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警服

孙庆丰

第一次见到王锁，是在1999年4月初，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好。虽然人长得还比较精神，中等个儿，国字脸，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外表看上去仿佛蛮有学问，但感觉肚子里却像装了一堆花花肠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我伸出右手主动和他热情地打招呼，谁知他却长时间紧抓着我的手不放，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如果这一点还尚能忍受，接下来他的一双眼睛隔着厚厚的镜片从头到脚将我打量了个遍，就让我对他心生反感了，一个事业单位的保卫干事，待人接物怎么如此轻浮呢？

后来接触多了我才慢慢知道，原来王锁从小就有当警察的梦想，无奈高考时分数达标却视力受限，因此无缘踏进公安院校的大门，也无缘穿上那身梦寐以求的警服。也就是说，王锁第一次见到我时，并不是对我这张天生就帅气的脸有多欣赏，而是喜欢我身上的这身警服。用他后来的话说，他天生就对警察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只不过，当时他那种男人之间不宜使用的肢体语言，让我对他的情感并未读懂。

记得那天我接到辖区北方疗养院报案，说是昨晚院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客人的钱包被偷了。放下电话我就急匆匆赶了过去，于是便有了和王锁第一次见面时让我反感的那一幕。但反感归反感，个人的心理反应再大，最终还是要服从于工作大局，因为我是一名人民警察。

我让王锁介绍一下案情，王锁见我一脸严肃，立刻就换了一副表情谈起了正事：这案子其实很蹊跷，因为现在是旅游淡季，院里就开了两间客房，昨晚四个人在一间客房里打麻将，另一间客房的门和锁都没被撬，两位客人的钱包却被偷了。起初我以为是客人有意栽赃，八成是赌输了钱回去没法儿向家人交代，想讹我们疗养院一把，可根据我从事保卫工作一年来的经验……王锁说到此处故作了一下深沉状，接着说看两位丢失钱包的客人着急的表情，又向其他两位客人了解了一下情况，并不像事先串通好的。

当晚值班的服务员呢，有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我问王锁。王锁说因为客人少，院里为了节约运营成本，服务员都是临时招聘的季节工，五一黄金周前才会正式上岗，这个季节白天安排正式工打扫客房卫生，晚上就没人值班了。那楼门锁了吗？没锁。我说按照治安管理规定不是要求你们晚上十点之后锁楼门吗？一说到锁楼门，王锁立刻又换了一副为难的表情问我，为了防盗你们公安部门让我们锁楼门，为了防火消防部门不让我们锁楼门，孙警官，您说我们到底该听谁的？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止王锁一个人问过我。在我们这座海滨城市，大大小小的疗养院有二百多家，疗养院里所发生的案子，十有八九都是客人财物被盗，所以从我们公安的角度讲，还是主张晚上要锁楼门的，尤其是暑期旅游旺季时，客人一多，盗窃案也会高发。不过这晚上锁楼门确实也存在一定的弊病。譬如有一座疗养院，有一天晚上一座休养楼突发火灾，由于楼门紧锁服务员惊慌之中找不到钥匙，只好操起一把椅子砸碎了玻璃大门让客人紧急逃生。火灾虽没造成人员伤亡，但不少客人却被残留在大门上的玻璃碎片划伤了，导致大批客人住院，有一位客人的颈动脉被划伤，差点儿因失血过多丧生。事后那座疗养院被消防部门查封，责令限期整改，连赔付医药费加上停业期间没收入，一下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待重新开业后，那座疗养院很快又发生了盗窃案，我们公安部门一再要求晚上锁楼门，可他们就是不听，理由是客人丢失些财物事小，火灾闹出人命事大，权衡一下利弊，还是不锁楼门好。

不锁楼门那就说不清楚了，我的话还没说完，王锁就说其实他也怀疑是内部作案，但苦于找不到证据，为此他还专门把接待科的工作人员审问了一番呢。我说，你这么做可是犯法啊，你又不是警察，有什么权力审问别人。

王锁一听赶忙解释道，刚才说错话了，是询问，询问。我作为疗养院的保卫干事，负责全院的安全保卫工作，对可疑人员进行一下内部询问总该有这个权力吧，毕竟接待科是客房的直接管理部门，每一名工作人员都能接触到客房钥匙，询问也是履行正常内部程序。顿了顿，王锁又说，其实你没来之前，我已经把全院职工都排查了一遍，只要是昨晚案发前后的时间段不在家的，我都进行了详细询问，如果说不出不在家的原因，或者能说出原因却没有证人，都会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结果呢？我问王鎖。

