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后市——鼓楼

袁家方

鼓楼商业街区形成于元代初年，历明、清、民国以至于今，700余年，是北京现存最长寿的商业街。这是它的第一价值。

鼓楼商业街区更大的价值在于，它最早被规划建设在北京传统中轴线的北端点，是生发老北京商业空间格局的起始点，更准确地说，是“定盘星”！就是这个棋子的码放，开启了北京商业空间布局的“中轴突出，两翼对称” 。

还有，700年的历史积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以商业文化为中心，包括诸多文化门类，庞大又内容丰富且独具特色的“鼓楼文化”——那是一片丰厚的文化沃土，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一、元明清的鼓楼商业街区

（一）元代的鼓楼“朝后市”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大都筑城工程告成。6年后，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通惠河工程竣工，江南漕船可直达大都城内积水潭。这时的“鼓楼商业街区”，才体现出“朝后市（大都城中心市场）+海子+漕运终点”的格局，成为一个有远山近水、风光绮丽的运河港口型城市商业中心。所以，“朝后市”鼓楼商业街区的形成，若以某一年份来确定，至元三十年（1293年）较为妥当。至今（2018年）745年。

元代鼓楼商业街区的四至，史无确载。依据《析津志辑佚》《日下旧闻考》等古籍的有关记载，估计其大致范围可能为：北约到今北二环左近；南至今鼓楼前火神庙左近；西约到今鼓楼西大街中部偏西的地方；东至大约今旧鼓楼大街东侧及偏南一带。

元代鼓楼的市场，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及国际贸易三方面内容。

按照《析津志》的记载，元大都“齐政楼（鼓楼）……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钟鼓楼四周，分布着段子（绸缎）市、皮帽市、珠子市、靴市、铁器市、鹅鸭市、米市、面市等（《析津志辑佚》，[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第6页、第108页），是吃穿用一应俱全。

朝后市还是生产资料市场。所谓“段子市”、“针铺市”，也或是服装原材料及缝纫工具的专门市场。钟楼北的铁器市，除铁锅勺等炊具及生活用品，也会有锹镐等铁木工具，还会有建筑用金属配件，以及与车马有关的铁制物品等。此外，钟楼后，还有大都最大的穷汉市，即劳动力市场。

在钟楼前，有“珠子市，钟楼前街西第一巷”，“沙剌市，一巷皆卖金、银、珍珠宝贝”，是所谓高档消费品市场。

朝后市还是市中心的国际贸易市场。其商品不但来自国内各地，还来自高丽、日本、印度、非洲东部及阿拉伯半岛等各国和地区。

游赏休闲

“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析津志辑佚》，[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第108页）。元代的海子面积远大于今。当时的西斜街“临海子”，是一条沿湖道路。西斜街“率多歌台酒馆”，当是餐饮业、娱乐业的聚集地，又可“望湖亭”上登临送目，看如画风光。这当是鼓楼商业街区的休闲商业段落。

另外，鼓楼南向的万宁桥（后门桥）旁的火神庙后，曾有“万春园”，临水亭台是登第进士在恩荣宴后聚会场所。平时的万春园，“临水亭台似曲江”，或者也是达官贵人们一个“游赏之地” 。（《日下旧闻考》，[清]于敏中等编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三册，第873页）在元大都城的市场中，以钟鼓楼的朝后市最为繁盛。故《日下旧闻考》中引《析津志》中的话称：“钟楼之制雄敞高明，与鼓楼相望。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日下旧闻考》，[清]于敏中等编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三册，第868页）。这种“富庶殷实”，一方面体现在鼓楼街市“高中低档”俱全，有着“一站式购物”的特点；另一方面，热闹的朝后市又与游赏休闲相结合。什刹海的水上烟波、岸边绿荫、水面漕船、湖滨钓叟、浣衣民女，与街市的繁华、热络，构造出大都城市中心一幅喧嚣中有恬静，怡然自得中有匆忙、活跃的市井风情画卷。

（二）明代的鼓楼“朝后市”

