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市化过程中的居住隔离问题研究

周家乐 陈多长 踪家峰

摘要：在加快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各阶层在社区规模、社区品质、居住区域等方面的差异日渐显著，即所谓的居住隔离问题。居住的隔离与分化会引发诸多不良社会效应。对居住隔离的剖析能够为城市政府制定城市发展政策，特别是住房政策提供重要决策依据。通过对杭州市区骆家庄西苑、浅水湾城市花园和枫华府第三个不同档次的住宅小区进行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用C.peach隔离指数公式计算出居住隔离指数，发现杭州市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居住隔离指数已达74.85，较为显著。基于此结论并借鉴国外解决城市居住隔离的经验教训，从推广混合居住模式的角度，提出治理杭州居住隔离问题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居住隔离；住宅；混合居住模式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8）03-0020-30 收稿日期：2018-01-15

1 绪论

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区域规模都在急剧膨胀，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尤其在国内，对待城市化的态度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从之前的“反”城市化骤变为热推城市化，甚至把城市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李克强，2012）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王桂新，2013）。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快速城市化也产生了许多问题。2016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国家统计局，2016），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显示了我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不仅如此，城市化也带来了社会阶级的分化。已有文献表明，人们往往通过居住空间的选择来体现相互之间社会阶层身份的认同感（刘精明、李路路，2005）。收入差距限制低收入人群在城市中获得居住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的选择权，从而导致住房市场分化日益加剧。而不同人群之间在居住空间上的差异，已不是简单的住房分层，它对贫困陷阱的形成、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分裂等都会产生刺激作用（Cutler & Glaeser，1997），导致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等受到负面影响（Massey et al.，1991）。空间上的隔断，外加群体之间无社会来往，导致居住隔离现象产生并强化（黄怡，2005）。

城市化是一个具有普遍规律的历史过程，了解并掌握这种规律对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居住隔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城市化的两个特点是：一是近郊成为城市郊区化主要对象，逆城市化现象尚未显现；二是在郊区化同时，城市更新也在持续推进，且就地城市化作为城市更新的途径之一也慢慢兴起。就地城市化指原有的居住地，包括原合村、行政村和自然村组成新社区。农民还是新社区的主要居住对象，虽其户口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但其家庭收入水平依旧较低。新社区建设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原地新建，二是重新规划另地建设。但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如新社区规模小、与中心城市距离远等，使得政府不管采取哪种形式，新社区的各项基础设施还是遠远落后于中心城区，且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建设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短时间内难以达到城市居民水平，因此容易形成居住隔离现象。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杭州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居住隔离问题进行调研，试图发现杭州居住隔离的现状和特征，给以社会各阶层以警醒，使人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关注到正在加剧的居住隔离隐患。同时也对政府城市规划部门正确认识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各阶层居住隔离的现状和特征，制定合理的城市规划方案，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住房需求，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质量，消除社会不平等带来的潜在隐患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 文献综述

2.1居住隔离的概念

居住隔离在近代西方城市十分常见，基于国外不同历史背景，大多数国外学者对于居住隔离概念是在种族隔离和少数民族隔离的基础上进行定义的。Peter M. Blau认为，隔离指一个群体或阶级中与其他群体或阶级没有社会接触的成员占比。Massey and Denton 认为隔离可以用在城市环境的不同部分，两个及以上群体各自独立生活的程度来定义，为了描述“真正”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比如非洲裔美国人聚居地）的情形，他们还创造了“极度隔离”这个词。David Popenoe认为，在找不到满意的方式与主导群体相处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体成员会通过“自愿隔离”与主流社会相分离。从中可以看出国外不同学者对于隔离的理解颇有不同，Peter M. Blau侧重从群体社会交往的角度，而Popenoe及Massey和Demon则从种族角度，隐含着浓重的美国色彩。相比较而言，较为全面的是L.Roy的定义。L.Roy认为，隔离指城市居民在职业、种族、宗教、文化水准、生活习惯或财富差异等影响下，相类似的往往聚集于一特定地区，不相类似的则分开，无社会来往，产生隔离现象，有的甚至彼此间产生歧视或敌对的态度。

目前，国内关于居住隔离的研究涉及面较小。黄怡沿用了L.Roy的定义来对居住隔离进行定义，但她偏向于对居住主体社会经济特征与主观认同的描述，认为职业、种族、宗教、文化水准、生活习惯或收入水平等特征相类似的群体集聚形成同质群体，而异质群体间则彼此分开，隔离问题随之产生。吕露光则认为，居住隔离指的是同一种微观、客观空间现象，是一个城市在空间上的划分状态，描述的是不同人群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状况。进一步，城市空间资源的占有状况也可通过此体现出来。

