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廉政思想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建设的思考与启示

汪圆圆

摘 要：中共十八大以来推进反腐败斗争呈现出新态势。腐败现象的顽固性决定了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一场持久性的硬仗。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思路。减少腐败存量是针对过去，遏制腐败增量是面向未来。反腐败斗争中减少存量和遏制增量相辅相成，互相作用。本文基于对包拯廉政思想的研究，论述包拯廉政建设对当时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揭露出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包拯廉政思想建设，探索出建设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关键词：包拯；反腐倡廉；中国特色；道路建设

前言

随着我国公共行政建设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政府机构正面临着来自于公众的监督和问责压力，反腐倡廉的重要作用愈加突出，在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更需要包拯这种清正廉洁的思想。

一、 包拯反腐倡廉的思考与启示

（一） 包拯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宋仁宗时期，与太祖、太宗时期相比，北宋王朝的官吏贪污之风、官官相护等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包拯提出“诛求于民，无纪极尔，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臣以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1]”这句话表明了贪污腐败者对于人民的财富取舍永远没有满足之刻，这种掠夺式的存在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一样的道理，想要完全解决这种腐败现象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灭其根源，方能解决。包拯一生全力倡导廉政，自奉廉洁，反对腐败，惩治贪污[2]。他认为，反腐倡廉就是要使廉吏得到鼓励和支持，要使污吏感到恐惧和害怕，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大兴廉政之风，减少和杜绝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

（二） 包拯反腐倡廉思想的现代价值

“包青天”精神是现代法治的文化支持。所谓“包青天”精神就是包拯在从政生涯中所体现的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清官精神。在当今社会，我们更需要这种“包青天”精神来作为现代法治的文化支持。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十八大以后，对官员采取高压反腐，“大老虎”纷纷落马，反腐行动逐渐成为新常态。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十八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顯得更加重要，以法治建设推进反腐进程，以反腐推进法治建设，形成改革、法治、反腐一体的新局面。

二、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成就

（一） “老虎”、“苍蝇”高压下的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创下了新记录，据相关统计，十八大后21个省会城市调整第一把手，其中多人因违纪被查处。而周永康、徐才厚的落马也向人们表明了反腐败决不存在“铁帽子王”的盲区[3]。“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斗争的响雷骤雨对贪腐分子造成了难以藏身的震慑，长期以来党和人民深恶痛绝但久病不治的腐败问题在重拳出击下展现出有效治理的良好前景，社会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也由此而大大提升。

（二）廉政建设中思想建设取得成效

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始终处于首要位置，官员贪腐的根子就在思想不纯。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反腐败意义上的制度治党，核心精神就是牢牢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4]。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最重要的是加强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顶层设计。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功能不同，但对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同样的治本效用，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建党保证制度治党的有效性，制度治党彰显思想建党的严肃性，两者合力发挥作用，才能取得对腐败标本兼治的实际成效。

（三）守纪律、讲规律之风得以宣扬

中共十八大以来推进反腐败斗争新态势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将反腐倡廉建设与政治生态建设相并轨。习近平指出：“自然环境要山清水秀，政治环境也要山清水秀。严惩腐败分子是保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必然要求，党内如果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污染。”腐败最终会损害人民的利益，玷污党的执政形象。敦促领导干部要筑牢思想拒腐防变的堤坝，扎紧制度约束的篱笆，把住党纪国法的底线，坚守共产党人精神的家园。

三、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道路建设存在的问题

建立一个严格规范、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当前，反腐倡廉监督体系科学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但从现实来看，反腐倡廉监督体系的科学化建设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反腐倡廉监督体系整体功能还不够强，缺乏监督合力

反腐倡廉监督体系是一个包含多种监督形式的有机整体，各种监督形式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整体功能，但从现实来看，监督主体之间缺少协调配合，整体联动格局尚未形成[5]。监督主体的多元化一方面虽然可以大大增强反腐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如果协调不好也会造成力量分散，导致监督机制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运作，难以实现监督和处理的及时性、准确性，从而大大削弱监督的整体效能[6]。

（二）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的约束力不够，监督制度和监督机制不符合新形势新任务要求