明代的鼓楼商业街区，关键词在“重建”二字。

洪武初，为了便于战守，大将军徐达将北城墙南移五里，鼓楼不再是市中心。

明永乐年间建新都城，钟鼓楼东移到今天的位置，成为中轴线的北端点。两楼的间距缩至百米。漕运码头移至京城东南角的大通桥，运河不再进城。整个北京城的重心南移，城市商业中心在前门及大通桥一线开始形成和发展。

朝后市移到了钟鼓楼南的“鼓楼下大街”。據《宛署杂记》记载，永乐间奉旨盖廊房，宛平县建廊房在北安门（清顺治九年（1652年）改称地安门）东、西，海子桥东、西，鼓楼东西两厢，钟楼东西两厢，安定门、德胜门内外，西直门内外，阜城门内外，宣武门里及西四牌楼等地方。除北安门、钟鼓楼一带所建以“大房”为主，其他地方均为“中房”和“小房”。从所建廊房数量看，钟鼓楼一带，北安门东、西，建大房 130间；海子桥（即万宁桥，俗称后门桥）东、西，大房153间；鼓楼东、西，大房137间；钟楼东，大房9间，小房80间；钟楼西，小房65间；总计574间，占宛平县所建廊房总数的近1/3。《宛署杂记》没有记载大、中、小房的面积数，但仅从间数，已经能看到当时对鼓楼下大街商业发展的格外重视。由此，也可见明初鼓楼一带的商业街区，历经多年战乱，已经破败到不得不“重建”的地步。

与此同时，明永乐二年至三年，迁徙山西2万人家以“实”北京。这些移民，自然也带来了财货和技能技艺，因而，便有了民间所传的“京师商贾皆晋人”之说。这些晋人商贾们一定是聚集在建有廊房的街区，即皇城四个城门并朝后市的钟鼓楼等处。据记载，明初这种有组织的移民活动持续了近50年。

从《宛署杂记》的有关记载中能明显看到，鼓楼商业街区形成了三大热点区：

居于首位的是钟鼓楼一带。鼓楼、钟楼一带租户的密集度比北安门、海子桥为大，且其143家租户，经营规模不但有大中小分布，其中还有租用4到7间铺房的“大户”13家，为海子桥、北安门所无。最大的一家租用了16间廊房，为鼓楼商业街区之最。

居于其次的，是海子桥。这里的租户总数达108家。其中，租用1间廊房的占66%，2间的占28%，3间的仅占6%，没有租用4间以上廊房的。或者，我们可称之为是中小商户云集段落，且有三五“中大型”商铺侧身其间，构造出鼓楼南向的又一商业热点区。

北安门显然得居于第三位了。其东西租户总数97家，其中，租用1间廊房的占65%，1.5间的占6%，2间的占27%，3间的仅占2%。（《宛署杂记》，[清]沈榜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第58页）

至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梯级，即从地安门、海子桥到钟鼓楼的商业热点逐级攀升的梯级，并在钟鼓楼前达到高峰。“廊房政策”就这样取得了成功。鼓楼商业街区也由此重兴。

明代的鼓楼商业街区，没了漕运终点的港口功能，也没了国际贸易方面的市场功能。没有如都城隍庙的大型、有全市影响的庙市。凡此，倒使其“街市”特点更为突出。这个朝后市紧依什刹海，又融入什刹海，既有湖光水色的自然风光，有寺庙、官宦宅第，还有海子里的稻田、莲舟和岸边的“农家”。一些茶棚酒肆就散落在海子湖畔，俨然如今的“农家院”。即便是鼓楼街上，似乎受了这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也多有茶馆酒铺。商业与游赏休闲相结合的特色，较之元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的鼓楼一带，堪称都城中的北国水乡商业街区。

（三）清代的鼓楼“朝后市”

清顺治初即谕令严满汉分城之制，要求“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将内城腾出来给“从龙入关”的八旗。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的大规模清理，内城成为旗人的天地。内城的商业随之“扫荡殆尽”。

