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传承有效数据分析的理论探讨

李少惠　赵军义

摘要：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现代民众树立文化自信的精神养料和动力源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应侧重于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性重塑。运用经典扎根理论，通过收集与分析各平台有关传统文化传承的有效数据，从传承环境（外在因素）、文化特质（内在因素）、传承认知（基础因素）及传承方式（驱动因素）四个层面构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水平影响因素模型”，在阐释各因素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指出当前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曲高和寡和虚假传承“两极”传承乱象，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我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是由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等文化形态构成的集合体，其中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传统文化可谓之优秀传统文化，[1]是应当予以保护传承的宝贵财富。国家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倡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中，树立文化自信。然而，伴随现代文明的不断深化，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陷入了现代性危机境域，文化传承面临传统文化资源富集而传承水平低下的窘境，这一现实问题引致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由此，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现实状况如何？传承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何在？各影响因素间存在怎样的作用机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益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现代文明的不断推进和渗透，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不仅包括“扶贫开发”、[2]“城中村”改造、[3]旅游开发[4]等现代工程的外在影响，以民间传承、学校教育传承为代表的文化传承功能亦日渐弱化，致使大量的传统文化元素要么力图嬗变，要么走向消亡。基于此，大多数学者主要对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与现代化对接，进而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展开了探讨。论域一，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问题探讨。主要涉及传统文化传承不力的成因、[5]价值认同、[6]历史经验、[7]传承体系构建[8]等方面，包括文化传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研究等。[9]论域二，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侧重于依托家庭传承、[10]学校教育、[11]科技文化创新、[12]民间礼俗、[13]国外经验[14]等途径进行文化传承，比如从构建学校教育活动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联动共生机制[15]入手，利用校本课程媒介，全面、系统、大面积地传授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16]实现两者的和谐互动。论域三，传统文化传承的国家保障。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指导、[17]传承主体鉴定、[18]文化名录制定等国家话语及行动。

一言蔽之，现有研究成果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大有裨益，但面对内容繁杂的传统文化及其曲高和寡的传承效果，学界尚存在模糊认知，只是停留在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构成与多样性特征等基础理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现代化发展理路等方面，缺乏以政府和社会公众视角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的影响因素进行“扎根探索”，难以在进一步的深化研究中把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病脉，提高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水平。由此，通过搜集真实度较高、信息量较大、精确性较强的一线数据，立足经典“扎根精神”，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开展研究实属必要。

二、研究过程及理论构建

（一）数据收集

网络具有覆盖面广、群体思考性、可保存性、参与者可自愿匿名发言等优势，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研究数据的收集工作已被广大学者运用于社会学、管理学等多种研究领域。[19]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优势，先后多次收集权威新闻网站（新华网、新浪网、《中国青年报》、网易、百度、《南方周末》等）、微信公众号、政府官网等网络平台上有关“传统文化传承”的相关报道述评。为确保所收集数据的全面性、代表性和客观性，本次数据搜集严格遵从Miles和Huberman的三角测量精神，[20]所收集的报道述评者包括网友、记者、学者及政府人员，确保资料的充实性和研究的效度。

（二）理论抽样

理论抽样不仅是一个概念驱动的抽样过程，而且是一个持续积累、不断丰富和补充资料的完善过程，其所抽取的每一个事件都是建立在前面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又有助于后面的资料收集和分析。[21]为保证数据视角的多样性及信息全面性，对收集的近期网络上有关“传统文化传承”的帖子及述评报道分别从网友博客、微信推送、记者专访、学者声音、政府观点等五个角度开展理论抽样，其中网友博客主要是匿名网友的时事评论；微信推送包括了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相关高质量的数据信息；记者专访主要指各家媒体记者就“传统文化传承”问题对各领域人士的独家采访，并融合了记者视角；学者声音包括各大高校的教师、专家名人、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等；政府观点主要包括政府官网发布的有关文章，其发文主体包括文化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基层政府等部门。

（三）开放性编码

第一，数据整理。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以下整理：①筛选剔除评论内容简单、字数过少的帖子（如“好”“顶”“加油”等）；②筛选剔除与本文主题不大相关的帖子（如非“传统文化”内容的数据）；③剔除与其他帖子完全重复或一贴多发的数据（如单纯抄袭或复制他人帖子，或者同样的帖子在不同网站再次发布）；④筛选并剔除回帖（自己不发表原创意见，只对已有帖子进行评论），最终共得到125篇，共计22余万字的数据资料。

第二，帖子的开放性编码。根据经典扎根理论的开放性编码要求，此阶段主要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概念化和初步范畴化的过程。对五类原始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随机选取其中的95篇进行编码分析，剩余30篇留作后期的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编码，共得到一级编码585个，二级编码103个，三级编码26个，在获得初步范畴后进行选择性编码。

