胜；先至公园，园在城之东南隅，景色幽回，内有快哉亭，传为唐薛能阳春亭遗址，宋李邦直重建，苏东坡曾在亭中宴客，锡名快哉。亭中有铜铸武士像及若干铜器物件，似皆为明清间物，无可取之处。（同上，第2页）

从我记事起，“快哉亭”所在地就是人民公园，由于是市少年宫的所在地，每年都会在那边举办一些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又恢复了“快哉亭公园”的名称。不过滕固所认为“无可取之处”的铜铸武士像，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汉画像石及其流传史

其后，滕固提到了在徐州图书馆的碑廊处的两方汉画像石，滕固对此记载颇为详细：

此地有一碑廊，荟聚石刻数十方排砌壁间，中多宋以下物；惟西壁有汉画像刻石二方，殊足珍异。其一高二尺四寸，宽八尺四寸，画像三部分，中作古彝器，左车马，右缺落不可审视，其中人物或立或坐，衣冠高古，约略可辨。其二高三尺三寸，宽丈余，画像亦三部分，中作人物、卤簿、车马、楼屋、楹柱，明晰可辨。左面二人执刀对舞，又一人作迎拜状，一人鞠躬以应。右方驳蚀太甚，不能明辨。石上尚有题字，但亦模糊不可认识。（同上，第2 3页）

滕固针对这两方汉画像石也进行了一番考证，他写道：

按《徐州游览指南》内所载，《水经注》云： “泗水有故石梁处，遗石尚存。”此二石处在去泗水甚近之夏镇，故以为泗水石梁之旧物，宜可信也。此二石为前清徐海兵备道吴世熊所得，运至徐州衙署，民国二十一年徐州警备司令部举以赠图书馆。（同上，第3页）

徐州附近的汉画像石大规模地出土是在1952年以后的事情，滕固借助于其艺术史方面的专业训练，很早便意识到汉画像石的价值，因此对其出处也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考察。确实如滕固所言，最早注意到汉画像石的是北魏的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的相关记载成为汉画像石的最早记录。清代晚期，沛县古泗水画像石就已经被收存在沛县夏镇康阜楼，后来吴世熊将之移至徐州道署中保存。这是汉画像石在近代收藏保护的肇始。1932年由当时的徐州警备司令部赠送给了图书馆。滕固的这段描述，可以看作是徐州汉画像石早期收藏的历史。

户部山戏马台

滕固从快哉亭公园出来，探访了戏马台：

出公园，穿街市，登户部山，至戏马台，相传为西楚霸王戏马之处。台上有亭，亭内石碑，“戏马台”三字，为万历年间莫与齐所书。台下有西楚霸王之戏马桩，此亦可信可不信之遗迹也。台东有关帝庙一所，殿前石柱，雕刻蟠龙，所敷柒之朱红色尚斑斑可认。此殆为明代遗物，就其雕刻气势而论，生动泼辣，具坚卓之致，宜善为保存者也。至壁上砌一石刻关帝之画竹，则后之好事者所为，殊不足道。（同上，第3页）

滕固并不认为这种具有民间信仰性质的古迹真正源自秦末，他指出项羽之戏马桩是“可信可不信之遗迹”。戏马台上的石碑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徐州户部分司主事姜士昌所立，碑上的“戏马台”三字为当时徐州兵备右参政莫与齐所书。莫与齐，广西柳州马平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曾任山东布政使。据说，宋高祖武皇帝刘裕曾在戏马台东侧建了台头寺，规模宏大。据记载，中间为正庙，其东为汉寿亭侯（关羽）庙。没想到在滕固到徐州的时候，这座关帝庙还在，他所看到的殿前石柱上的“生动泼辣”雕刻之蟠龙，可惜今天已经看不到了。

范增墓与云龙山

在从户部山去云龙山的路上，滕固提到了“范增墓”：

离戏马台往云龙山，路过范增墓，停留瞻视；墓为一土山，亦称亚父冢，据云墓旁时有古钱出土。余等登高峻之墓顶并检视其周围，在丛草中捡得陶片数种，审为汉代建筑之残瓦，其为古冢当可信也。