很快，顺治八年（1651）又有新令下来：大清门前棋盘街“两旁系故明市肆，许贸市如故”。（《清实录》，顺治八年六月）有了这个谕旨，鼓楼、东西四等地很可能会“参照执行”，因为，那里同样曾是“故明市肆”，也应“许贸市如故”。更何况鼓楼还有“朝后市”的名分，自当与朝前市的棋盘街一体对待。

显然，尽逐民人迁居外城之后，内城成为政治、军事中心，但宫廷、王公贵族及30万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农工商贾俱非所习”，他们的生活消费，要求有必要且就近的商业、餐饮服务业乃至娱乐业，不得不仰赖“移居南城”的民人供给和服务。

距顺治五年（1648年）72年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朝鲜使臣金昌业在游遍京城后记述到“城中市肆北最盛”，即城北鼓楼前大街，“市肆之盛，几埒正阳门外。”（金昌业：《燕行日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2册第39、115～116页，第317页；第35册第444页）

清光绪间刊刻的《天咫偶闻》一书，谈及鼓楼商业街，则称“地安门外大街最为骈阗。北至鼓楼，凡二里馀，每日中为市，攘往熙来，无物不有”。（《天咫偶闻》，[清]震钧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83页）联想到鼓楼两厢是正黄旗和镶黄旗的驻地，还有诸多王公贵族、朝廷重臣的宅第，这条商业街 “无物不有”的繁华，就顺理成章了。

遗憾的是，无论康熙时的《日下旧闻》，还是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抑或其后的《宸垣识略》，涉及鼓楼一带商业的状况，几无一语。便是《天咫偶闻》，对于鼓楼都有什么店铺，仍然不置一词。

有记载的店铺字号，出现在嘉庆之后。

嘉庆间得碩亭《草珠一串》有一首竹枝词就写到了天香楼：“地安门外赏荷时，数里红莲映碧池。好是天香楼上坐，酒阑人醉雨丝丝。”词后有“南至皇城，西至德胜门，一望数里，皆莲花也”；“酒楼在莲池北岸”的小注。（《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第57页）可见至少到嘉庆时，什刹海边就已经有了“天香楼”。

道咸以后，有庆云楼、会贤堂、一曲湖楼等。此外，还有一些小酒馆。《天咫偶闻》的作者震钧先生说，他住在板场胡同的时候，经常来鼓楼大街，因为“其地西邻海子，行所必经”，特别是那里的酒家更吸引人。约上二三知己，临湖小酌，真不知身在闹市人海。他还为此拟了一副对联：“四座了无尘事在，八窗都为酒人开”。及至饮罢，“小步湖漘（chun，水涯），荷香柳影，致足撩人。”（《天咫偶闻》，[清]震钧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83—84页）

鼓楼一带也有驰名京城的字号名家。如光绪间有仁一堂中药铺，在地安门桥头（《朝市丛载》，[清]李虹若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08页）；糕点铺以北城“桂英斋最佳，在后门外路东，为当年东安门外金蘭斋之遗法。金蘭斋亦供宫中所需，较诸合芳（东四南大街）、瑞芳（东四北）为精细，淳厚之味稍逊矣。”；“北京饮茶最重香片……以香味而论，当属齐化门北小街之富春茶庄，及鼓楼前之吴肇祥为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崇彝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第86页、第85页）

除了大饭庄外，还有京城著名的小吃——后门桥灌肠。后门桥北侧路西火神庙旁的“合义斋”灌肠铺，桥东对面的福兴居灌肠铺，两家小铺先后创立，面对面地唱起了对台戏。就在两家的竞争中，“后门桥的灌肠”居然创出了享誉京城且传扬至今的名气。

还有走街串巷及摆浮摊的小吃游商。今天著名的“烤肉季”，其创始人通州的季德彩先生，咸丰年间“推独轮车在什刹海一带卖烤羊肉。到他儿子季宗斌时，因为摄政王载沣爱吃季家的烤肉，小季还曾推着烤肉车子去王府伺候。（《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王永斌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27页）所以，今天北京的老字号“烤肉季”可说是独轮车推出来的餐饮名家。

