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银川：大烟专卖，乞丐自残

王小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的祖父王业绩曾在宁夏银川从事新闻工作。祖父将当时在社会各个角落所见所闻的一鳞半爪，口述于我，嘱成文字，虽属管窥之见，然亦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

大烟专卖

那时，宁夏种烟（鸦片）者多，吸烟者亦多。达官显宦和豪绅巨富，则有华丽考究的烟具。当时宁夏大小城镇，烟馆林立，光银川就不下数十家。其中最有名的两家烟馆，一是东门的张臊头，一是柳树巷（今复兴街）的祁瘸子。

每天从早到晚，市民、农人、乞丐买烟膏者络绎不绝，每日销售量达数百两。其货源，在马鸿逵（1892—1970，把持宁夏军政17年，1949年赴台）禁种前，是自行收购；马鸿逵禁种，实行大烟专卖后，都来自马家官府，当时有首民谣曰：“三十万亩大烟，三十万杆枪（烟枪），吸的吸来卖的卖，人人骨瘦如柴当乞丐。”

马鴻逵虽曾下令“禁烟”，却把大烟都统起来，设局专卖，并征收烟灯税，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又拿大烟向阎锡山换枪炮，扩充军队。地富巨商（吴忠、灵武最多）则与官僚勾结，雇佣亡命徒，从事武装贩运。凡被雇者以身家性命担保，有去有回，重价付酬。他们或单人独马，或结群搭帮，假道伊盟草地，直插包绥敌占区销售，大发国难财。

抗战后期，宁夏烟价大涨，包绥敌占区种植大烟，商人们又从包绥运来大烟，获利数倍，影响了马鸿逵的大烟专卖。马鸿逵又派军队堵截，被截获者，人法办，烟没收；没收的烟，马鸿逵又专卖赢利。

乞丐

那时，银川的乞丐有官讨吃和一般讨吃之分：官讨吃是有组织的聚居在城关一带贫民窟中。出讨时，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挨门逐户讨钱，并有一定的时间，即每月的初一、十五和逢年过节。平时，干些捡破烂、拾粪便及其他零活糊口。

凡按时来讨者，商店、住户一概不拒，按人头付钱，每人一个铜板，拒受残羹剩饭。他们讨得的钱，大都省吃节用，集攒起来放高利贷，对象是信得过的贫苦农民和小摊贩。

一般讨吃者则无组织，散居在破庙宇和城墙洞里。其中有打莲花落的，有唱数来宝的，有打针包子的（在一木板上钉钢针，以此击面，血迹斑斑），有赤膊袒胸、铁勾锁骨化缘者。为了活命，他们不惜自残身躯，祈人怜悯。

抗日战争期间，银川市有一个“卐字会”的慈善团体，是巨商大亨们以“好善乐施，积福积德”为名而办的。冬季设立粥厂，每天放饭一次——黄米粥，每人一大勺。乞讨者排队领取。街头冻死、饿毙无人收敛的尸体，“卐字会”施舍4块板木棺（又叫狗碰头）或芦席一张葬埋。

“声讨大会”上的“荆轲”

1946年，蒋介石想当大总统，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宁夏国大代表雷启霖等，在南京揭露了马鸿逵统治宁夏17年的罪行。马为此大为震怒，便召开了所谓“声讨雷启霖大会”。被召集的有较出名的各坊住寺阿訇和各县士绅三百余人，地点在省府礼堂，历时3天。马鸿逵亲自主持，马的四老婆刘慕侠随伴。我祖父王业绩当时以《宁夏民国日报》记者的身份，在礼堂西楼旁听席采访。

这天，会场四周挂满歌颂马家历代功绩的布幅。马鸿逵在会上说：我马某人祖祖辈辈出身宦门，这是祖先积福积德所致。一个雷启霖想推翻马家，真是太不自量力了。马说罢，刘慕侠请各代表发言声讨。当场有宁夏参议会秘书长赵晋熙起立发言。他说：我愿做个历史上的荆轲，到南京去刺杀雷启霖，给主席平愤。

接着又站起来一位宗教界头面人物。他说：赵晋熙见义勇为的精神，我完全赞成支持。他到南京完成刺雷使命，他家庭的生活完全由我包了，请赵晋熙放心去吧！

接着各代表相继发言。最后拟了一份“声讨书”张贴登报。会后马鸿逵电首都地方法院，诬雷以内乱罪嫌拘捕扣押，并指派参谋温如林带领法警前往南京首都法院接洽押解雷启霖回宁夏处理。在宁夏还关押了雷的家属11口。同时还威逼在押的政治犯杜林说：“只要你说出在延安见过雷启霖，就放你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