2.2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居住隔离问题的研究历史悠久。19世纪恩格斯对曼彻斯特社会居住空间模式的研究开创了现代城市居住隔离研究的先河。他将穷人和富人两大社会阶层投影到城市空间，旨在揭示城市内在的社会贫富现象。之后大部分研究是在住宅区位的分布及其成因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乃至心理学等方面重点展开的。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国外学者对一些隔离指标的研究较多，最著名的是O.D.Duncan和B.Duncan制定并推广了相异指标和隔离指标。在1980年代末期，隔离的概念从一维到多维进行转变，Massey和Denton（1988，1989）认为隔离是由若个独立的部分组成。Murdie和Shevky等人认为美国城市居住隔离主要由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和种族三个方面因素决定。20世纪90年代关于城市居住隔离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和社会空间割裂等现象，这种城市空间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重构而引发的。随着劳动力市场调节和技术变化，社会经济隔离、社会空间极化和社会分层等问题日益突出，富裕区域与贫困区域之间的差距与矛盾日益显著；另一方面是基于福利分配机制，认为在城市人口迁移流动的过程中经济状况与地理位置并不是对应的，穷人和富人也存在混合居住的可能。

2.3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城市居住隔离的研究涉及范围较小，大部分集中在居住隔离的机制研究。居住隔离机制的研究主要分为居住隔离的宏观动力机制研究和微观影响因素分析。宏观动力机制的研究有：吴启焰认为居住空问分异机制可以从个体择居行为机制和住房市场空间分化两个方而来开展；艾大宾等分析了我国城市社会空间形成机制、演化趋势以及结构特征，并在社会空间形成机制中的单位作用上做了一定的剖析；在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上，杨上广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认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变迁的综合动力模式由个体居住选择、开发商市场行为、国家意识形态共同组成。微观影响因素的分析有：江曼琦基于聚集效益对居民选址行为和居住分异进行了探讨，认为决定居住空间分异的因素主要是由可支配收入、聚集效应、租金变动；刘长歧等认为影响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的主要六大微观因素有交通便捷度、住宅价格、家庭构成、家庭收入、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居民社会属性；李志刚等通过对上海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认为房地产的市场化会促进和加剧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化。

2.4 综合述评

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有关居住隔离的问题国外研究开始较早，研究也比较成熟，主要研究了居住隔离的成因以及隔离指标问题，主要结论是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和种族是造成居住隔离的重要原因，隔离指标的计算一般采用C.peach公式。

国内研究主要分为居住隔离的宏观动力机制研究和微观影响因素两方面分析。已经做的研究包括宏观方面空间分异机制、社会空间结构对居住隔离的影响，微观方面聚集效益、住宅价格、交通因素、居住要求等对其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于隔离程度度量方面的研究颇少，且对隔离程度的度量无统一规定标准。因此，本文主要基于杭州的调研资料，通过对杭州市居住隔离程度的判定来对杭州市居住隔离现状进行研究。

3 杭州的典型案例

3.1 案例选择说明

考虑到调研的可行性、数据的可靠性与代表性，本文选择杭州市骆家庄西苑、浅水湾城市花园、枫华府第三个小区住户作为调研对象，原因如下：在建成时间方面，三个不同档次的小区距今建成均不少于6年，住户较为稳定，有利于保证调研数据的可靠性；在地理位置方面，三个小区地理位置距离较近，两两间车程大约为15分钟，有利于调研的顺利开展；对于代表性方面，三个小区区分度高，房价、居住条件差异大，住户收入水平、学历水平相差大，有较好代表性。

3.2 案例分析

3.2.1 案例概况

2002年2月1日召开的杭州市九次党代会，确定了“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全新城市化发展战略，杭州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历史性的一跃。在这一过程中，城镇人口快速增加，城市改造力度不断加强，建成区持续扩展。这一时期，近郊区成为越来越多的住区涌向目标，但相应的管理体制、政策规定和基础设施却没有随之跟进，引发了大量问题，如新建住宅密度高、市郊之间交通拥堵、基本设施配套落后、居民居住条件差等。然而在关注并解决以上问题的同时，居住隔离等隐蔽的社会问题正逐渐埋下隐患，制约城市健康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3.2.2 案例现状