结果，接待科没有排查出什么眉目，全院职工昨晚只有一人不在家，说是整晚在人民医院陪护生病的岳父，天亮后直接从医院来到单位上班。为此我还专门跑了一趟人民医院去取证，值班医生和护士都证明那位职工没有说谎。

没想到，这个王锁乍一看挺轻浮，其实肚子里还真有不少墨水，尤其是脑子机灵，反应快，悟性高，口才也好，分析起案子来有板有眼，头头是道。原本刚与他见面时，我还对他挺反感的，等和他一起分析起案情时，突然又一百八十度大逆转，对他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由于缺少重要的证据，那个案子一时陷入了僵局，而丢失钱包的客人案子不破死活不肯走，在疗养院白吃白住还整天跑到院长办公室讨说法，院领导考虑到五一黄金周即将到来，怕对疗养院影响不好，只好照客人所说的被盗金额全部赔偿给了他们。虽然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去一次北方疗养院，甚至还在夜里和王锁一起蹲点儿，希望能有意外发现，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一桩案子破不了，两桩案子破不了，时间一长，骂我们警察不作为的声音就像倒春寒时四下钻出的冷风，从各大疗养院里呼呼地传出来了，有的疗养院因为对我们的办案能力怀有极大的不信任，索性就不再报案内部自行处理了。可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全城的警察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上级领导要求我们提高破案率，给我们这座海滨城市营造一个平安的旅游环境；另一方面，各大疗养院和丢失财物的游客都等待我们给出一个满意的交代，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想在短期之内，提升整个警察队伍的形象。

我参加工作时是1997年，那时监控系统尚未登陆我们这座海滨城市。怎么会有这么多盗窃案呢？我问那些比我年长的同事们。同事们告诉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其实没有这么多盗窃案，有时一年也接不到一个这样的案子。从1998年起，各大疗养院纷纷改制后，不再开展专门的系统内职工疗养，而是主动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也就是说，只要有钱，谁都能住进疗养院。有钱人一多，盗窃案也就多了，特别是暑期旅游旺季时，游客增多流动性也大，现场保护起来十分困难，有时一间客房里居然能提取到十几个不同的脚印，排查起来根本就没有头绪，因此盗窃案的破案率并不高，越是破案率不高，小偷就越发猖獗。

破案难，总不能把原因归结到没有监控系统上吧？狄仁杰和福尔摩斯生活的时代都没有监控系统，许多重大的杀人案不都破了吗？王锁说这话时，让我感到有些汗颜，是的，他说的没错。王锁接着说，若想彻底刹住这股盗窃之风，首先，要找出这些案件的共性，明确侦破方向；其次，要摸清小偷犯罪的规律。他认为，这些小偷只要一天不被抓，尝着了甜头，就会继续铤而走险，譬如，他们疗养院还未正式上岗的临时工。昨天他在大街上居然遇到了一名去年在他们疗养院工作过的服务员，他问那位服务员你家不是在农村吗，离这儿有一百多里地，怎么这时候跑到城区来了？服务员说是来走亲戚，可据他所知那位服务员在城区根本就没有亲戚。

王锁这么一说，我像是突然获得了某种巨大的启示，思路一下清晰起来。经过认真分析和细致梳理，我终于找到了疗养院盗窃案存在的共性：旅游淡季时，很大可能是内部作案。曾经在客房工作过的服务员，因为他们有机会配制钥匙，熟悉疗养院的环境，所以很可能会潜回疗养院作案；旅游旺季时，因为多数案件都是翻窗作案，所以很可能是流窜作案，不排除是疗养院里的客人。

当我代表我们派出所在局里作案情分析报告时，得到了局领导和其他派出所同志们的一致认可。为此，各派出所分别召集辖区疗养院的保卫人员开会，要求他们加强对临时工重点是客房服务员的管理，不让服务员直接接触到客房钥匙，所有的钥匙都安排正式工专人管理；旅游旺季时要加强对客房窗户的管理，告诫客人在房间时可以开窗通风，离开房间时必须关闭窗户。另外，我们还建议各大疗养院增加几名专职保卫人员，形成动态工作机制，尤其是夜间务必要加强巡逻力度。