《天咫偶聞》卷七云：“京师内城，旧亦有戏园。嘉庆初以言官之请，奉旨停止，今无知者矣。以余所及，如隆福寺之景泰园、四牌楼之泰华轩皆是，东安门外金鱼胡同、北城府学胡同皆有戏园。余髫年时，如泰华轩、景泰轩，地安门之乐春芳，皆有杂爨，京师俗称杂耍。其剧多鱼龙曼衍，吐火吞刀，及平话、嘌唱之类”。（《天咫偶闻》，[清]震钧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74页—175页） “髫年”，指6到12岁。《天咫偶闻》的作者震钧，生於清咸丰七年（1857年），他去乐春芳看演出，当在同治二年（1863年）至同治八年（1869年）之间。即地安门“乐春芳”，至迟在同治二年，就已经存在了。

震钧先生说到的“鱼龙曼衍，吐火吞刀”，即今天所谓杂技、魔术；“平话”即今评书；“嘌唱”即鼓曲。如此说来，乐春芳是个演出杂技曲艺的“戏园”。

从康熙直到光绪朝，屡有不准八旗王公、官员、兵丁往茶园戏楼看戏听曲，更不准粉墨登场参加演出的禁令。嘉庆四年（1799年），因城内戏馆增多，八旗子弟争逐歌场，皇帝谕旨内城戏院一概永远禁止。这是清廷为保持八旗子弟的战斗力而采取的措施。但人们生活中要娱乐，而且要“就近消费”，就鼓糗出了“乐春芳”这种变相的戏园。而且，就在天子脚下、皇宫之后。又是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还有，就是在清代北京曾走过红紫大运的大茶馆。

金受申先生《大茶馆》文中说：“八旗二十四固山，内务府三旗，……按月整包关钱粮，按季整车拉俸米。家有余粮，人无菜色，除去虫鱼狗马、鹰鹘骆驼的玩好以外，不上茶馆去哪里消遣？于是大茶馆便发达起来”，“北京以先的大茶馆，以后门外天汇轩为最大，后毁于火，今成天汇大院，曾一度开办市场，其大可知。东安门外汇丰轩为次大”。（《老北京的生活》，金受申著，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157页）

天汇轩的茶客，以附近帽儿胡同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员和差役为多数。得硕亭《草珠一串》有竹枝词云：“小帽长衫着体新，纷纷街巷步芳尘，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其注中说：“内城旗员，于差事完后，便易便服，约朋友茶馆闲谈，此风由来久矣。”（《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第50页）

还有“宫里当差的”。如御膳房的厨师、皇宫的车夫、工匠等。这些顶尖级的能工巧匠在天汇轩品茶、闲聊，无形中就把不同地方与民族的技艺、绝活传布到民间。同时，又把民间的技术、工艺带到宫内。天汇轩成了个宫廷与民间交流的“枢纽”。会贤堂、致美斋等饭庄，就得过御膳房厨师的“真传”。最初“传经送宝”的地方，就在天汇轩。

此外，便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

天汇轩还是老北京鸟文化、虫文化的“要地”。

成善卿先生在“天汇轩大茶馆”一文中写道：“清晨的天汇轩茶馆，既是人的乐土，又是鸟的乐园。茶桌上、屋檐下、窗户前，入眼皆是鸟笼，入耳均为鸟鸣。”“各种妙啭之音，此起彼伏，争鸣不已”。“每年春秋两季，天汇轩掌柜均以花笺红封请帖邀请养有套子活鸟者莅临茶馆，轮流主持‘串套，为众人所养之一般鸟‘押音（亦称‘押口）”。“平时人声鼎沸的茶馆，此时此刻竟无敢喧哗者，无论老少皆静心细听每一套叫音的内容与微末变化，咀嚼其中的韵味”。冬天的天汇轩，又有鸣虫“赛会”。“一张张八仙桌上面，摆满了各种奇形怪状、五彩斑斓的葫芦”，“数以几百计的蟋蟀、蝈蝈儿、油葫芦……此起彼伏地叫起来”，满堂的茶客听得如痴如醉。（《什刹海的民俗风情》，成善卿著，什刹海研究会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201～207页，“天汇轩大茶馆”）

