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千年的“鸟尽弓藏”

张嘉纯

话说范蠡和文种共同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范蠡选择激流勇退，文种则留下来做了丞相。范蠡走时给文种留下一封信，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故事被司马迁写进《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于是有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成语。殊不知，这两则成语竟被误读千年，影响至今。

某公司职业经理人小栗，就深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道。他有一套自己的打工哲学：凡事化简为繁，处处彰显自己在公司里不可或缺的地位。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也要解决问题，即先放一把火再去做救火英雄。小栗的老板多年来对小栗信任有加，也十分放权。老板的逻辑是腾出精力考虑战略上的事情，把公司的金牛项目交给小栗。因为是金牛项目，纵使小栗能力一般，但“业绩”却可圈可点。

老板也对小栗不薄，给高薪、给机会，但小栗还是担心有一天落得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便一步步将自己的打工哲学应用到极致。老板明白小栗的心思，直至有一天公司的金牛项目经营不及预期，公司又总是人为地后院起火，便再也不能容忍小栗的化簡为繁。小栗辞职了，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打工哲学，逢人便讲自己如何功勋卓著、天下老板无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徒。

庄子《外篇·秋水》中北海若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小栗自创的“打工哲学”，根源在于误解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其实二者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

飞鸟未尽，良弓已藏

其实在范蠡写信给文种之前，吴王夫差就说过类似的话。《吴越春秋》中记载：公元前473年，越国攻打吴国，将吴王包围，吴王写信用箭射给文种、范蠡说：“吾闻：狡兔已死，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即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如果按照小栗的“打工哲学”，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故意在老板面前刷出自己的存在感，那么剧本应该这样改写：“范蠡鼓动越王放吴王一马，让吴越两国长期并存，最好势均力敌，这样自己就可以长期大有用武之地。”

但范蠡是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当勾践欲接受吴王投降时，范蠡当然不会中计，他对越王勾践说：“今天是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了，越国难道可以违背天命吗？再说君王早上朝晚罢朝，不是因为吴国吗？”范蠡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深知“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真正有能力、有高度的人不需要培养一个像吴国这样的敌人，以使自己长期拥有用武之地，更无需放火之后再当救火英雄。

相反，飞鸟未尽，藏起良弓的比比皆是。吴王在会稽大败越王勾践时，吴王欲接受勾践投降，伍子胥进谏苦劝：“今天不灭亡越国，必定后悔莫及。勾践是贤明的君主，大夫文种、范蠡都是贤能的大臣，如果勾践能够返回越国，必将作乱。”但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谏言，反将其杀害，却赦免了越王，最终导致吴国被越国所灭。

伍子胥并非不懂“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只是作为自信的员工，他无需依靠越国的存在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他更知道鸟尽与弓藏、兔死与狗烹其实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只是无奈遇上一位昏庸的老板，吴王听信谗言，赐死伍子胥。飞鸟未尽，而伍子胥这把良弓不是被雪藏，而是被直接废掉了。

高度不同，风景不同。飞鸟未尽，良弓也极有可能被藏起，诸如伍子胥之于吴王；飞鸟已尽，良弓也不必藏起，只是选择权落在了良弓身上，促进人才的自由流动，诸如范蠡之于越王。

不可与共乐，非君王之过

言至此处，难道是司马迁错了吗？范蠡的确在信中明确说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语。让我们看看范蠡接下来说了什么：“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越王不是一个可以“与共乐”的人；二是越王的格局不够大，就当时的局势，远远没到飞鸟尽、狡兔死的地步，良弓、走狗都大有用武之地，只是越王看不到而已。