为方便研究，本文将杭州市住区分为高、中、低三档住区，并从中各挑选一个典型住区进行研究。高档住区选取枫华府第，发放问卷60份，有效回收53份；中档住区选取浅水湾城市花园，发放问卷60份，有效回收56份；低档住区选取骆家庄西苑，发放问卷80份，有效回收65份。

（1）房价情况

由表1可知，三类住区的房价差异明显。其中最低的为骆家庄西苑，房屋均价在15739.00元/㎡；浅水湾城市花园均价为其2.18倍，达34299.10元/㎡；而枫华府第房屋均价接近其3倍，高达44473.09元/㎡，购房者大多数是高薪阶层，从事经营管理类、人力资源类等职业（见表3）。

（2）居住面积情况

表2可知，从住房面积来看，骆家庄西苑是2000年左右改造的，属于城中村改造，当地原住民通常享有独栋房子。但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许多居民会将住房分割进行出租，因此90m2以下占了大多数。浅水湾城市花园属中档校区，产权70年，住宅容积率达1.70，绿化率为35%，根据调查发现，约一半居民的居住面积达120m2以上，90m2以下和90-120m2的居民占比差不多。枫华府第定位为一个既高档典雅又时尚的住宅区，总占地面积为86710m2，其中绿化率高达43%。从调查中发现，所有被调查者的居住面积都在120m2以上。

（3）道路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情况

对于不同区位的住宅来说，居民在确定住宅消费水平的同时，也相应地确定了道路交通、物业管理和商业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水平和配置水平。对于骆家庄西苑，蒋村公交中心站位于其附近，但对于没有私家车的居民来说，步行至公交站點仍需要十分钟左右。且公交站附近正在进行施工，出行路线较单一。而其他两个小区居民只需出门几步即可到达公交站点，且公交车班次较多，出行路线选择多。对于日常购物、就医、餐饮等方面，浅水湾城市花园和枫华府第小区附近有大量便利店、超市、服务机构，而在调查过程中，骆家庄西苑内虽有多家私人超市，但据居民反映，附近餐饮店几乎没有，给每天早上上班的居民造成了极大不便。对于就学方面，三个住区都配备了相应的幼儿园、小学。

不同档次住区内居民精神和物质需求差异明显，为满足不同阶级的不同需求、公共服务设施的高效利用以及经济利益的需要，各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差别较大。枫华府第在生活性服务设施的基础上，不仅拥有绿化系统，而且还有独立的活动场地和完善的活动设施，采用了人车分流系统，实施封闭式住区管理和安全保障及监控系统；浅水湾城市花园主要以生活性服务设施为主，包括小型超市、餐厅、理发店、洗衣店，但缺乏文化和医疗服务设施、健身场所，且交通不便，住区内部分道路狭窄，只够单辆车通行；骆家庄西苑连最基本的生活性服务设施也十分缺乏，且居住在当地的部分居民都是外来打工人员，文化水平低，收入不高，居住条件较差，连最基本的社会救助设施也没有配置。

（4）物质景观情况

随着我国郊区化向市场主导型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住宅需求由生存生理需求向享受发展需求转变，导致郊区化的住区物质景观环境在不同时期差异十分明显。

2000年改造的骆家庄西苑，主要以满足当地居民生存需求和解决住房问题为主要目标。虽为西湖区的近郊区，周边自然景观资源较为丰富，但这些资源没有得到较好的利用，且住区内部的绿化业只是简单地在道路两侧种植绿植。相比较而言，浅水湾城市花园与枫华府第自然景观环境良好，灰尘少，空气清新，通风采光条件好，比较接近理想的居住环境。

3.2.3 居住隔离特征分析

（1）居住类型

杭州在城市化初期，由于城区建设和改造的成本较高，城市改造主要是为城市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为主，一般只具备基础设施。近几年，由于杭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居民对居住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心城区用地日益紧张，房价的持续攀高。为了满足不同阶层的住房需求，杭州市主城区与近郊区逐渐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多类型住区，提供了居住隔离的物质空间基础。

（2）职业结构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骆家庄西苑、浅水湾城市花园、枫华府第这三类住区内居民职业差别大，而在同一住区内职业又十分相似。但此次调研数据具有一定偏向性，因工作日在家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家庭主妇、退休老人，因此其他类占比较高。除去这部分数据，剩余数据较为客观。由表3可知，骆家庄西苑，居民从事客服服务类、生产制造类工作占比较高，分别达24.14%、17.24%，剩下几类职业从事比例相差不多，且都较低。生活在浅水湾城市花园的居民基本上从事的工作类别有经营管理类、贸易类、金融财务类、人力资源类以及教育类，很少几乎没有人从事专业技术类和生产制造类工作。在枫华府第居住的居民从事经营管理类和人力资源类工作的居多，分别高达30.19%和28.30%，几乎没有从事市场营销类、客户服务类、专业技术类、生产制造类工作的居民（见表3）。

