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谦：长篇《又见洛阳》观照历史的新视野

虔谦，北京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的才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美国后，找不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打过各种杂工，后转行学电脑，从头做起，现为美国一家公司资深电脑程序员，从事与中文不搭界的工作。她早期的纪实文学《百尝美国梦》系列写的就是自己来美国后的亲身经历与感受。

她对文学的挚爱与感受发自肺腑，她说“写作只和生命本身有互動，写作这个生命运动外在于任何物质功利”，这是何等可贵的识见，一种何等纯真高远的胸怀与境界，引起我内心深深的感动与共鸣。在美国，她坚持用母语创作，在诗歌、小说、散文与评论等方面都有作品集问世，在海内外获得多种奖项。近几年，她以扎实的语言文学功底，丰富的人生经验与双重文化视野，书写中国好故事，创作了两部视角新颖、意蕴深厚、有独特审美追求的优秀长篇《无房》与《又见洛阳》。

《无房》：苦难叙事中寻温暖美学

《无房》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到九十年代中期，在跨度半世纪的苦难叙事中，演绎了一个社会底层之家悲欢离合的人生。两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大半生没有一个栖身之所，结婚生子都住在镇上一个被废弃的“枪楼”（即筒楼）里。在这部十多万字的长篇中，作家没有将人物置于敌我对立的斗争风云中，书写血泪仇恨，批判某种恶势力对贫困小人物的欺凌与压榨，而是写人物的悲剧命运。《无房》的艺术魅力主要不在于控诉，它的主旨没有停留在对特定时代、地域发生的某事的抱怨与批判，如果这样写，其艺术生命力有限。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将文学分成两类，悲哀的文学和抱怨的文学。前一类是关于人类永久的生存状况，后一类带有某时某地的文学痕迹。《无房》无疑属于前者，所书写的是阿强这类下层普通老百姓的生存际遇与生命状态，它唤起人们对那个命运多舛的年代小人物生命的沉痛记忆。

虔谦写的是现实生活中人在特定时代的生存命运，并在这种处境中挖掘普通小人物人性中的美与善。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福建古镇安海。两个苦命人阿强与阿信，一位是镇上许厝磨坊的长工，一位是鸿江楼妓院的妓女，两人萍水相逢，同是天涯沦落人，几经艰辛走到一起结为夫妻。因为无房而住在一座被废置的筒楼里，阿强因一念之差，偷别人家的牛而被判十八年重刑入狱。她的妻子阿信，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靠拣破烂，拾牛粪养家糊口度日。而最为悲催的是，由于曾经妓女身份的印记，从土改，各种政治运动直至文革中，她都遭批斗、游街示众，受人歧视白眼，然而她并没有怨天尤人。阿信身份卑微，生活穷困，然而她善良、勤劳，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以坚韧的毅力独自支撑这个贫困破碎的家。她的身上，表现出一个底层女性朴实、友善、勤俭、与人为善的美的品格。作家注重的是对普通百姓人性的揭示，对人的生命的美的开掘。

尤为可贵的是，阿信身上的这种品德在两个儿子身上得以延续与弘扬。小说后半部中，在苦难中成长的两个男孩，立鸿、宵鸿承继了父母身上的传统美德，朴质实干、吃苦耐劳，克服艰难险阻创业，终于获得成功。立鸿孝敬父母，知恩图报，北上寻亲，他们的身上流淌着父辈的血液，质朴、善良、坚强，同时，作家还赋予了年轻一代与时偕行，创业拼搏、有胆有识的实干精神。立鸿下乡回城后，从做厨师起家，以后创办东江酒店，直至建立东江集团任总裁。他是真正从最底层做起，凭着苦干实干创业的成功者，体现出年轻一代蓬勃向上、奋进的精神与勇气。