（四）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阶段，主要是在开放性编码阶段所获得的概念和初步范畴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提炼出主范畴。通过对开放性编码阶段形成的概念、范畴进行聚类分析，寻找各范畴及概念间潜在的连接关系，以归纳出能将其他范畴联系起来的主范畴。经过提炼归纳，最终获得传承环境、传承认知、文化特质、传承方式等4个主范畴及其15个副范畴。其中主范畴传承环境由社会环境、行业环境和政策环境三个副范畴及其15个概念构成；主范疇传承认知由文化认知、传承主体、传承理念、传承内容四个副范畴及其15个概念构成；主范畴文化特质由资源丰富、优劣并存、依附性强、文化断代四个副范畴及其14个概念构成；主范畴传承方式是由文化辨识、传承手段、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四个副范畴及其18个概念组成。

（五）理论性编码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受到“传承环境”“传承认知”“文化特质”“传承方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理论性编码显然可以将以上四个主范畴归入“传承水平影响因素”这一核心范畴中，最终共获得15层154个编码而判定饱和。基于核心范畴和各主范畴间的内在逻辑，可以进一步理顺“传承水平影响因素”的逻辑思路和“故事线”：“传承环境”作为影响文化传承水平的外在因素，对其它三个影响因素均产生不同水平的干扰；“文化特质”是影响传承水平的内在因素，也是传承认知和传承方式良好运作的前提条件，传统文化的固有属性对其传承发展工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传承认知”对文化传承水平产生基础性影响，传承主体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同样会对文化传承理念和方式构成影响；“传承方式”作为文化传承的关键环节，也是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驱动因素，成熟有效的传承方式将会对文化传承工作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进而实现文化传承水平的提升以及文化特质的改善。据此“故事线”，本文构建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水平影响因素模型。

（六）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完成整个编码环节之后，将之前所剩余的原始资料重新编码，目的是检验初步建构的理论在概念、范畴等要素构成上是否已饱和。通过对两组编码结果进行反复比对，尽管发现有些概念在具体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并未形成新的范畴，依然可以归入已有的四大主范畴以及“传统文化影响因素”这一核心范畴之中，因此，上述理论模型是饱和的。[22]

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提升民族气质、丰富传统文化体系大有裨益。基于扎根理论探索发现，日渐没落的传统文化表面看似因其内容陈旧而落伍于时代，实则是现行的文化传承工作受到传承环境、文化特质、传承认知以及传承方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文化传承水平长期停滞不前，无法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搭建惠及民众的平台。

（一）传承环境：文化传承水平的外在影响因素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必须依托于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才能得以更好地延续。基于扎根理论研究发现，传承环境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傳承的外在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环境、行业环境和政策环境等维度，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会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水平构成显著影响。就目前的传统文化传承环境而言，面临社会环境破碎、行业环境低迷、政策环境松弛等不良现象，难以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工作提供强大的外部环境支持。市场经济的引入引起了民众价值理念的变化，与传统的文化资源相比，各社会主体更热衷于对时间、效率和利益的追求，淡化了传统文化价值的存在感。以广大农村地区为例，近年来持续的城镇化、务工潮等现代社会现象重塑了农村社会环境（aa401城镇化），致使农村大量的传统文化生态遭到破坏，优秀的传统技艺面临后继乏人、传承断代等困局，文化传承常遭遇非对称的传承人与文化空间、官方认定制度等因素影响。[23]一方面，传统的家族传承模式因传承人老龄化而又无新人接替面临传承断代危机；另一方面，官方认定制度的介入，往往造成传承人与文化空间错位，官方认定的传承人未必是生活于文化空间的主体，影响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生态，挫败了非官方认定传承人的积极性。国家虽提倡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齐头并进，但现实情况却是文化产品浮于流水生产，质量堪忧，公益性文化事业频遭冷遇，且资金时常得不到保证（aa495流水工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通常见诸于政策文件，但政策往往具有滞后效应，且完善的政策体系尚未建立（aa198政策支持）。当前的文化生态已成为影响传统文化传承水平的重要外部因素，且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其他影响因素构成反作用力。