（同上，第3页）

“土山”是这座人工筑就的封土堆的名称，它南襟云龙山脉，北望戏马台。范增曾参加了倒秦的项梁起义，后为项羽谋士，被尊为“亚父”。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日：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西楚军人非常敬重亚父，在他死了之后，将他葬在戏马台附近的土山。《魏书》和《水经注》中都有亚父冢“掬土成山”的记载。1969年在这里发现了东汉彭城王夫人的墓葬，而不是讹传了一千多年的“范增墓”。我小时候，有同学住在附近，有时一起到土山一带玩耍，还常常看到当时滕固所记的乾隆年间所刻的一块亚父冢碑。不过，滕固并不迷信，他是在周围找到汉瓦残片之后，才认为这个地方“其为古冢当可信也”，但并没有断言这一定是范增的墓。

云龙山差不多是徐州最著名的景点了，山上的古迹也最多。滕固对云龙山的描述也最为详细：

云龙山为徐州著名之胜地，山有九峰，俗称九节云龙。余等循石级蜲蜒而上，节孝牌坊，夹道遮路。时值冬令，木叶秃落，名山已呈苍凉之状。登高峰远览，城市尽在眼底，子房山遥峙于城东。黄河故道横贯于西，旧堤隐隐可辨。余等在山顶茶社略憩，检购拓本数种。（同上，第3 4页）

云龙山位于市区的南部，是徐州名胜之冠。三公里长的所谓九节山头蜿蜒起伏，仿佛一条苍茫巨龙，昂首于东北，曳尾于西南。这一段除了简单介绍“九节云龙”，滕固还提到了夹道遮路的“节孝牌坊”。可惜这些牌坊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被认为是封建礼教的象征而悉被拆除，拆除之后，云龙山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派空旷寥落的衰败景象。80年代初，三开间明式石牌坊的新山门才被竖起来。从云龙山顶眺望子房山，两处海拔百余米的丘陵隔空相望。远远望去可见黄河故道，咸丰五年（1855年）由于铜瓦廂决口，改道东流，待光绪元年（1875年）形成现在由山东利津入渤海的河道。黄河改道后，徐州的水患威胁没有以前大了，但同时也失去了它借以发展和繁荣的水路运输条件。由于黄河挟裹着泥沙流经徐州多年，河床高出地面，堤防也尤为突出，因此滕固当年在云龙山上“隐隐可辨”黄河的旧堤。一直到我小时候，这段黄河故道还被徐州人称作“黄河堰”。有关云龙山的古迹，滕固继续记述道：

至大佛寺即兴化寺，寺内石刻大佛高三丈二尺，倚岩凿石，气势闳伟，传为魏刻。上盖殿宇，光线暗澹，仰视大佛，惟见颔部而已。在寺内购大佛照片与实迹对比，盖摄影时，自平地向上收摄，故大佛之鼻部与嘴部特见阔大，不能细味其真实面目也。大佛前有殿宇遮盖，殿门较大佛低下，故不能摄取比例相称之照片，此至为可惜者也。仲良嘱余试摄一影，余谓非将殿宇拆毁，搭起高架，则无法摄得好影，乃一笑而罢。寺内尚有欧阳询、苏东坡等之法书石刻，余等抚视一过即出寺。山上古迹石刻甚多，不及一一细览，下山时经大士岩，观清代石硺之大士像。至山门，现暂为兵房，内有石刻吴道子观音画像，石高丈余，观音像线势盘旋，古趣横溢；审视碑阴，则有正统五年字样，因知此碑必系明代重刻或仿刻物；然此碑为兹山石刻中之珍物可断言也。（同上，第4页）

滕固在这里主要讲了云龙山大佛寺（兴化寺）中的大佛。滕固在文中谈了大佛之大，让人很难从正面拍摄，徐州当地人认为大佛寺和其中的大佛是“三砖覆三丈佛”，因为供佛的这座大雄宝殿是依山崖琢石而成。像高有三丈四尺有余，而大殿的后壁利用岩石构筑，离石崖仅有三层砖的距离。滕固既没有考据大佛究竟是什么佛，也没有谈到大佛雕琢的年代。这是一尊方面大耳、阖眸微笑的释迦牟尼佛像，据记载其头部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雕琢的，而前胸和两臂则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山东布政使刘孟倬的父亲和徐州知府王黾承出资添加的。实际上，完整的大佛经过1200多年才正式建成。这在世界宗教建筑史上亦非偶然。以前我在波恩留学的时候，常常去看科隆大教堂。整个大教堂实际上从13世纪开始建设，一直到1880年才建成，历时600多年。

