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改革

2018-06-22 09:19刘刚冬君
齐鲁周刊 2018年19期
关键词:袁氏家国皇帝

刘刚 冬君

1898年6月11日的这一天,中国向世界宣布将实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全方位改革。改革的宣言是27岁的中国皇帝以诏书的形式发布的,叫做《明定国是诏》。这份诏书比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改革诏书晚了整整30年,中国的改革者希望中国也能用3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像自己的东邻一样,抵御外侮、国富民强。

在那个火热的夏季,北京的改革者们沉浸在对现实的热忱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但他们过低估计了保守势力的强大,随着颐和园秋叶的凋落,这场103天的改革被一场宫廷政变所终结,君主的救赎和民权的伸张都在菜市口的血污中化为灰烬。

训政:从“堂子”到朝廷

戊戌维新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变法路线,由陈宝箴行之于湖湘。另一条是改制路线,由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定国是”于中央。

王朝制度,本来家国一体,虽说是“家天下”,但那“家”,也要被体制化。可清朝有所不同,它在国家体制外,保留了一个极为私密的家族信仰的内核,魏源《圣武记》卷十二说,堂子是满洲旧俗,是“祭天、祭神、祭佛之公所”。“公所”一说,说明作为汉人的魏源对于萨满的性质以及堂子祭祀那一套完全不懂,可以说,有清一代二百余年,没有汉人真正知道堂子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

萨满,是满人治国平天下的神秘力量,最核心的军国大事,例如,出征和废立,往往不是在朝廷上议定的,而是在“堂子”里决定的,得由自家人请示自家神,让神来指引。

“堂子”如古明堂,清人昭槤《啸亭杂录·堂子》就这么讲:“名曰堂子,实与古明堂会祀群神之制相符,犹沿古礼也。”天子坐明堂,一副“治国平天下”模样,而皇帝进“堂子”,是以萨满“修身齐家”。同样以宗法制搞家天下,儒有一套搞法,萨满有一套搞法,清两套并用——“阳儒阴萨”。

用儒教那一套立朝廷坐明堂,用萨满教那一套开堂子以神道设教。同样以神道设教,儒教“率民以事神”,神具有全民性,而萨满教则以家族为单元,用家族化的信仰建筑庙堂,如同军队被私有化一样,神也被私有化了。清朝有两面,正面是朝廷,掌握政权,背面是庙堂,拥有军权和神权。本来,皇帝既是朝廷之君,也是庙堂之主,军政合一,政教合一,可慈禧一称“老佛爷”,就将二者分开了。

这样一分,就分出个执政与训政来。慈禧训政是以乾隆为榜样的,她不光学乾隆在昆明湖里玩水师,还学乾隆以“老佛爷”的名义坐堂子搞训政。她把皇权分为两半,在朝廷执政,那是皇帝本分,以庙堂训政,则是她分内的事情。她退居二线,坐堂子训政,在她治下,家法大于王法,治家比治国还严,她用家法治皇上,有她这么一治,那些对皇帝不满的人都跑她那里去了。就这么跑来跑去,终于跑出個帝党、后党来了。帝党是执政党,很牛,康有为就牛气冲天,见了后党头目荣禄,开口就言杀,说杀一两人,法就变了。可后党训政,更牛!他们老是质问皇上“权大还是法大”?那法便是祖宗之法。清朝有清朝的宪法,祖宗之法就是宪法,康有为改制,改的是祖宗之制,康有为变法,变的是祖宗之法,康有为立宪,是为皇帝立新宪。

共和:从“家国”到国家

慈禧抓军权,搞政变,废了君主立宪,她还想废皇帝。

可督抚不应,洋人不肯。为什么?因为皇帝代表国体。朝廷不光是“家国”,还是国家,废立皇帝,不光是皇族的家务事,更是国之大事。据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载,慈禧对李鸿章说,有人说你是康党。她没想到,李居然供认:“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明知康氏改制,人皆避之,唯独李表示支持。维新一开始,光绪便召见康氏,康遇李鸿章,李告知康氏,荣禄、刚毅欲加害,要他“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有“上粤督李鸿章书”,提到“荣禄相攻,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

庚子年,慈禧挟帝而逃,“家国”杳然,而国家依旧,尤其东南无主,当地督抚便曾有意自组美国式的共和政府,选李鸿章为总统,李亦有意担任,后因“家国”出现,乃作罢。

以“家国”立场,李当勤王,论国家立场,则应“东南互保”。然而,首倡“东南互保”,并以李鸿章为总统者,竟是朝廷党争中专门与李做对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以一旦“家国”不存,即推李为国家“总统”,主持大局。读史至此,我们才懂得陈寅恪先生为何那么推崇张南皮了。

后来,孙中山到武汉,对张的评价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孙如此评价,乃基于武昌起义,张治湖广20年,兴学校,办实业,练新军,客观上为革命做了准备。原其所欲,虽不离忠君爱国,观其所行,亦不过变法改良,但他已与传统有别,因为他已经有了立宪思想。何以见得?此由陈宝箴能雷厉风行推新政于湖南可知也,若非张之洞支持,陈难有那一番新政成就;更由其倡导东南互保于国难时可知也,阻废立,保皇上,他不及刘坤一,也不如李鸿章,可捍卫国权,深谋远虑,他当仁不让。

他以李鸿章为总统,在东南互保的背后,布了一个东南共和的局。历史上,惟西周有过周召共和,他要在清末,与李联手,再造一次共和。其时,不光张之洞,连孙中山都对李寄以希望。还有章太炎,早就说过“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这一回,他再次上书李鸿章,请以两广独立,为东南各省表率。

甲午战前,他是个裱糊匠,现在他是硬汉——敢跟老佛爷扳手腕!