（二）文化特质：文化传承水平的内在影响因素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数千年历史记忆的文化沉淀，有其特定的文化特质与内涵品性。文化传承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应当是明辨文化特质，将特定的文化要素置于时代的大环境下予以考量，运用整体性传承思维对不合时宜的文化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基于扎根探索理论发现，当前的传统文化呈现出资源丰富、依附性强、良莠不齐、文化断代等本质属性，是影响文化传承水平的内在因素，对文化特质的认知和把握程度同样会对文化传承认知和方式构成影响。立足传统文化的系统要素层面，其不仅包含传统文化美德等意识形态要素，同样与传统文化工艺、传统节日节庆、书法国画等有形文化要素相联系。林林总总的文化资源构成了文化传承的基本前提和首要保障，但不能忽略传统文化资源优劣并存的现状（aa97良莠不齐），需要在遵从其依附性强的文化特性基础上（aa449依附性强），对繁杂的文化要素予以合理取舍，治愈文化断代（aa135文化断代）。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其必须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是一种“活态”文化，因此除了通过收集、整理、保存那些物质性的载体或通过记录、复制手段将其物质形态化以外，更重要的在于通过制定和落实开发政策，切实保障传承、教育等手段使之在个人、群体、区域或社会中得到现实的延续和发展，以此来克服以往机械说教的传承模式，消解文化断代的历史鸿沟。

（三）传承认知：文化传承水平的基础影响因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传承认知状况是影响其传承水平的基础性因素，具体体现在文化要素认知、传承理念认知、传承主体认知以及传承内容认知等四个方面。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大大增强，总体势头向好。但是，在如何看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如何阐释其核心内容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对传统文化往往遵循断章取义的取舍之道，未能真正理解其中的精髓，文化认知水平停留在只知其然的层面，缺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把握和整体认知（aa316认知偏差，aa153断章取义）；当今社会的娱乐心态渐渐融入文化领域，造成文化传承的平台成为大众单纯娱乐的舞台，失去了文化传承的本源初衷，传承效果大打折扣（aa205娱乐心理）；文化参与不时充斥着功利色彩，民众的出发点不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而是应急所需，如中学将传统古诗词纳入考试范围，家长便督促学生死记硬背，其出发点便与文化传承的理念大相径庭（aa28应试所需）。科学的传承理念应当理顺传承与创新、继承与转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摆脱“死文化”的传承理路。避免文化传承独树一帜，而是要顺应市场趋势，打造适应大众享用的文化果实，规避少数人的自酌自饮（aa264大众文化）；受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影响，老一辈传统文化技艺传承人的“技艺富裕，文化贫穷”问题突出，催生了“接棒无人”“人走楼空”等文化传承困局，多元主体参与的平台机制尚未建立，对于传承主体的认知仍寄托于本土居民的代际传承；基于现实的传承困局，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内容认知不够全面，许多经营机构打着文化传承的旗号，将文化符号作为自身敛财牟利的有力武器，全然不顾文化内容的优劣品次，导致文化传承“虚火旺”的现象（aa288利益工具）。显然，传承认知要素不仅对文化传承水平构成基础性影响，同样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以及传统文化特质构成反作用力，存在相辅相成的交互作用关系。

（四）传承方式：文化传承水平的驱动影响因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采取怎样的手段形式将直接关乎文化传承效果及水平，科学合理的传承方式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总体而言，传承方式的选取取决于文化辨识、传承手段、文化保护和传承创新四个方面。受传承环境和传承认知因素的影响，传承手段不仅是影响传承水平的驱动性因素，而且对文化特质具有正向的影响效果。文化辨识作为构成传承方式的基本前提，是传统文化取舍的重要环节，也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有力凭证，对文化辨识者提出了很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要求，谁来评判传统文化以及以怎样的标准作为评判依据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因素（aa336裁判资格）。如“比基尼京剧”引发人们对此种文化创意是在向传统文化致敬，或是糟蹋“国粹”的争论（aa266传播争议）；屏幕上大行其道的古装剧是在呈现人心向善的美好，或是尔虞我诈、钻营算计的晦暗？这都需要加强文化辨识能力予以取舍。基于文化辨识基础上的文化传承手段往往表现为文化保护与传承创新两大分流。关于诸子百家、传统文学等文化保护往往侧重于学校教育，但存在教条主义的形式弊端，尚未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城镇化等社会进程对传统建筑、民风民俗造成破坏，社会进步出现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的不良现象；以往以带徒传艺为主的传统民间工艺传承手段面临传承人断代等难题，而现代文化传承媒介发展尚不成熟，依托互联网的数字文化传承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APP、电商销售、文化综艺等传承形式仍需进一步规范。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并非简单的文献传递，而是历代给予重新诠释，将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社会需求相结合，实践于注、疏、传意的全过程。