很快，破案率虽没有显著的提高，但发案率明显降低了，看来，打击盗窃案仅靠警察是不够的，关键是各大疗养院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不给犯罪分子作案的机会。我在向各大疗养院的保卫人员传达局里的指示时，王锁竟坐在台下直勾勾地看着我，我一看他，他的眼神马上就转移到了其他警察身上。

除了疗养院要增强防范意识，我们片儿警也要加强对辖区疗养院的巡查力度，这样一来，我和王锁见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关系也渐渐好了起来，不久竟好到称兄道弟的地步。用王锁的话说，他一口一声孙警官，我一口一声王干事，显得太生分了，毕竟我是负责北方疗养院的片儿警，见面的时候多着呢，加上他在这座城市无依无靠，又比我小一岁，于是便喊我大哥，我也就只好认了这个兄弟。

关系好了，我才慢慢知道，王锁从小就有当警察的梦想，虽然高考时因视力受限，没能考上公安院校，但并未改变他那颗立志为国家和社会匡扶正义的雄心，所以即使他在北方疗养院做一名保卫干事，也能像做一名警察一样做得有模有样，唯一与我不同的是，他的身上没有一身梦寐以求的警服。此后，当我再到北方疗养院巡查或办案时，王锁都会习惯性地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一遍，而我也已经习惯了被他打量，我知道他是从骨子里喜欢我身上的这身警服，且每次都像第一次看到一样无比亲切。

王锁在北方疗养院的工作除了做一名保卫干事，还兼做档案管理员。2000年10月的一天，王锁突然神秘地对我说，有两桩案子你有兴趣没？感觉像是两桩冤案。我问是什么案子，他说是“文革”时发生在北方疗养院的两桩命案，因为两桩案子有关联，所以可以并案侦查。他还说他已经查阅了当年的档案，发现两桩案子有很多疑点。

你是怎么发现的？我好奇地问。

王锁说，起因是前几天有一个人拿着他父亲的一份退休证明来到疗养院，说是讨要退休金。所谓的退休证明，其实就是一张废纸，上面写着：刘一兵同志于1967年7月27日退休，落款是北方疗养院，盖着一枚当时疗养院革委会的公章。

院领导让王锁查阅档案，当年确实有一位叫刘一兵的人在疗养院工作过，是一名临时工，1965年5月份入院，工作了两年多时间。临时工还退什么休呢？王锁觉得纳闷，院领导也觉得纳闷，那个年代怎么还有临时工退休这种荒唐事呢？刘一兵的儿子说，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告诉他父親，等六十岁了国家就给开工资养老，虽然他父亲现在只有五十三岁，可是患了重病瘫痪在床，需要钱治病，已经等不到拿退休金了，希望疗养院能把退休金提前支付了。

王锁说，不是国家给养老吗？找疗养院干什么？

刘一兵的儿子说，疗养院就是国家的，他父亲是从疗养院退休的，当然应该找疗养院拿退休金。

典型的没文化，不懂政策也不讲理，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院领导好说歹说让刘一兵的儿子先回去，等问题调查清楚了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第二天，院里派王锁去刘一兵家了解情况，这一去反而被王锁把两桩冤案翻出来了。王锁对我说，他到刘一兵家时，进了院子还能听到刘一兵在说话，当时屋里就刘一兵夫妻两个人，可等他进了屋，刘一兵就装着不会说话了，但眼神一直在游离，似乎在刻意回避他的视线。王锁觉得蹊跷，回到疗养院就继续查阅档案，档案里有一份资料，上面明确记载着：1967年7月10日晚8时，客房服务员张金花在院内跳井自杀，餐厅厨师刘一兵下班后正巧从井边经过，目击了张金花跳井的全过程，但死因不明，推测是因心情抑郁一时想不开跳井自杀。

如果记录到这里结束，王锁心里也就没那么大的疑惑了。可问题是，越往下看越让他心里瘆得慌，材料上白纸黑字又清晰地记载着：7月19日晚9时，负责侦破张金花跳井案的辖区派出所民警李正宽跳海自杀，恰好被我院餐厅厨师刘一兵在海边散步时发现，但发现时李正宽已经死亡，推测是因为张金花的案子压力太大而自杀。