光绪末年，天汇轩由茶馆改为戏园，名曰天汇茶园，约集京剧名角轮流演唱；同时，还加演评书和单弦。“单弦大王”荣剑尘（满族健锐营人），经常在天汇茶园演出。如此看来，天汇轩在北京评书、单弦的发展上，还做过历史性贡献。

《什刹海的民俗风情》一书中说：天汇轩“1912年‘壬子兵变时曾遭兵燹，1921年歇业，其遗址形成地安市场，小吃、百货杂陈，兼有摆地卖艺者。市场颓败后，五方杂处，始称天汇大院。”（《什刹海的民俗风情》，成善卿著，什刹海研究会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95页）

从这些字号可见，清末的鼓楼一带，饭馆、酒馆、茶馆、茶园“戏园”有名气，糕点铺、茶叶铺、中药铺有名家，还有“烟袋斜街”以卖烟具驰名，甚至还有为慈禧太后洗过旱烟袋或者水烟袋的故事传说，让老太后身边的宫女太监们背上伺候不周的黑锅。

由此看清代的鼓楼商业街区：

一、继明代之后，鼓楼商业街区，在清代中期，如朝鲜使臣所说，是“正阳门外最盛，鼓楼街次之”，屈居第二了；清末，则位置下降。

二、鼓楼商业街区一直在“满汉分城而居”的政令影响下，其发展较之南城，有诸多的限制。

三、街区面对的消费群体，以两厢清代王公贵胄及正黄旗、镶黄旗为主，满族的生活习惯、民俗文化，使鼓楼在京城商业街区中，有着独特的商文化个性。

四、鼓楼商业街区的“休闲”特色突出。它以什刹海为背景为依傍。不但主街（鼓楼大街）与海子相呼应，还有散落在什刹海湖畔的酒楼、饭馆、茶馆，形成吃“环境”、饮“环境”的特殊氛围。这是唯其在鼓楼、什刹海，才能体验、享受得到的。

二、民国时期的鼓楼商业街区

从清末，鼓楼一带的商业就走下坡路了。

清朝灭亡，没了铁杆庄稼的旗丁，不得不自谋生路——拉洋车的，当警察的，做小买卖、茶房、裱糊匠，也有唱戏、说书的。王公贵胄们，靠典当度日，坐吃山空，日渐潦倒。但鼓楼，这个商业街区的“老字号”，在民国时期，却以一种“恬淡”，沉静、平和地应对变化，仍旧在北京城，维系并释放自己老商业中心的影响。

民国时的鼓楼，一些名家店铺有种“对应”现象。这种现象或出现在鼓楼大街上，或者在鼓楼、什刹海范围内，或者跨出鼓楼，形成北城与南城的相对应。其“对应”的内容、形式也各不相同。

（一）鼓楼大街上的“对应”

大约在今天地安门百货商场（以下简称“地百”）的北部，曾是当年“通兴长绸布店”，它的正对面，路东，是“乾泰隆绸布店”。这两家店都是蒙藏庄，专营口外的生意。店员会蒙藏话，店的招牌、包装纸也都有蒙藏文字。两家的生意，旗鼓相当。据说，乾泰隆成立在前，通兴长在后。

在后门桥北，合义斋与福兴居，两家灌肠铺一西一东当面锣对面鼓唱对台戏。其实这两家都是饭铺，但以炸灌肠著名京城。

北京旧时有“都一处的烧麦、会仙居的炒肝、穆家寨的炒疙瘩、后门桥的灌肠”四大京城名小吃的民谚。前三家都在前门外，且都有字号，唯独说到灌肠，却只提后门桥地名，而不讲合义斋、福兴居两家的店名，其意似在强调“京城名吃炸灌肠，尽人皆知后门桥”。