不可与共乐，这恐怕是大多数帝王的共性。除了秦始皇嬴政、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帝王都给人留下诛杀功臣的印象，难道都是“不可与共乐”？陆贾向汉高祖的谏言一语道破其中的秘密：“您从马上打下来的天下，难道还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功臣们擅长马上打天下，大多却不长于下马治天下。功臣希望皇帝可以“与共乐”，内在的逻辑是论功行赏、按劳分配。殊不知奖赏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激励，有功劳也有苦劳者需要奖励，对未来有贡献的人更需要激励。有时二者不可兼顾，老板从利益上讲会更重视对未来有贡献的人。这时老板可以在物质上对功臣不吝啬，却很难在职务上不吝啬。所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不是每位功臣都能如石守信等人那样识大局。唐太宗李世民在庆善宫举行宴会，邀请了皇亲国戚、朝廷大员前来参加。酒过三巡，开国功臣尉迟敬德向一个座次排在他前面的人大声质问道：“汝何功，坐我上！”事后，唐太宗召见尉迟敬德：“我读汉代历史，非常反对汉高祖诛杀功臣，所以我希望能与你们这些功臣共享富贵。今天看到你的表现，方知韩信、彭越当年被诛，并非只是高祖的过错。国家的治理，无非是赏与罚而已，非分的恩遇是不可多得的，望你加强修养，好自为之，否则后悔都来不及了！”不可与共乐，大多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说越王勾践的格局。太史公说：“勾践辛苦劳作，深谋远思，终于灭亡了强大的吴国，向北进军中原，尊奉周室，号称霸王。能说勾践不贤能吗？这大概也有夏禹的遗风吧！” 史书记载，勾践灭吴后，勾践主张称霸，文种主张养民，显然此时的文种已跟不上老板的战略扩张步伐。当“王者之道”与“人本性”不可共存，文种之死也就无法避免。因此，我们不能批判勾践无容人之量，只能说，三观不合，勉强无益。

作为员工，我们敬佩范蠡的格局。勾践作为一代霸主，实现了他的王道；而范蠡作为全能员工，实现了商道，安安稳稳地做一个斜杠人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看，范蠡的格局已超过了勾践，领导需要我时，我大显神通，不需要我时，功成名遂身退，拓宽自己的职涯之路，开辟另一番事业，无需抱怨“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君子不器，无畏鸟尽兔死

认为“鸟尽弓藏”的人，首先认为自己是良弓，然后认为良弓只有“射鸟”这一个功能，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个没有学习力毫无再就业能力的人，在迭代更新如此频繁的时代里，最终会在激励的竞争中被淘汰。

孔子曰：“君子不器。”意思是说，作为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而应当“志”于“道”，从万象纷呈的世界里边，去悟到那个众人以下所不能把握的冥冥天道，從而以不变应万变。君子不器，则飞鸟尽，良弓还有更大的用途。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是君子不器的第一层境界。如范蠡一样，与越王勾践志向相投时辅佐勾践复国；与越王勾践志向相左时浪迹天涯，人生如画卷一样卷起来揣在怀里。范蠡君子不器，为官可以出将入相，经商能成为巨贾，思想亦流传千古。而不是那种“除了收费什么也不会”的怨天尤人，加班还要发朋友圈在老板面前刷存在感的惺惺作态，工作完成也要故意加班的自觉重要。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这是君子不器的第二重境界。孔子没有讲明南容究竟有哪些突出的表现，但这已是对南容的高度评价，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以其兄之子妻之”。邦无道时，无需“卷而怀之”，能够身处乱世而“免于刑戮”，不似文种那样被“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这是君子不器的最高境界，即国家有道，要正言正行；国家无道，还要正直，但说话要随和谨慎。文种就在这方面吃了大亏。《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文种看过范蠡的信后，声称有病不再上朝。有人中伤文种将要作乱，越王就赏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教给我攻伐吴国的七条计策，我只采用三条就打败了吴国，那四条还在你那里，你替我去到先王面前尝试一下那四条吧！”文种于是自杀身亡。文种既没有做到“正言正行”，又没有做到“危行言孙”，被赐死还抱怨“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流传两千多年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让人们据此感叹世态炎凉。正所谓成功易守功难。当员工更多希望老板“可与共乐”时，不如摆正位置，做到君子不器。比“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更可怕的是离我其谁、化简为繁的做作之态。当老板更多希望员工“主动释下兵权”时，不如多一分心胸，少一分猜忌。正如马克思所言，爱是需要唤醒的。其实一切都是需要唤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