近读沈从文的《文学闲话》，对他的创作观感触很深，他认为“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的一种象征。”[1]读《无房》，我不禁想起沈从文的名篇《丈夫》、《贵生》等作品。阿信一家身处困苦的艰难岁月，在这种悲苦的经历中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搭救与相助。小说从头至尾的情节链条中，渗透着一种情感：即人与人之间的患难相助，真诚的爱。以阿信为线索，小说中塑造了系列“好心人”形象。阿信装疯逃出妓院，许厝磨坊的许老板收留了阿强与阿信；妓院老板追捉阿信，阿强遂带阿信离开磨坊，投奔张林村素昧平生的大林叔家，受到他一家人的关怀与呵护；解放初，妓院被封，两人又重回磨坊。许氏磨坊充公，阿信一家住进筒楼，在阿信独自带两个幼子的最困难岁月，得到邻居芦花热心帮助、照料孩子。阿信因妓女的经历遭批判，当时的副镇长力排众议，敢于仗义直言保护她免受迫害。阿信在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下度过一道道难关与坎坷，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迎来新的生活。《无房》塑造的系列人物群像，体现着一种善即美的品格，传递给读者一种文化向上的能量。

小说中“枪楼”的象征意蕴丰富深化了主题的表达，其一它的具象化表达，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隐含着动荡的近、现代历史内容。它是明代军民抗倭寇时留下的遗址，也是福建辛亥革命发出第一枪的所在地，它历经安海古镇发展的历史变迁，见证了这里发生的重大的历史变革。其二，枪楼也是阿强、阿信一家命运的见证与象征，它象征着人物坚韧顽强、不屈不挠、患难与共、乐观善良的优秀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民族品德是一种象征。小说结尾，写到枪楼被拆毁，阿信的儿子立鸿说的一句话意味深长：“枪楼没有了，可是它的灵魂长存”，于是他重建新的东江筒楼，并促使政府再建鸿江西筒楼。它象征着历史文化的传承，民族品格的重建。

《无房》是接地气的文学。它贴近现实生活，着意表现社会下层普通小人物的命运，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挖掘小人物善良、美好的人性。它不同于书写帝王将相、英雄传奇的作品，写的是凡人琐事，普通人生存状态，为普通人所熟悉，所亲近。同时，它运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平实的叙事，写普通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情感。淡而有味，亲切自然。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说，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我以为虔谦的小说追求的正是这个路子，她作为移民作家，致力叙说中国故事，这是难能可贵的。长篇《无房》继承的是中国小说创作的文体血脉，寄寓、弘扬着人文精神，它营造出一种温暖向上的美学境界，读后一阵暖意袭来。

《又见洛阳》：穿越南北朝乱世抒写浩然长歌

虔谦的文学梦穿越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飞回中华大地的南北山水。长篇小说《又见洛阳》，[2]以新颖的视角，厚重的思想含量，展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这是一部弘扬中华多民族文化，蕴含正能量，极具当代价值与艺术魅力的历史长篇佳作，标志着她的创作攀上了新的文学高峰，进入一个新的文学境界。虔谦说：“《又见洛阳》不仅是我文学创作的里程碑，也是我人生的里程碑。”[3]这部作品是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新收获。

一.历史观照的新视野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内战频繁，动荡不安，战祸深重的年代。如何把握这一历史题材，是对作家严峻的挑战。虔谦用一种全新的视野，以左氏家族的迁徙为线索，展现了这个分崩离析年代，老百姓在苦难中的追求与奋斗历程，对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美好岁月的祈盼与向往。《又见洛阳》是一部民族迁徙史，民族情义史，还是一部中华多民族的融合史。

首先，作品中展现出民族大迁徙的历史。而造成这种迁徙，是那个时代的战争灾祸。小说多处直面这种惨烈现实，写到这种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下面是小说中一段魏、宋交战后惨不忍睹的景象：