另外，《京城旧俗》一书中说：“清中期前，北京满族人日常多是吃油炸真鹿尾”。“后因关东货来京日见稀少，加以满人生活日艰，真鹿尾吃不起了，所以改吃炸肉末灌肠”。“后门桥这两家除在肠内灌肉末外，还加灌猪血，和以淀粉，在形、色两方面模仿真鹿尾”。 （《京城旧俗》，爱新觉罗·瀛生、于润琦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57～58页）依此说，“后门桥的灌肠”，实际上是满族文化的地标。

除了同业竞争的店铺对应，还有连环对应的。

烟袋斜街东口路南，是“公和魁”清真饽饽铺，在鼓楼大街上三间门面，制作间在烟袋斜街里，因房基高，上到窗前高台上，可隔窗看到在糕点上作花样。店里还专门用进口留声机播放京剧唱段并插播广告。公和魁的店堂甚而成了京城一景，不少西方游客在公和魁店里拍照留念，还曾有照片在国外报刊上刊出 （资料来源：高智勇“忆什刹海畔的老字号——公和魁”，《北京西城往事》，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编，作家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86～388页）。

公和魁斜对面，路东，北有满汉饽饽铺“庆兰斋”，南有北京有名的满洲饽饽铺“桂英斋”。

桂英斋与公和魁、庆兰斋一样，有一年四季应节糕点，但它是满族特色。它还定制婚喪嫁娶、大节小情所需的饽饽桌子及成桌的蜜供、月饼。连元宵节现打的元宵，它家都是加添奶油的。

店铺招幌的对应。例如，大约在今地百南部，曾有“宝瑞兴”酱菜店，俗称“大葫芦”，因为店门前立着一人高的木制红漆的葫芦招幌而得名。其酱菜外观颜色中看，味道甜咸适中。它的黄酱外观有光泽，入口咸中带香甜，最为有名， “王府平日所用之咸菜、酱菜、糖蒜皆在地安门外大街大葫芦购买。”（《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载涛、恽宝惠著，第页）在清末及民国时，宝瑞兴的酱菜，四九城闻名。1956年公私合营。后改为副食店。

“大葫芦”北，烟袋斜街东口北侧，有同合盛与双盛泰烟袋铺，其门前廊下竖着长约1.5米木制大烟袋，白银烟袋嘴，黑漆烟袋杆，烟袋锅为金锅红里，十分醒目。传说烟袋斜街就因为这大烟袋招幌而得名，不足为据。但鼓楼下，一个大葫芦一只大烟袋，倒着实地别致。

此外，还有灯与火的联袂对应和灯与灯的遥相呼应。

从鼓楼向南，大街路北（今地安门外大街15号），是“聚盛长”海味和干鲜果品铺，俗称“小门姜店”。高台阶，小窄门，据当地居民说院内迤逦200米长，后门开在大石碑胡同（今门牌2号）。聚盛长的门脸在小门里。他除了蜜饯海棠、炒红果、温朴、金糕等有名外，每年端午节后，还在小胡同前摆设酸梅汤摊，远近驰名，被称为“小胡同的酸梅汤”。

每年元宵节，小门姜店都出资，由员工与什刹海冰窖工人合作，在院子里制作冰灯展出，有弥勒佛、八仙过海、孙猴猪八戒等造型；还有麦芽灯，绿色的麦苗栽种在泥胎的龙、虎上，青翠碧绿，一片春意盎然。去小门姜店看灯成了鼓楼灯节一景，警方还要专门派员维持秩序。

小门姜店南的“通兴长”和“乾泰隆”，两家绸布店在灯节都悬挂出有画片的纱灯，比试各自的造型、画艺。此外，两家在店门前斗烟花爆竹，更引得人们围观，以致满街拥堵，喝彩声与鞭炮声此起彼伏，把鼓楼大街的闹元宵推向高潮。

灯与灯的遥相呼应，说的是后门桥南，路东，干果铺“大顺公”。它家门面比小门姜店宽绰，每逢灯节，也有冰灯、麦芽灯，隔着后门桥，与“聚盛长”南北对应。

也有不对应的或说是对应不上的。

比如光绪末年创办的聚茂斋靴鞋铺。它的千层底的双脸鞋、洒鞋，在鼓楼后门一带，有众多拥趸，特别为武术家、摔跤手及车夫、脚夫等劳动大众所钟爱。它的“老头乐”、“雨靴”（时称油靴）也都是畅销品。沦陷时期，聚茂斋停业。至今，后门一带的老人们还时常念叨起这家字号。