案情讲到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便是这两桩案子的确有问题，因为都与刘一兵有关，且案发时间很近。可案子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且档案里记录着当时辖区派出所认定张金花和李正宽均系自杀结案了，还怎么去翻案呢？这可涉及两条无辜的人命啊！王锁眉头紧蹙地说，我要是警察，非得把这两桩案子重新查个水落石出。

但从哪儿寻找证据呢？我刚这么一说，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人——时任革委会主任。对，既然是他给刘一兵开具的退休证明，这件事肯定与他有关。

说到时任革委会主任，王锁叹了口气告诉我，前年他已经因病去世了，死人已没法开口说话了，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刘一兵，而且我推断刘一兵肯定是在装病。

王锁的推断不无道理，这时李正宽这个名字突然又闪进了我的脑海，总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对了，想起来了，我到派出所报到的第一天，有一位老阿姨来到我们派出所，说自己的丈夫是被人害死的，让所里给她丈夫恢复烈士的名誉。记得当时负责接待我的一位同事讲，“文革”时所里有一位叫李正宽的民警，因为案子破不了压力太大跳海自杀了，都过去几十年了，他的妻子现在才来所里讨说法，当时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陆续去世了，没人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是被人害死的。

那就先到李正宽的家属那儿了解情况吧。我把王锁说的话全都记录下来，回所里查到李正宽家属的地址就直奔那里。老阿姨一见到我就泪如雨下，一口一声她丈夫是冤死的，被人谋害的。老阿姨说，李正宽生前有个习惯，一遇到重大的案子没有头绪，晚上就会到海边去钓鱼，说是钓鱼，其实是在思考案情，梳理线索。那时孩子刚十六岁，婆婆不满六十岁，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大男人，就算案子破不了也不应该丢下家人去自杀啊。再说了，我们自小在海边长大，对大海太熟悉了，老李从那个地方跳海，尸体怎么还会从那个地方被海水冲上来呢？要说这大海啊是年年吃人，有的人在海里游泳不幸溺死，尸体会被海水冲到几十里之外，几天之后才会被找到。

老阿姨说的没错，这世上再有能力的警察也不敢说接手一个案子就肯定能破了，尤其是，李正宽的尸体被海水冲上原地，渔具还在旁边放着，就能推断出他被谋杀应该是成立的。并且，老阿姨还告诉我，当年老李可能得罪了北方疗养院的革委会主任。张金花跳井后的第二天晚上，革委会主任拿着两条香烟、两瓶酒来到她家，让李正宽不要在这个案子上深究了，就以自杀为由尽快结案吧。李正宽一听，立刻将革委会主任赶了出去，说好歹自己身上穿着这身警服，案子不明不白就结了，自己还算是个人民警察吗，对得起这身警服吗？

看来，北方疗养院时任革委会主任的确有重大嫌疑，可能就是那两桩命案的始作俑者或幕后主使，无奈革委会主任已经去世，唯一的突破口就像王锁所说的只剩下刘一兵了。我去疗养院找到王锁，让他抽时间带我去一趟刘一兵家，王锁说这么大的事还说什么抽时间，现在就去。

到了刘一兵家，只见他躺在床上，眼神木讷，面无表情，俨然就是个重病瘫患者，完全不像王锁之前所说的是在装病。难道这刘一兵已经预感到我们要来，具备了反侦查能力？我向刘一兵的妻儿说明了来意，并且告诉他们我姓李，叫我李警官就行。我说自己姓李时，王锁用一种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不知道我葫芦里在卖什么药。好在王锁人很机灵，没有穿帮。刘一兵的妻子告诉我们，之所以让儿子去疗养院要退休金，主要是刘一兵重病在床，没钱医治，如果现在不去要，恐怕等不到六十岁拿退休金治病了。

我在和刘一兵的妻儿谈话的时候，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刘一兵的反应，我发现当我说到1967年发生在北方疗养院那两桩案子并且提到两条人命时，刘一兵的身体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我问刘一兵的妻儿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居然异口同声地说是习惯性症状，虽然人不会说话了，但脑子时而迷糊时而清醒，见到有外人来全身就会剧烈地颤抖，过一会儿脑子迷糊了就没事了。