这一路，左江不断看到离乡背井、衣衫褴褛的逃难人群。有的人饿了，就在荒野上扒野草树皮吃。路边时而可见白骨零落……

宋朝江北的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地方，全都遭受破坏。魏兵一见丁壮人就杀，刺婴儿在长矛上，舞矛以为戏乐，还掳去生口一万多人。后听说宋兵来追，遂把生口全部杀死。魏兵经过的郡县，遇房便烧，所过之地，化為灰烬，淮南一带，几乎成了无人区。

而魏军自己的六十万大军也折损过半，狼狈退回魏境。

然而战争本身，战争中的双方谁胜谁负、是非对错，并非作家关注的焦点所在。南北朝年间的战争描写只是作为时代背景展现。作家的意图在于：“南迁的左家儿女对故园不变的赤子心和信念，以及他们保家卫国的整体意识，是贯穿小说的灵魂主线。”[4]为什么远在福建南部有一条河叫晋江，有一座桥叫洛阳桥。原来它是历史上民族迁徙留下的印迹。从西晋开始的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战火逼近洛阳，为逃避战祸，左江率左氏宗亲，不远千里，两次南迁，落脚广陵（扬州），后又迁至江东。“动乱和战争主宰了左家十代儿女的命运，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艰难、动荡、牺牲和痛苦哀伤。”在辗转颠沛流离中，左江次子左名千里寻母到福建惠安，并在那里成家生子。左氏第五代左战英通过经商贸易，一支去徽州做生意，留下左氏的根系。而左家的后辈儿孙被胡人虏去与鲜卑人通婚后，又在北方武川繁衍，北方也留下左家的后裔。北方左家后人左随，在隋朝统一中国后终于回江南寻到宗亲。小说中的左家是当时众多南迁家族中的一支，左氏家族分分合合的迁徙史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民族的缩影。

在左氏家族大迁徙的过程中，小说浓墨重彩地表现出绵延多代的家族情义史。左氏家训四言诗中的“唯孝父母，慈爱无穷。同胞手足，中流砥柱 。仁义礼信，有朋四方。”是维系、滋养这种情义的信条与准则。这种情义生动表现在家族亲人，主仆及家族之外的亲朋好友之间。小说中对祖孙情，父子情，兄弟情，夫妻情，母子情都有生动感人的展现。其中对左氏好几代兄弟，如对第二代的左纳与左名，第五代的左文秀与左战英，以及养子左岸生的后裔左彰鸿与左弦飞，双胞胎左之龙与左之翼等兄弟情义的书写都亲切动人，感人肺腑。左名从戎在外，以后又千里寻母，每次离家，左纳与左名兄弟都难舍难分。与左家没有血缘关系的左岸生，虽收为养子也融入左氏门中，与左家兄弟亲如一家。这种情义还表现在左家与下人，与经商伙伴如郭掌子之间的诚信朋友关系。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左家与少数民族的和睦相处，如左战英与羌族少年丹木，左弦飞与鲜卑将领的关系等，在小说中都有精彩呈现，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人伦美德。

长篇在魏晋南北朝四分五裂的书写中表现出极为可贵的大中华民族观。在汉胡混战的动乱长卷中，既展现了东晋及南朝频繁更迭的各朝政权的腐败，也写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下对老百姓太平生活的侵扰影响。对汉胡战争的态度，作家摆脱了所谓二元对立、敌我之争的写作范式。小说中的战争描写，其一，只是作为背景，写战争是造成经济凋敝，百姓颠沛流离，民不聊生的根源。其二，表现那个时代，年轻人出于保家卫国的志向从戎投军的血性男儿本色。其三很重要的一点，当时的胡汉之战是内战，是自相残杀。而百姓期盼的是结束战争，国家统一。

小说中，左弦飞爷孙有一段对话意味深长：

左之龙问：“爷爷，我们现在是哪一国啊？”左弦飞一听，不禁一愣。是啊，哪一国？儿子左淮已经生在北魏，对孙子来说，他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要让他们认定南方那个朝廷才是自己的国，是有点拗……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左弦飞脱口而出：“北方南方，本来就是一国。”