寺内除释迦牟尼佛像（大佛像）外，还有很多小的造像，小造像旁有各种年号题字，其中包括北魏太和，唐开元、乾元、元和，以及宋政和等的题记，可惜滕固当时并没有注意到。

对大士岩，滕固一笔带过。这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徐州做了八年知州的蒋焯重修放鹤亭后，准备于西山岗建僧房来守护放鹤亭。后来发现了八丈多高的巨石，将此石雕刻成了“玉带观音”之像。“大士”是从梵文mah a，sattva意译而来的，意译作“摩诃萨堙”，所指的是自利利他、大愿大行之菩萨，在民间有时也特指观音菩萨。之后滕固描述了他在山门（当时用作兵营）中见到的有丈余高的吴道子观音石刻，他认为此碑上所刻的“观音像线势盘旋，古趣横溢”，碑阴处的“正统五年”（1440年）让他断定此碑是明代的重刻或仿刻，但其艺术史价值是不可忽略的，因此滕固断言“此碑为兹山石刻中之珍物可断言也”。此外，从滕固所记载的当时山门为兵房，并保存了吴道子观音石刻画像之史实，可以知道：当时的山门在云龙山第一节、第二节西坡山下的黄茅岗，而不是今天北麓的石牌坊。可惜，不论是大士岩上玉带观音的雕像，还是吴道子画碑，在“文革”期间都被作为“封建迷信”毁掉了。

离开徐州

离开徐州之前，滕固与黄文弼还到了铜山县：

下山驱车至铜山县政府访王公屿县长，又至县立师范访徐西明校长，皆不值。转至陇海路车站，时已日午，购车票并招呼行李上车，至十二点四十分开车西行，即与寿峰、增善作别。下午九时抵开封，河南古迹研究会派人到站来迎，即驱车至城内，住宿于大金台旅馆。（同上，第5 6页）

当时铜山县县长王公屿毕业于北京的中国大学文学系，并于1925年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在南京的国民党党部供职多年，因此与滕固相识。王公屿于1949年携家眷去了台湾，后病逝于台北。铜山县立师范正式建立于1923年，为初级师范。至1938年徐州为日军占领后停办，前后达十四年之久。滕固1934年12月前往时，校址在文庙内，旧址现在彭城广场东北的徐州二中校园内。

结论

由于此次考察的目的在河南和陕西，徐州仅仅是进入河南的前站，尽管在徐州只有半天的时间，滕固的一些记录今天看来依然非常有价值。

20世紀德语世界的美学、艺术理论、艺术教育和艺术史是通过蔡元培、宗白华和滕固介绍到中国来的，而他们之中真正致力于艺术史教育和实践的就是滕固，他以考古和实际调查写成的调查报告、调查散记，乃至专题论文，对当时来讲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作为美术史家的滕固，他一直认为真正的中国美术史的出现要仰仗于实物文献资料的丰富： “曩年的梁任公先生之教示，欲稍事中国美术史之研究。梁先生日：治兹业最艰窘者，在资料之缺乏；以现有资料最多能推论沿革立为假说极矣。”（滕固：《唐宋美术小史·弁言》，商务印书馆，1926年）因此，考古发现对于他重构中国美术史是至关重要的一步。1934年，他考察河南、陕西、山西的古迹，撰写了《记洛阳的白马寺》和《征途访古述记》，详细记载了所见古建筑、遗迹、石窟寺出土文物等。同样留学德国的朱楔历时两年考察，自己摄影和测量，出版《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一书。1936年白志谦调查云冈石窟后写成《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术考古”已经成了一种时代的思潮与风尚。

从滕固在徐州半日考察活动记述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出其科学的意识。他对“传为”某某朝代的文物表示怀疑，通过对周围文物的考察及文物本身的艺术风格分析来确定具体年代和价值，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风格演变”的重视。除此之外，他同样重视文物的文化史分析，尽量将文物还原到某一历史时代的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尽管滕固到达徐州的年代距今并非久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文物古迹在后来遭到了破坏，其中一些记录现在看来是弥足珍贵的。他在文中提到的当时在徐州各界任职的一些人士，对于地方史的研究也同样重要。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与滕固一起考察的黄文弼后来继续参与斯文·赫定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于1934 1937年期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并负责撰写《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著名考察报告。1935年他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身份派驻西安任办事处主任，曾进行整理碑林碑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