哦，原来是这样。刘一兵，我是李正宽的孙子，为什么要害死我爷爷？我突然朝着正在颤抖的刘一兵大吼。刘一兵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连鞋都没穿就跪到了地上，他说都是革委会主任指使的，如果他不杀害李正宽，革委会主任就会把张金花被人扔到井里的罪名扣在他头上。看来，刘一兵这三十多年来一直胆战心惊地活着，我这么一吼，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就崩溃了。

我拿着本子做笔录，刘一兵一五一十地还原案情。1967年7月10日晚8时，刘一兵从餐厅最后一个下班后回职工宿舍，路过院里一口露天的水井旁时，发现有两个人在争吵。借着月光，刘一兵看到是革委会主任和客房服務员张金花。张金花哭着说，一定要找警察告革委会主任强奸她，且边说边挣扎，而革委会主任死抱着她不放，就在俩人相互纠缠之时，革委会主任突然抱起张金花扔到了水井里。刘一兵一看出了人命，正想逃跑时，革委会主任发现了他，并且追上去一把抓住了他，继而恶狠狠地威胁他说，你要敢说出去，我就会对警察说是你强奸了张金花又把她扔到了水井里，而我就是目击证人。

刘一兵知道革委会主任在疗养院一手遮天，自己作为一名临时工又人微言轻，才二十岁呀，连媳妇还没娶上，就这样被人冤枉去坐牢，搞不好还会被政府给枪毙了。他越想越害怕，只好就范，听从革委会主任的话，到派出所去报案，说自己下班后路过水井旁，亲眼看到张金花自寻短见跳井自杀。本来第二天刘一兵就想辞职，可负责办案的民警李正宽说案子一日不结他就一日不能离开疗养院，并且要随时配合调查。让刘一兵万万没想到的是，革委会主任居然又胁迫他去谋杀李正宽。

人家可是警察啊，让刘一兵去杀警察，当时他就吓得尿了一裤子。一说到李正宽，刘一兵不仅情绪激动了起来，全身也开始颤抖起来，和刚才躺在床上的症状一样。他说这种症状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每晚都会做噩梦，一梦到李正宽就会全身颤抖惊醒，就连白天下地干活，一想到李正宽也会因全身颤抖瘫坐在田地里。刚结婚时妻子以为他患有癫痫病，让他去医院治疗，可他死活不去，因为他知道其实这是心病，只是不敢说出来。

直到前不久，终于有媒婆给不学无术的儿子上门提亲，因为女方彩礼钱要得太多，又不能眼瞅着已经年过三十岁的儿子打光棍，所以刘一兵就只好拿出藏了三十多年的退休证明。既然有退休证明，就应该能拿到退休金，可要等到刘一兵六十岁还有七年呢，黄花菜都凉了，谁家的闺女还会等着？于是一家三口一合计，就编了个刘一兵生病没钱医治的幌子，想从北方疗养院提前拿到退休金。谁知退休金没拿到，反而把王锁招来了，于是就有了王锁来了解情况时刘一兵装病的那一幕。尽管刘一兵一家人机关算尽，但还是被聪明细心的王锁看穿了他们的把戏。

王锁走后，刘一兵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把儿子一顿大骂，说你个逆子，为了能让你娶到媳妇，老子可能要去吃枪子儿了啊！骂完，只好向妻儿道出了藏在心里三十多年的秘密。

话题再回到刘一兵还原杀害李正宽的案情上。革委会主任告诉刘一兵，李正宽是全城出了名的破案高手，而且还铁面无私，如果照这么查下去，事情早晚会露出马脚，你若不想死，就得让李正宽死。并且，革委会主任还告诉刘一兵，听说李正宽有个习惯，一接到案子暂时理不清头绪，晚上就会去海边钓鱼，你趁李正宽专心思考案子不注意的时候，先从身后用棍棒把他打晕，再把他的头摁在海水里，等他彻底断了气再去报警，就说自己在海边散步时发现了李正宽跳海自杀。这样一来，我们就彻底安全了，如果你不这么做，就等着被政府枪毙吧。

