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危机：欧洲的衰退与复兴

1 欧洲面临的困难此起彼伏

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和不明朗

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历史时期：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量稳步提升，而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则十分缓慢。“二战”后，即1945年至1974年的“光辉三十年”，人们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步入另一个阶段，而实际上，除了世袭资本主义，不会有其他资本主义形式长期存在。

总之，1980年代和1990年代开始放宽管制造成了新的问题：20世纪初期的财政系统变得格外脆弱、变化无常而且令人捉摸不透。金融业在无监管、无谨慎调控的情况下发展，更没有名副其实的改革举措，甚至最初级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也受到了系统性混乱的影响。例如，全球范围内的财务状况（净值）整体为负，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正如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最近指出的，这样不一致的现象说明有很大一部分在避税天堂和由暂住人口持有的金融资产并没有被如实记录。这种情况尤其冲击了欧元区的外部头寸（净值），其實际状况比官方数据要乐观得多。原因很简单，富有的欧洲人有意隐藏一部分他们所拥有的资产，而欧盟目前并没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举措阻止这样的不当行为。

面对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和不明朗，政治分裂和无力团结使欧洲大陆尤其不堪一击。欧洲面临的困难此起彼伏。通行货币（欧元）和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分别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被提上议程。当时，人们认为欧洲中央银行的唯一职责便是“确保火车安全通过”，也就是确保低通胀水平和货币总额与经济活动大体同步增长即可。在1970年代的“滞胀”之后，各国政府和舆论一直坚信中央银行首先应该独立于政权，而且其唯一目标应该是保持较低的通胀率。于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立于国家的货币和脱离政府的中央银行应运而生。

但是人们忽略了中央银行在大规模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时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央银行不但可以稳定金融市场，还能避免一般经济萧条时期接二连三的破产。近几年来的金融危机使中央银行的这一重大作用得以被人们重新认识。

2 危机不平等的根源

中下层收入的停滞不前

不幸的是，如果说中央银行在危机期间增大货币发行量的举措避免了2008年至2009年危机的继续恶化并暂时控制了火势，那么它同时也导致造成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金融监管自2008年以来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而且危机不平等的根源—社会中下层民众收入的停滞不前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被视而不见，美国的情况尤为突出（1977年至2007年，60%的财富增长集中在1%的最富有人群手中），这显然促进了私人借债的激增。

再者，中央银行2008年至2009年对私有银行的救助措施并没有阻止2010年至2011年经济危机进入新阶段—欧元区公共债务危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也就是此次经济危机的第二阶段，仅仅发生在欧元区。美国、英国和日本的负债率高于欧元区，但它们并未遭遇债务危机。原因很简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以低于2%的低利率分别借款给政府，这样一来，不但缓和了市场矛盾，而且稳定了利率。相较之下，欧洲中央银行几乎没有借款给欧元区各国，这才造成了现在的危机。

要对欧洲央行这一特别态度作出解释，通常需要说起德国很久以前受到的创伤，欧洲央行可能担心再次陷入1920年代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我并不十分信服这一解释。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恶性通货膨胀。目前我们面临的威胁不如说是长期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物价、工资收入和生产量下跌或停滞不前。事实上，2008年至2009年大规模的货币扩张并未造成实质性的通货膨胀。德国民众很清楚这一点。

那么，可能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几十年来对于公共权力的错误认识最终使得人们面临危机，本能地认为私有银行比政府更能解决问题。在美国和英国，对于公共权力的误解已经达到顶峰，而中央银行最终懂得从实际出发，毫不犹豫地大量收购公共债务。

实际上，简单来说，我们遇到的特殊问题和主要困难就是从一开始就对欧元区和欧洲中央银行有不合理的规划，因此很难在危机期间重新制定游戏规则。主要的问题出在关于无国家货币、无政府央行和不以共同财政政策为前提的共同货币政策的设想。不以共同债务为条件的共同货币是行不通的。这样的模式在非常时期会使情况加速恶化。

随着统一货币体制的建立，对17个欧元区国家汇率的投机行为被禁止：从此以后，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对法郎贬值或是法郎对马克贬值都不再可能。但出人意料的是，对于17个国家间货币汇率的投机行为可能会被对于欧元区各国公债汇率的投机所替代。

3 汇率投机问题

建立共同债务

另外，目前我们遭遇的汇率投机问题尤其恶劣，以至于不可能平静地恢复公共财政平衡。公债涉及的（债务）总量实际上是相当大的。公债数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利率按照5%而不是2%计算。

也就是说，每年要花费5%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支付利息。那么，其中的差额，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法国为600亿欧元），相当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法律和就业的全部财政预算！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一年或是两年后利率是2%还是5%，也就不可能展开关于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的民主辩论。

更令人懊恼的是，欧盟需要改革、创新和合理化，而不仅仅是重新平衡财政预算和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其首要目的是确保良好的公共服务、更具广泛性的个别情况以及更完善的人权保障。左派应该在有关税务制度革新（现行的税务制度十分复杂且不甚公平，需要从“收入相当、纳税相当”以及从源头征税、大基数征税和社会普摊金低税率等原则出发进行改革）、退休制度重建（现行退休制度分为多个系统，民众难以理解以至于不可能以共识和公平为前提实行改革）和大学自主性（作为第三个关键主题，这个问题和财政以及退休改革一样，不应该被右派忽视）的问题上掌握主动·权。

在美国和英国，对于公共权力的误解已经达到顶峰。

但我们现在正被汇率投机的问题所牵制，那么该如何心无旁骛地展开这样的辩论呢？

该如何解决呢？要终结欧元区17国的汇率投机问题，唯一的长久之计就是按照团结互助原则分担债务，建立共同债务（“欧元盟约”）。这也是唯一能使欧洲央行充分行使其最后贷款人职责的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欧洲央行以后可能需要从市场上更多地购买国家债券。但是，面对17个欧元区国家不同的国债，欧洲央行将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应该购买哪国国债？利率又是多少？如果每天清晨美联储都要选择是购买怀俄明州、加利福尼亚州还是纽约州的债券，那么其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很难实·行。

但是，树立一个强有力且合理的联盟政策权威是公共债务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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