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一只麻雀活在八世上

冯骥才

《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

文坛上很多作家都被安排到相应的文学部门供职。邓友梅主管中国作协的外事工作，从维熙坐镇作家出版社，刘心武担任中国作协最重要的期刊《人民文学》的主编。我们那代有影响的作家基本上都在各地作家协会或文联挂职。这是中国的体制，也是一种游戏规则。最大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王蒙担任国家文化部的部长。让一位名作家担任文化部门部长应该是极好的选择，也是文化走向健康发展的表现。“文革”前是茅盾先生任文化部部长，王蒙担任文化部长在社会引起很好的反响。然而我们这些文友担心的是王蒙会不会因此与写作挥手告别？

一天在京开会，我和贤亮、邓友梅约好，去王蒙家看他。那时王蒙的家已搬到虎坊桥一个挺大的公寓式单元里。王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样想的。待我们进了他家，他爱人崔瑞芳大姐笑眯眯地说：“王蒙在等着你们呢，你们进去吧。”

王蒙从屋里手拿着一张纸出来，不等我们开口便说：“我刚把电影《爱情故事》主题歌的歌词译完，你们听听我译得怎么样？”他便拿着手中的译稿，五音不全地唱了一遍他翻译的《爱情故事》。就在社会上对他出任文化部长议论纷纷时，他竟在家里翻译美国电影主题歌的歌词。我忽然明白，他就用这办法，巧妙地回答了我们对他当上大官后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疑虑——他依然自由和潇洒。

邓友梅玩笑似地说：“我还是担心从此中国多了一位懂文化的大官，少了一位作家。”

王蒙笑着反击一句：“我不会像你这么低能。”

当时我想，确实他有当部长的本领，除他真的没有别人。

1988年夏天，向来与我无关的天津市委组织部通知我去山东烟台的芝罘参加一种高级别的专家休假，条件极优，可以带夫人。这个规格未免太高。那时没听过“专家休假”，更没听说可以“带夫人”。到芝罘一看名单吓了一跳，全是国家电子、核能、超导、激光、数学以及司法、哲学、社科等方面一流的专家。文艺界除去我还有邵燕祥、王立平和陈颙。在与他们一同休假的半个月里，渐渐相互熟识。王立平的歌曲我十分喜欢，更喜欢他这个人，性情亲和又善解人意；以前不认识，从此成好友。还有一位是中科院物理所研究超导的专家赵忠贤。我们三人性情相投，常在一起说说笑笑，一同唱王立平的《少林寺》和《送战友》，很是开心。

这次休假实际上是国家层面上一种深度的人事考察，所谓带夫人也是对考察对象进行一种“家庭调查”。工作人员都是中央组织部门的，他们在为下一届政府部门的高层人选做预备。从这些人选看，组织部门还是颇具眼光的。于是我想，我可能也要面臨一次被选择，我有点担心。但是我这个担心很快就在我的身上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