（五）各影响因素间的作用机制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水平受传承环境（外在因素）、文化特质（内在因素）、传承认知（基础因素）和传承方式（驱动因素）等多種因素的综合影响，各因素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相互干扰的内在作用机理，任何一环的缺位、越位都会对整个文化传承系统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中，由社会环境、行业环境和政策环境构成的传承环境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水平的外部影响因素，并且对文化特质因素、传承认知因素和传承方式因素同样构成外部影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环境往往是构成文化传承场域的主成分，影响着传统文化传承生态的构建和持续性发展；由资源丰富、依附性强、良莠不齐和文化断代属性构成的文化特质因素是影响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水平的内在因素，受传统文化特质因素影响，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传承认知以及传承方式选取都会受到影响，不同的传统文化类目需要在结合相应的传承环境基础上予以理性认知，采取符合文化特质的传承手段，比如对优秀传统文学的传承，则需要借助学校教育的方式加以传承，对此类传统文化的传承认知也应当回溯至相应的文学年代，了解当时的社会及创作环境；对传统文化的认知通常是开展传承工作的前提，传承认知水平往往是影响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水平的基础性因素。对传承主体的理解以及对传承理念和内容的把握都会影响到文化辨识标准、文化传承手段、文化保护方式及传承创新路径的选取，因而传承认知因素构成整个文化传承链条的基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通常关乎前期的传承筹备工作能否得到良好的接力和延续，是整个文化传承链条的驱动因素，不仅受到文化认知水平的影响，而且对文化特质以及整个文化传承水平造成影响。由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水平的提升需要在优化传承环境的基础上，正确把握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理顺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主体认知，遵从现代社会民众的现实需求和文化喜好创新文化传承方式，打造新颖、时尚又不失内涵的优秀传统文化新市场。

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两极”乱象及对策建议

受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被更多的人关注，虽然对于是否应该固守本土传统文化等基本问题意见不一，但更多的分歧并非来自传统文化的存废问题，而是在何种程度上改进传统文化，[24]即如何直面传统文化传承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的问题。基于扎根探索发现，当前基于各影响因素干扰之下的文化传承工作存在曲高和寡和虚假传承“两极”传承乱象。传统文化传承成果只能被少部分群体接受，大部分受众很难融入其中，产生不知所云的心理障碍，优秀的传统文化财富沦为少部分人的精神食粮；或是文化传承浮于形式，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及其传统韵味未能得以存续，致使大量的文化传承工作徒有虚名。具体而言，“曲高和寡”的传承现象主要体现于一些现代化、高科技的传承理念难以落地，进而整个传承过程效率低下，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化转化工作不到位，传承的文化成果与大众真实的文化需求相去甚远，很难得到市场认同；“虚假传承”的传承现象表现在许多文化传承旗号有名无实，传承工作浮于形式，忽略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本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缺乏本土化定位，盲目地抄袭或将外来文化理念拿作己用，传承工作缺乏专业化操作，最终导致文化传承碎片化，不利于传统文化生态的保护和重构。

面对当前我国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影响因素以及传承乱象等问题，需要立足短板，建立问题导向的提升传承水平倒逼机制，顺应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合理布局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策略，协调优化各文化传承影响因素间的内在联系，致力于大众化、高质量、专业性、真实性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

首先，传承环境作为文化传承工作运行和发生作用的一切条件的总和，需要以政策环境为重点助推整个传承环境生态的改善。就政策环境而言，国家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题阐述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对于延续中华文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文化传承与弘扬营造了积极的政策环境。[25]文化传承应当纳入上行下效的运行逻辑，国家的政策支持无疑对各地的工作开展具有引导推动作用，当前虽以文化工程为传承载体进行优秀文化传承工作，但仍需制定实施更加精准化、系统化的政策文件，形成立法保护、政府认同、顶层设计、决策精准的良性政策环境。

其次，传统文化传承应当秉持专业精神，以扬弃的心态看待传统，深化传承认知。避免文化传承独树一帜，而是要顺应市场趋势，打造适应大众享用的文化果实，规避少数人的自酌自饮；文化传承主体不能仅仅依托于个体传承，应当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融入机制；文化传承更要坚持神形具备，致力于贴近生活、形式多样、亲和有趣的文化转化工作，用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对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新的阐释。

最后，传统文化传承应当以整体性传承理念为指引，侧重于新型文化生态场域的构建和完善。我国传统文化虽然类目繁多，但究其文化传承的实质，无非是要在吸收传统文化合理价值的基础上予以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性重塑，而贯穿其始终的传承理念和方式选取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辨识作为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决定着传统文化的优劣之分和去留之意，有必要对文化辨识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对其专业履历存档跟踪，构建活动备案、评判负责、终身追責的管理机制；传承方式也应当结合现代的传播媒介予以转化，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所津津乐道的文化财富。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水平的影响因素纷乱复杂，本文只进行了初步的扎根分析，试图阐明各因素间的作用机理及当前文化传承中的不良现象。限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关各影响因素的权重次序及指标修正，尚有待进一步开展相关的定量研究，关于如何能切实有效地提升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水平也是需要下一步探讨的话题。

说明：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治理的建构及实现路径研究”（YB01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研究”（17LZUJBWZD010）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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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世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