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的约束力不够，主要表现为监督制度和监督机制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监督制度方面，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没能形成相互联系、配套严密的制度体系，一些制度过于原则宽泛，缺少具体实施措施，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存在着重制定、轻执行现象；监督机制方面，微观监督较多，宏观监督较少，偏重于事后查处，而忽视事前防范，事中约束[7]。由于存在监督主体受制于被监督者的问题，监督主体缺乏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导致同级监督和上级监督难以有效实施。

（三）信息公开力度不够，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真实性

近年来我们党建立和完善了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政务公开等制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一些公开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报告和申报的情况是否真实，无人去考察，致使这些制度形同虚设[8]。如果领导者的决策与施政不公开，个人基本情况不公开，公众对权力的产生方式和运行过程不甚知情和了解，那么选举就失去了基础，监督就失去了前提，罢免就失去了依据，监督就会流于形式。

（四）监督运用科技手段不多，没有充分发挥科技手段的辅助作用

近年来，我们加强了“科技反腐”的力度，成效明显。但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还处在较低层次，缺乏深层次的开发研究。对现有各种信息平台利用率不高，应用水平偏低，应用范围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深入拓展、全面推进的效果，“科技反腐”还没有走上法制化的轨道[9]。

四、 包拯反腐倡廉思想对中国反腐倡廉道路建设的启示

实现反腐倡廉监督体系科学化，才能整合所有反腐力量，降低反腐成本，提高反腐效率，将反腐倡廉监督体系科学化建设落到实处，才能充分发挥反腐倡廉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提高监督体系科学化程度。

（一）建立监督主体领导协调中心，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

监督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各监督主体独立发挥其作用，而且还要进一步整合监督资源，使党内监督同专门机构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集合整个监督力量的领导协调中心，负责理顺各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职权和职责，使各种形式的监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监督机构的队伍建设，对监督机构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审查，提高监督主体的素质和能力。

（二）合理分解和科学配置权力，建立合理有效的公共权力架构

合理分解和科学配置权力，打造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和产生腐败的重要前提。要合理界定职责范围，不仅要把部门之间的权力界定清楚，把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权力界定清楚，而且还要从权力性质上把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职权进行适当分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通过适度合理分解和科学配置权力，优化公共权力结构，杜绝腐败的静态结构诱因。

（三）运用科技手段监督，发挥科技在监督中的辅助作用

网络信息化的发展为监督体系科学化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使网络监督称为“一种全新的舆论监督形式”。加强网络监督的辅助作用，要抓住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主体是政府，另一条主线是自下而上的监督，主体是网民。在自上而下的监督方面，加强网络立法，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引导政府对网络监督实施规范化管理。在自下而上的监督方面，加强网民的监督意识，同时也要提高网民的道德素质，自觉抵制和反对网络暴力。只有抓住两条主线，才能更好地把體制监督和网络监督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辅助作用，更好地促进反腐倡廉监督体系的科学化建设。

包拯廉政思想与当时的北宋时期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的紧密相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孕育包拯这种这种廉政思想是当时社会的巨大文明成就，而这种文明成就对净化官场风气、推动北宋时期经济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包拯的廉政思想是产生于当时封建社会，对于现今的开放时代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辩证的观点去吸收包拯廉政思想中的精华，才能将各项监督举措落到实处，推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建设的科学化，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徐彪.论包拯的司法道德观[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54.

[2]袁春红.包拯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4）：74-75.

[3]齐卫平.反腐倡廉道路的中国特色问题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101.

[4]李玉华，郭玉亮.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的路径探析与选择[J].思想教育研究，2011（1）：23.

[5]王正宇.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J].廉政文化研究，2010（1）：6-9.

[6]胡亚军，李安增.论反腐倡廉监督体系建设科学化[J].理论学刊，2013（4）：92.

[7]房宁.我国反腐倡廉的形势、特点与制度建设[J].科学社会主义，2015（1）：10-12.

[8]包心鉴.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创新[J].廉政文化研究，2011（1）：3-6.

[9]于伟峰，魏亚文，王涛等.反腐倡廉形势和发展趋势研究[J].焦作大学学报，2015（1）：4-8.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