（3）收入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水平，包括对住房的购买能力，其进一步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居民只能购买对应品质的住房。调查发现，骆家庄西苑、浅水湾城市花园、枫华府第这三个住区其居民的收入水平差异存在明显差距。骆家庄西苑居民家庭年收入大部分在10万元以下，高达72.41%。生活在骆家庄西苑的大部分外来打工者，多数为一些服务人员、产业工人，收入水平较低。同时通过调查可知，当地原住民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形式为，将自己房屋进行分割出租，15-20m2一个隔间，月租在1500元左右，有些居民可依靠这种收入形式年收入20万元左右。居住在浅水湾城市花园的居民家庭年收入大部分分布在10-20 （含）万元区间，分别向两端呈逐级递减形状，而居住在枫华府第的居民大部分收入在20-40 （含）万元之间，更有家庭年收入高达80万元以上（见表4）。

（4）隔离指数

相异指数和隔离指数在国外研究中经常被用来衡量居住隔离程度，其主要用于不同收入阶层之间隔离程度的计算。隔离指数的计算方法会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有所不同，本文主要采用C.peach关于隔离指数的计算公式，即

公式中D代表隔离指数，反映了某一阶层与其他人群在居住上的隔离程度；Xi指生活在区域单元i内某一阶层占群体的百分比；Yi指生活在区域单元i内的其他人群的百分比。

为了探究杭州市不同阶层隔离程度现状，本文要计算杭州市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之间的隔离指数。低收入家庭为家庭年总收入不超过10万元的家庭，高收入家庭为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元的家庭。因此，在本文中Xi代表区域i单元之内低收入阶层人数占该区域所有被调查人数的百分比，Yi代表区域i单元之内高收入阶层人数占该区域所有被调查人数的百分比，将调研所得数据代入C.peach隔離指数计算公式，计算出杭州市三个不同类型住区居住隔离指数。已知隔离指数一般介于0-100之间，分异程度随着D值增高而增高。当D为0时表示各群体处于完全混居的整合状态，当D为100时则表示各群体存在绝对的居住隔离。通过计算发现，三个住区的隔离指数已经达到74.85（见表5），属较高水平，反映出杭州市不同类型住区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阶层差异。新建高档住宅的居住对象一般为高收入群体，而具有一定年限的旧住宅以低收入群体为主体，近几年建立的中档住宅住户大部分为中收入群体，各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隔离现象。

3.2.4 杭州市居住隔离具体原因分析

（1）制度性原因

杭州市住宅消费市场是住宅商品化政策背景下的典型。虽说只是按照“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简单规律运行，但想真正遵循此规律的居民还要跨越层层门框。简单来说，一个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直接关系到他的住房层次。比如经济实力雄厚的人群会优先考虑城市发达地区的高档住宅，像杭州市主城区的武林壹号、滨江保利翡翠海岸等，相比之下杭州市里的贫困人群显然无竞争实力，他们只能选择大多位于远离城市中心的欠发达地区像万塘路的古荡湾新村、文一路的益乐新村等，因此杭州市不同收入阶层的住宅区域在住宅商品化的规律下被划分得十分明确。

（2）社会性原因

现代人在社会交往中，尤其是与陌生人接触时，带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难以建立信任基础。在调查中发现，杭州市本地居民出于各种原因往往不愿与外地居民过多接触，本地居民与外地居民各自之间拥有独立的生活圈。在这样的交往背景下，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交往中更加处于被动状态，常常会因为自身被贴上的固定标签而产生自卑心理，而高收入人群则会根据各种标签对待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态度，进一步加剧了居住隔离现象的恶化。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本文通过对杭州市区骆家庄西苑、浅水湾城市花园和枫华府第等三个不同档次的住宅小区进行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用C.peach隔离指数公式计算出居住隔离指数，发现杭州市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居住隔离指数已达74.85，较为显著。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杭州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已经初步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分层的结果将会表现为居住空间上的隔离。虽然居住隔离促进了资本集聚的效率，优质的配套设施向中上阶层的居住空间集聚，但同时也很容易造成城市居住空间物质景观上的差异，空间发展变得不均衡，进一步社会的不平等地位通过固化的空间特征得以强化，居住隔离将演化成社会隔离，给杭州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通过对欧美国家混合居住的剖析，本文认为对于居住隔离问题日益严重的杭州来说混合居住十分必要。