再如后门桥南，路东的“为宝书局”就茕茕孑立。这书局专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科技书籍、翻译小说和中小学教科书，还有儿童读物。

簇拥着这些鼓楼名家的，是饭铺、酒缸、粮食店、肉杠、鱼店、煤油庄洋货店，还有照相馆、理发馆、钟表铺和钱庄等等。

（二）街区范围的“对应”

翁偶虹先生《鼓楼三条街》文中说，天汇轩大茶馆民国后鳞切为几个书茶馆了，以评书为主，兼售清茶。……各书馆都是早场、正场和灯晚三场，每场两月一转，轮换新书。

金受申先生《茶馆》一文中说：“北京是评书发源地，一些评书名角，大半由北京训练出来，可是北京老听书的，也有特别经验，特别有准确耳朵。艺员一经老书客评价，立刻便享盛名。北京说书的就怕东华门、地安门，因为东华门外东悦轩和后门外一溜胡同同和轩（后改广庆轩），两处书客都极有经验，偶一说错，须受批评，以至不能发达。……天桥是游戏场所，不挂常客，所以任何说书的都能由福海轩挣出钱来。”（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161页）

金先生说的这家“广庆轩”，在天汇大院斜对面，路西的义溜胡同里。

广庆轩的听客，都是很有来头的人物，大阿哥的溥隽，书画家溥心畲，末科状元刘春霖，《燕京岁时记》的作者富察敦崇，九门提督江朝宗，清宫太监小德张、四十八处总管太监李乐亭，升平署太监穆海臣等。京剧名家金少山是这里的长期书座儿，为的是从评书“悟”戏。在这些人面前说评书，“他们的一褒一贬，往往决定评书艺人成败的命运。因此，广庆轩所请的说书先生，都是评书界的头路角儿。头路角儿在广庆轩说书，也须格外小心，偶有说错的地方，必然受到尖刻的嘲讽”。 （《什刹海民俗风情》，什刹海研究会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207～220页；成善卿：《茶馆文化絮语》，2009年9月24日《北京西城报》）

广庆轩简直成了北京评书的高端“认证委员会”所在地。天汇轩的书馆，则一般听众趋之若鹜，人头攒动，红火热闹。

（三）南北城的遥相“对应”

南北城的“对应”既表现在店铺，也更体现在商业街或市场方面。

字号名家的南北对应

豫豐烟铺，北京有两家。在鼓楼前的（鼓楼东大街），称“北豫丰”；在前门大栅栏的，称“南豫丰”。“北豫丰”开业于清乾隆年间，20世纪40年代歇业。因为民国后，卷烟流行，烟铺们没了营生。

“八大祥”之一的谦祥益，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在后门桥北侧创办了自己的“北号”。它看准了北城的高端消费群的需求。果然，清朝的遗老遗少和段祺瑞、徐世昌等军阀、政要都成了它的常客。前门外东月墙的谦祥益（1915年迁建廊坊头条，1953年迁至珠宝市现址）就和后门桥的北号遥相呼应起来。

最该说的是“南有广和居，北有会贤堂”。

菜市口北半截胡同路东曾有广和居，晚清百余年间，无数重臣大儒逸士名流曾会聚于此。祁寯藻、何绍基、翁同龢、李越缦、张之洞、谭嗣同、陈宝琛等风云人物，以及谭叫天（京剧名家）、赛金花、小凤仙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这样的饭庄，在国际上都是为数不多的。广和居创设于道光年间， 20世纪30年代初歇业。

《旧京琐记》亦载：“士大夫好集于北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之洞）在京提倡最力。”（《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 夏仁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27页）

