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块为何成为现代社会的象征？

毅涛

在很多国家，鸡肉已经是最受欢迎的蛋白质来源

在很多人眼里，现代社会的象征不是汽车也不是智能手机，而是美式快餐里的炸鸡块。在很多国家，鸡肉已经是最受欢迎的蛋白质来源，到2020年，它将成为全球产量最高的肉类消费品。历史将会记录下人类在21世纪每年杀戮500亿只鸡的习惯。

有趣的是，这一现象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类天生就喜欢吃鸡，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人类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已。历史上的每段文明都习惯区分“你们”和“我们”，但资本主义却只在乎“自然”和“社会”。

以哥伦布为代表的探险家发现了欧洲以外的世界，这些尚未被工业洗礼的新大陆充满了各种各样富饶的自然资源——在资本家看来，这些资源全部都可以用来被转换成利润。

高效率的现代农业

动物相应地也成为了自然资源中的一部分，开始大规模地成为人类的盘中餐。在二战之后，肉类生产成规模地扩大。在1961年这一年，全球肉类和蛋类消费量比起1911年翻了一番，动物屠宰量则扩大了八倍，从80亿只变成了640亿只。

在现代社会，肉蛋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令人震惊。得益于低价饲料的普及，肉鸡养殖场可以在五周之内将一只小鸡养育成重达两公斤的出栏鸡。在1970年到2000年的这段时间，火鸡出栏时间也缩减了一半。在20周的时间里，一只16公斤的火鸡就可以准备好被抬上美国人的感恩节餐桌。其他的肉类生产也大多遵循同一套路。不过，肉类大规模生产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全球14.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来自于畜牧养殖业。

肉鸡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就变成炸鸡块，资本主义的大规横生产模式在廉价劳动力的搭配下做到了。畜牧业工人的薪水通常很低：在美国，消费者每花费1美元在炸鸡块上，其中仅有两美分会进到畜牧业工人的口袋里。在肉鸡生产线上的工作通常也是重复且极其枯燥的，长期下来，这种工作对工人的身心健康会产生损害。阿拉巴马州的一些畜牧业工厂越来越难以招聘到愿意做這类工作的人。

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一些畜牧业工厂开始雇用囚犯，每小时只需支付他们大约25美分。在俄克拉荷马，一些工厂主则看中了戒毒所的潜力，他们认为重复性的枯燥工作将有利于帮助瘾君子脱离毒瘾——最重要的是，雇用这些人的花费跟雇用囚犯一样便宜。

从拉美而来的新移民现如今是美国农业最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来源。在上世纪80年代，肉类加工行业的资本方们受够了工会工人日益壮大的势力和谈判权，他们干脆直接用廉价的移民劳动力集体换掉了工会工人。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又引入了另一波来自墨西哥的移民，资本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渴求就这样在全球化进程中持续得到满足。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连绵的国境线被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用来散播仇恨和恐惧，而资本主义却毫不介意它所带来的无穷无尽廉价劳动力的强大潜力。

今天的农产业生产和苹果手机的组装别无二致，一切都是以效率取胜。效率越高产出的产品数量就越高，产品的单价才会降低到几乎人人都可以负担的水平——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每家每户每天都能吃上肉的较高生活水平和农业的大规模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得益于低价饲料的普及，内鸡养殖场可以在五周之内将一只小鸡养育成重达两公斤的出栏鸡

如何让食物更廉价

让家家户户都能吃上肉（哪怕是炸鸡块这种不健康也算不上美味的肉）看起来像是社会生产力大步迈向繁荣的结果，但其背后的推动力仍然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们对利润的无尽追求。

在19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过着食不果腹的艰苦日子。工业革命造就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是以无产阶级的血泪铺就的。那一时期的大文豪狄更斯在其著作《雾都孤儿》里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主人翁奥利弗因为斗胆提出多要一勺稀粥而被赶出了孤儿院。无产阶级在物质方面的极度匮乏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国际其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壮大。

二战之后，吸取了教训的欧美资本家们决定通过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方式来避免社会动荡。他们认为，如果一家之主（通常是男性）能够在八小时工作制、一周五天的体系下，为全家人提供足够的食物，那么现有的体系便可以继续维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提高农业产量进而大幅度地降低食品价格成为比较现实的途径。这一时间段里，无数种类的谷物被进行杂交试验，以找到最能提高产量的新品种。西方国家的财团不仅在自家的田地里开展农业产业化革命，比如大规模使用化肥和农药以及自动化灌溉系统等，还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所谓的“绿色革命”，试图将全球农业融为一体。

比如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分别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派遣农业专家到墨西哥和菲律宾设立农业研究中心，选育和推广高产稻麦品种。种植改良后的品种，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扩大利用相结合，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农业产量大幅增加的现象。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威廉姆用“绿色革命”来描述这一成就。

廉价食品一直是维持订单的心，图为纽约一个99美分商店

这种努力成功了。在20世纪下半叶，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获得了稳定的食物供应。消除了饥饿的威胁。在1950年到1980年的时间里，全球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量分别增长了两倍多。印度的小麦亩产量在1960年和1980年间增长了87%。

与此同时。农产品作为全球化商品的定位也由此形成。上世纪60、70年代间，全球谷物出口额增长了将近三倍。可以说，资本家们力图通过降低食品价格而稳定社会的策略奏效了。

发展中国家的悲歌

然而这一策略却只能说是让垒球—部分的人口受益。印度的小麦亩产量虽然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印度人民的小麦消费量却并没有相应地得到提高。在那些作为西方国家商品粮基地的发展中国家，饥饿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不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产量提高了多少，单价又相应地降低了多少，这些国家的国民总是无法负担自己土地上产出的农产品。

尽管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阶级在二战过后过上了一段收入持续增长的舒服日子，但这种情况自20世纪80年代起发生了逆转。以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家推行了亲商主义并限制工会权益，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水平开始停滞甚至下降。有趣的是，这段时间某些商品的物价反而没有上升，而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鸡肉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开启，墨西哥出产的廉价肉鸡开始横行美国市场。美国大豆产量的上升（大豆是生产鸡饲料的廉价原料来源）也使得肉鸡生产变得越来越大规模。

北美自由贸易区一开始是不包含农产品的，但墨西哥政府坚持要加入这一项，因为墨西哥决策者希望这能使得该国的小农经济向集约化和工厂化转变。这一希望得到了实现，墨西哥的农民大规模破产。往美国移民成为了选择之一。

以炸鸡块为代表的现代大规模农业陷入了两大困境：它剥削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让这些国家的人们持续停留在饥饿中；另一方面又催生了快餐文化，使得发达国家出现了越不健康的食物越廉价的趋势，穷人的肥胖率开始飙升。

除此之外，它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同样令人担忧。这是因为大规模农业生产总是能源集中型的，需要大量的石油、淡水和电力来维持运转。而家畜牲口数量的成倍增长也意味着它们每天对外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增长。在21世纪，农业以及为农业服务的伐木业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到了总排放的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之多。

更可怕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包括干旱和洪涝等）又会使得农作物减产，这意味着现代大规模农业的成果或许将到头来变为一场空。科学家们预计，在下一个世纪，全球农作物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减产将会达到最少5%，最多50%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