为变法,他自称“康党”;为保皇上,他问荣禄有几个脑袋;为保国家,他以最高指示为“乱命”,敢以“东南互保”与朝廷争;为救生民于水火,朝廷垮了,他敢立“东南共和国”。

然而,李鸿章却没有出手,他阅历太深,包袱太重,所以,没能成为开创共和国的总统。此二人者,一个太青春,太单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另一个太多虑,太克己,知其可为而不为。

立宪:从君宪到党宪

庚子事变后,非立宪不能“结与国之欢心”,慈禧就接着皇帝立下去。

而立了对她未必有利,就把立宪搁在“预备”里,正所谓“立又不立”。

孔祥吉从清人钞本《时务汇录》中,发现了一篇《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奏对时,慈禧说: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问张有什么办法。张说:只须速行立宪。慈禧说,她也同意立宪,已经在预备了,可张不以为然,说: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

慈禧临终前究竟说了什么?从太监那里传出来的是“误矣!毕竟不当立宪”这临终一悔,将立宪推翻,导致后来一连串事件的发生——皇帝之死、袁氏开缺、张之洞请假,还有皇族内阁。古人有“一言丧邦”说,从历史上看,秦桧的“莫须有”算一句,还有,就是这句“不当立宪”。

观此言,益见其“但知权利,绝无政见”,死到临头,才说立宪“误矣”,还将这笔误国的账,算到皇帝头上,皇帝先她一天死去,岂偶然也?“不当立宪”,那该当什么?该当革命!

革命后,立宪有宋教仁。民国初,宋教仁要在中国搞出一个执政党来。同盟会属于会党,会党,或为革命党,或为江湖帮派,还不是执政党。革命成功了,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宋就主张搞责任内阁,可最后采用的,还是孙主张的总统制。3个月后,孙要让位于袁,让位前,才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了。

这显然违背了南北和谈以袁氏为大总统的协议。孙、黄等人也在不同场合说过“袁能令中国为完全民国,决举为大统领”,国法不是兵法,当以神圣视之,而党人却以兵法撄国法。

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岂非兵不厌诈?孙中山就认为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帝制推翻,皇帝垮台,如果总统又被虚置,试问国权怎立?改制,专为对付袁氏: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不光改制,在定都问题上,双方也都玩兵法,都以武力威胁共和国。参议院议临时政府,有以北京为都者,议员多附议,议案就通过了。可孙、黄不干。孙要复议,黄怒斥党人与“我党”有异。据吴玉章《辛亥革命》言,黄兴对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结果,参议院以十九票对八票复议,改都南京。

孙、黄为速成“国民党内阁”以实现“统一”,要求国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黄以威胁口吻,要求教育总长范源濂入党:公如固执,将来破坏吾政策者,实君一人。财政总长周学熙说:财政总长地位是一时的,“周学熙”三字为永久的,因一时之地位令永久之个人入党,昧良无耻,莫过于此。

更有甚者,黄兴还去拉袁氏入党,欲推袁为国民党领袖。

孙、黄拉袁氏入党未成,袁氏却来挖宋教仁去做他的国务总理,宋不肯,他不想做总统制下的总理,想做内阁制总理。可孙、黄都愿意宋出任,宋一出任总理,“国民党内阁”就名至实归了。

我们不好说,袁氏请宋出任总理,是孙、黄“调和”袁氏,袁氏呼应“国民党内阁”的一个重大成果,可结果却是,宋像钉子一样扎在那里,不仅让袁氏碰了钉子,还让孙、黄碰了钉子。

这样一根立宪的钉子,锋芒毕露的立在那里,坏了“孙、袁统一”的好事。宋教仁一死,对于孙、袁二人,都是一种解脱。我们不好说他们就是宋的死因,但凶手确与他们都有关系。

然宋至死信任袁氏,临终前,还请黄兴代笔,椎心泣血,致电袁氏:“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憲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之将死,而以人性优于党性,民权高于党权,超越革命党人而为宪政英雄,一如孟子所谓“圣之时者”,虽未能成为中国的杰佛逊,但也不失为中国的甘地,或中国的马丁·路德金。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成为了他们那个民族的灵魂,我们民族也有宋教仁,可谁把他当做民族魂?请看国民党人!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宣判: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就是“桃源渔父”——宋教仁。

至于宋的遗言——中华民族的宪政遗产,谁还把它当回事呢?临死之人,痴心一片,托宪政于袁氏,殷殷期望,人谓其“至死不悟”,闻者心酸。那时,在他心目中,袁还是宪政同路人,且两人所争,并非立宪,而是总统制和内阁制,政见不同,尚能磨合。而他与孙分歧,惟有各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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