北魏南朝，北方南方都是一个国家，汉族与胡人，都属于中华民族。在迁徙中的民族大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小说中借叙述者之口说：“我们左姓，本来就有许多源头，来自许多个不同的民族。今日的左氏，就是一个民族混合的结晶和象征。”

二.恢弘的史诗品格

这里说虔谦的历史小说具有史诗品格，不是指象《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人类“童年”时代“原始的书”，那时民族的历史还只是传说而已。巴尔扎克评价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脱时，认为他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史诗性，是因为“具备史诗的两种元素——奇妙和真实”[5]巴尔扎克所言的“真实”，也即历史，而所说的“传奇故事”、“奇妙”，显然就是故事传奇了。虔谦的历史小说就具有“历史”和“传奇”的史诗性。这里所说的史诗品格，是指《又见洛阳》具有一种历史真实、史诗精神、史诗结构和气势。

首先，《又见洛阳》是在真实的历史框架中演绎左氏家族人物的命运史。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是特定历史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时间、地点、事件，确凿真实，有据可查，借用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提出的概念，就是“历史场”真实（指历史书写中五个重要范畴的真实）。如八王、永嘉之乱，南北朝代的多次更迭，几次重大战争的所在地、时间，如祖逊北伐，盱眙保卫战，鈡离之战，最后随灭陈统一中国等都有史为证，绝非虚构杜撰。

第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黑格尔曾这样论述史诗：“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且“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6]小说以左氏家族的迁徙为主线，表现出一种精神力量、精神品格。它就是一种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在南北朝那个年代，左氏家族的儿女，因为战难，有分有合，但不论走向哪里，走得多远。左家的根系，血脉，祖辈的遗训，家风总是把宗亲族人维系凝聚在一起，而尤为可贵的是它世代相传，生生不息，传承给子孙后裔。

小说中左江时代立下、经过后代修改的家训四言诗，成为凝聚左氏家族世代子孙的传家瑰宝。它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是对待国家天下的使命感；时达则进，兼济天下；唯敬天地，恩泽自然；第二是对家庭亲人的血脉亲情：唯孝父母，慈爱无穷。同胞手足，中流砥柱；第三是艰难创业建业：日无懈怠，家业乃宏。商通大厦，根基务农。家国情怀、血脉亲情、创业建业是左氏家族民族精神的精髓与体现，这种精神使他们在时代废墟上创造了乱世中的辉煌。家训，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教育子孙后代的传家宝典，具有强烈的凝聚向心力量。

第三.是宏大的结构与磅礴气势。时间跨度为三百年的历史岁月，空间上涉及当时中原大地的黄河、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南北大地，而贯穿小说主线的左氏家族前后连绵有上十代人。从左江逃避战祸南迁开始，直到左随跟随着随军最后统一中国，结束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又见洛阳》架构宏伟，气势浩然。小说中呈现出的左氏千里南迁，一路历经艰险曲折，大别山天堂寨，祖逊北伐、盱眙保卫战、拓跋冶比武、钟离之战都展现出恢宏气象。小说中以左氏宗族为主线的世代人物形象，及与其相关的人氏，有名有姓者有几十位之多，共同构成小说庞大的人物群像，构成具有史诗品格的人物谱系。

三.多元的文化意蘊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化经历了由单一走向多极化的历史进程，以儒佛道为代表的文化思想，在不断的斗争和碰撞中，实现了相互的渗透和融合，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色。”[7]《又见洛阳》“打开了一扇窥视这种矛盾与融合如何造就了华夏深厚文明的窗户。”借小说中一位艄公的话说：“你们左家真是魏晋南北朝的一面镜子！”长篇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兵法、商贸、宗教、建筑、礼仪、饮食、服饰、民俗、诗文、音乐、武打等等方面。而且通过左家人迁徙、从戎、经商、通婚等，生动展现出乱世时代却是民族融合、文化相互渗透的大转折时期。就此而言，小说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其弘扬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今天读来仍然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彰显出民族自信。