刘一兵思考了一周，终于在7月19日的晚上，按照革委会主任精心策划的方案，成功地对李正宽痛下杀手，没想到派出所很快就结案了。刘一兵拿到一纸退休证明后，于7月27日回到了农村老家。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刘一兵见事情一直没有败露，虽然每天心惊胆战，但也梦想着到了六十岁去拿退休金，只是没想到那张退休证明其实就是一张废纸，是革委会主任糊弄他的。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贪心，当时就应该把那张退休证明毁掉，或许那两桩冤案就永远无法昭雪了。

我怕刘一兵连夜跑掉，便给他戴上手铐，准备先把他关押在镇上的派出所，待我回去向所长和局领导汇报后，第二天一早再押回去继续讯问。离开刘一兵家时天已经黑了，好在他家离镇上并不远，我和王锁来时坐中巴车在镇上下车，步行到刘一兵家花了二十多分钟，如果再步行回到镇上，估计也就半个小时。我打算把刘一兵关押到镇上的派出所后，让所里的民警开车送我和王锁回去。

天黑，路不好走，从村里到镇上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路两边是茂密的树林，王锁虽然来过两次，但都是白天，并不熟悉这里的夜路。刘一兵说他在前边带路，让我们在后边跟着，还说让我们放心他不会跑。王锁说，为了长大后能当警察，从小我就天天练赛跑，上初中和高中时年年都是校运动会的百米冠军，追起犯人来一点儿都不比警察跑得慢，不信你就试试看。

我一听赶忙悄声对王锁说，不要刺激他，常言说狗急了还会跳墙呢，大晚上的万一出点儿乱子就麻烦了，他可是两桩冤案唯一的人证啊，还是把他安全押到镇派出所为好。

王锁不说话了，继续赶路。走着走着，他又突然问我，哥，你不觉得我是你的贵人吗？那些到疗养院偷财物的小蟊贼抓不住，让你这个警察有些颜面扫地，这下可好，一下破了两桩大案子，回去不仅会立功，没准儿还会升职呢。

我说，立功和升职绝不是警察的人生信条和奋斗目标，天下太平才是我们最大的梦想。不过，你说你是我的贵人，这一点我承认。你不仅是我的贵人，也是李正宽和张金花家属的贵人，这两桩冤案在三十多年后终于可以昭雪了。尤其是李正宽的家属，三十多年来望眼欲穿，这下终于可以恢复名誉了。

王锁说，那好，既然你承认我是你的贵人，那就满足我一个小小的愿望吧。

什么愿望？我问王锁。

王锁说，走夜路好冷，你把警服借我穿穿吧。

我说，不行，要是便服肯定借你，警服可不能隨便借你，我们有纪律。

王锁说，反正是晚上，这里又没人认识你，就借我穿穿吧，穿一会儿就行，快到镇上时就还你，让我也过一把当警察的瘾。他娘的，若不是因为这双破眼睛，凭我这聪明的脑子，当了警察不知能破获多少大案子呢。

王锁说着说着又老调重弹了，天知道，他是多么想当警察。只能怪他命不好啊，我心里想，看来命运欠他一身警服。我觉得应该满足王锁这个愿望。彼此一交换上衣，借着微弱的月色一看，别说，王锁还真有那么一股警察的精气神。

我们继续走着，突然，咚的一声，冷不防王锁的后脑勺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他立刻倒在了地上。谁？我猛一回头，只听到一句“让你们抓我爹”，一道黑影朝我袭来。我侧身一躲，没有被打到，那个人丢下一根铁棍撒腿就跑，很快就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我没有追，因为我不知道王锁的伤势如何，比起追凶，我认为还是救王锁要紧。

我背着王锁一路奔跑，不知摔了多少次跟头，只记得摔倒了再爬起来，爬起来背上他再跑。当刘一兵指引我到了镇医院，我才发现自己浑身都是血，而王锁身上的警服已经被鲜血浸透了。

我大声喊道，医生，医生，一定要救活他！可医生却无奈地向我摇摇头，说王锁失血太多了。

我哽咽道，如果不是因为他穿着我的警服，躺在这里的应该是我啊！

这时，气息奄奄的王锁却拉着我的手，微笑着对我说，哥，人生自古谁无死，能他娘的穿着警服死，兄弟我这辈子……值了。

闻讯而来的镇派出所民警们，先是纷纷脱下警服盖在王锁身上，然后齐刷刷地站成一排，流着泪向他行了一个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