4.2 政策启示

要解决杭州市不同群体之间的居住隔离问题首要条件是找到各群体之间的共通点，如不同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兴趣或者在生活服务上的相互需要等。以共通点为突破口，通过培养共同的社会观念进一步到行为模式，帮助消除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但具体实施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多方参与，且每个参与者所承担的责任不同。本文将具体从政府、企业、个人三方面推广混合居住模式（见图1）进行阐述。

4.2.1 政府做好城市总体规划，依靠法律推动混合居住发展

毫无疑问，社会各阶层混合居住模式的实现需要以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为前提和基础。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工作主要可以分成以下不同阶段：初步阶段是以城市交通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城市居住的模式。由于交通运输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便捷的交通使得人们的出行效率大大提高，而出行效率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只有达到了标准才能够提升生活水平。中期阶段是根据混合居住模式的特点，融入不同的社会元素以及将住宅建筑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产业相融合。在这一阶段中引入不同的社会元素并和谐发展是重点，另外，住宅产业和其他的相关产业的有机结合往往会起到双赢或者是多赢的作用。后期阶段科学合理地选择住宅位置和住宅模式是做好城市总体规划的关键。在城市规划的工作中，住宅建筑的建设工作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科学合理的住宅建设工作可以有效的促进经济市场的发展。

规划硬件设施达到标准的同时，政府的法律保障对推动混合居住模式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首要考虑的是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解决。例如，2006年5月政府发布的“90、70”政策要求“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m2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这一规定的出台核心目的在于遏制高房价，与此同时新建住房在类型和户型上走向多样化，更多考虑了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为推进混合居住模式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另外，类似完善企业缴纳住房公积金的监管制度以及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及社会机构资助公益性住房建设的方法也有利于混合居住模式的推进。

4.2.2 企业实行多样化住宅设计，完善混合社区物业服务

在同个混合居住社区中，如果开发商特别突出商品住宅，将不利于社区内各阶层的日常交往。开发商可通过对混合社区的品质规划，使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住宅尽量融合为一体。同时完善混合居住社区中不同层次的配套设施。在信息化、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杭州的经济、社会也在面临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职业类型和阶级结构也向多样化方向发展，间接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居民其需求不同。需要注意的是，规划过程中不应刻意划分不同类型的住宅，面对低收入人群应尽量建设小户型住宅，以免造成其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同时，开发商应积极主动配合政府的公益性住房建设事业，为混合居住模式的推进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仅在居住空间上实现混合居住显然是不够的，真正的混合居住不仅包括在居住空间上，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层面上。然而现杭州市存在某些住区会为特定群体设置特定空间环境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空间是“伪公共空间（如社区会所等）”，因为它们往往采用高额收费和严格管理等手段将低收入群体排除在外。这一行为不仅没有促进不同群体间的交往与融合，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居住隔离的严重程度。为达到各收入阶层的真正融合社区内部还应该建设一些公共空间，如阅览室、棋牌室、活动中心等，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相互了解和沟通的平台。除此之外物业服务企业应经常组织举办一些由小区业主参加的活动和比赛，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共同的行为模式，从外在被动性转化为内在主动性。如可以依靠开展夏令营、老年大学、体育文化等群众性交流活动，突破各群体间相对封闭的生活圈，建立起共同的价值目标，增进相互了解和情感沟通，达到各阶层居民在社会层面上真正的融合。

4.2.3 居民之间保持平等心态，和谐相处

据调查发现，农民工占据了杭州市低收入人群的绝大部分，且其主要以籍贯相同或职业相近为联结居住在社区简易改造房。他们虽置身于城市社区，但感受到的是往往是“异己分子”的身份，且社区中的城市居民对“外地人”有着较强的戒备心态和不安全感，两个群体间心理上的不认同感更易导致发生摩擦、冲突。因此在混合居住模式推行的过程中，居民之间应保持良好的平等心态，切勿戴着有色眼鏡评判对方。

在政府的带动下，高中收入阶层应深入低收入阶层住区，帮助城市中的弱势群体逐步摆脱较差的经济地位，两者间相互理解、积极交往。同时，对于社区内物业举办的集体活动，居民应积极参加并主动去了解、关心不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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