其一.多元文化融于场景描写中：

《又见洛阳》多方面描写了民间胡汉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渗透，以第83节为例，这一节浓墨重彩地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场面与细节描写。

左战英在造纸作坊里收留了羌族少年丹木，给他的羌笛系上漂亮的中国结。丹木后来在益州和当地的女子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有一次他遇到了好友土谷浑人，一起饮酒聊起各自祖先流浪的故事，土谷浑朋友唱起家乡歌谣：

丹木听着，听着，想着自己族人类似的艰辛旅程，竟两泪涟涟。又有的时候，丹木会朝西部腹地去，那里有和他的族人同宗的党项人，他们的穿着服饰很相似。丹木常看到党项族人用蘸着彩色原料的毛笔在崖壁或是山洞里绘画。从他们的绘画里，丹木知道了西土佛祖的故事。那些彩色壁画，特别是神女飞天，常让丹木惊艳不已。他会为那些了不起的绘画师傅们吹笛献曲。丹木的笛声，也如那壁画上的神女一般，飞了起来，在高崖绝壁和峡谷江涛中回响荡漾。

这一节，出现了汉族、羌族，吐谷浑人。左战英为羌族少年丹木的笛子系上中国结，吐谷浑朋友唱起家乡民谣，丹木还想起同宗的党项人在山洞里绘制的佛祖故事的彩色壁画，丹木所吹的羌笛声也格外动人。这一幕场景与细节，不仅表现了多民族的和睦相处，胡汉之间的通婚联姻，还展现出佛教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渗融与影响。一幅多元多姿的文化场景描述令人陶醉，美不胜收。

其二，引诗入小说

中国章回小说与诗词的密切关系，是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古典小说的经典名著如《金瓶梅》、《三国演义》、《红楼梦》莫不如此。《又见洛阳》继承了这种传统，小说中穿插有四言诗、五言诗及当时出现不久的七言诗，特别要提到的是小说中还通过人物之口，引入乡间小调与少数民族歌谣，这些诗歌或用于表现人物情感，或用于渲染氛围，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烘托了小说的时代氛围。小说中人物的咏诗委婉儒雅，而民谣歌谣通俗明快。小说中用诗谜猜地名的情节也生动有趣，很吸引人。

其三，展现多姿多彩的地理文化

小说对当时中原地理文化的观照涵盖豫皖、闽越、荆楚以及北方等地的自然山川、建筑景观、风俗民情等，展现出鲜明的地理志特色。其一、生动表现了左氏家族人物的活动踪迹与命运，从洛阳，到广陵再到到江东，一路书写左江与左纳两代人的庄园迁徙；闽南惠安的地域风情中藏有“三姓交叉的悲喜和温馨的传奇”；徽州地域的左家坚守着他们文房四宝的工艺传统；北方武川一带，左氏后裔与鲜卑人通婚又安家北方。其二，地理地域文化的出色描述，如洛阳左氏庄园，尹阳河，大别山天堂寨、闽南的“七闽八方”，清净佛寺，荆楚古城孝感的千年古迹、八公山等地理背景，大大增强了小说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其三、山峦河流田野、中原地带的楼台楼阁、古代的宅院民居、佛教的寺庙经堂，乡镇的客栈旅店等自然与人文景观，都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愉悦与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文学闲话·〈看虹摘星录〉后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2] 虔谦：《二十九甲子，又见洛阳》，纽约《侨报》2018年2月27日起连载这部长篇小说。

[3] 虔谦：《书写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曲长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28日。

[4] 虔谦：《书写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曲长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28日。

[5]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 黑格尔：《美学》3卷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8页。

[7] 张文勋：《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作者介绍：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写作理论家。长期在高校从事写作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现代写作精要》、《台港澳文学论稿》，《海山苍苍——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解读八面人生——评高阳历史小说》等著作、教材十多部。在海内外发表论文、访谈百余篇。曾获海内外论文、著作、教材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