什刹海前海北沿的会贤堂，光绪末为张之洞家厨师改建后开设。

会贤堂饭庄的主要顾客，在清末是王公大臣、八旗贵胄，民国时期是军阀、高官、富商大户等。除了公务会议、宴集，他们家中有喜庆活动，也多到会贤堂。会贤堂上至国家大事，下到名流家事，可说是见过大世面的。今天在其旧址，还能看到其门簪的“群贤毕至”四字。

“载沣经常来光顾这里的生意，与清廷政要讨论军国大事，作摄政王时，还曾在这里召开过大臣会议。”“当年徐世昌作大总统，溥仪的内务府出面宴请这位徐太傅，就是在会贤堂楼上举行的。”“五四前后的文化名人，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都曾先后到过会贤堂赴宴或宴客。”“1930年5月13日，国民党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头面人物聚集会贤堂，为商讨联合反对蒋介石在此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党务会议。”（《什刹海的老字号和特色店》，于永昌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1页、第13～14页）

“民国初年，蒙古科尔沁亲王贡桑诺尔布原配福晋爱新觉罗氏四十整寿，在会贤堂举办盛大堂会，前清满、蒙、汉王公暨贝勒、贝子、大臣以及民国达官贵人纷纷前来祝贺。”“此次堂会献艺者，有梅兰芳（四大名旦之首）、杨小楼（武生泰斗）、余叔岩（余派老生创始人）、萧长华（名丑、戏曲教育家）、姜妙香（著名小生）、程继仙（文武小生）、金秀山（铜锤花脸）、裘桂仙（铜锤花脸）等。诸多名家，联袂登台，流派纷呈，是会贤堂承办王府堂会戏空前绝后之盛事。”（《什刹海的民俗风情》，成善卿著，什刹海研究会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66～68页）

正是因为与近百年中国政治史、文化史的密切关联，举凡提到北京的餐饮名家，总少不了说到广和居、会贤堂；举凡记述清末民初的京城历史，诸多史料笔记乃至文学作品，无不写到会贤堂、广和居与近代名人的故事。

市场的南北对应

就全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而言，那时的北京老百姓，尽人皆知的是：南有春节到元宵节的厂甸灯市，北有炎夏端午到中元节的什刹海荷花市场。

同治、光绪之间，什刹海因有“夏日荷花，连接数十亩”， 京城人以此为纳凉胜地，附近的居民在海子北岸，以茶待客，以致每届暑夏，茶寮满布岸边。什刹前海中，有里许南北长堤，稍北有小石桥，沟通东西两水域。堤岸杨柳成行，每到傍晚，夏风摇曳，水波荡漾，荷香扑面，难得的清凉地，更吸引了很多人来消夏避暑。茶棚也引来商贩，消夏市场渐次形成。

1916年，地方上应当地商绅所请，以长堤为中心，于每年旧历五月初一至七月十五开办荷花市场，天热时延至八月初一，称“什刹海临时市场”。

成善卿先生《荷花市场追忆》一文中称：“其黄金时代是1920年至1936年；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而停办；1939年重张开幕，直至1949年因局势动荡而消歇。自肇始迄泯没，历时将近百年。”（《北京西城往事》，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编，作家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283页）

1990年，荷花市场重新开市，并改为常年市场，以风味小吃为主。为保护什刹海水质，1995年改为古玩市场。2001年起，拆除了各类临时建筑，建成仿古二层楼，并成为什刹海旅游项目之一。

荷花市场的内容，包括茶饮小吃、玩具用品、娱乐、书籍字画和节令文化五大门类。

①茶饮小吃

在300米长的大堤两侧，搭着一座座凉棚。有的茶棚还将立柱栽入水中，铺上木板，上架席棚，半岸半湖，谓之“水座”，茶资较昂。这些凉棚茶座，以喝茶、冷饮、风味小吃为主。

荷花市场的小吃，多以夏天的冷食为主，有数十种之多。有豆汁儿、灌肠、豌豆黄、枣年糕、驴打滚、艾窝窝，豆腐脑等，更有杏仁豆腐、江米藕、扒糕、凉粉、拨鱼儿，以及冰镇酸梅汤、刨冰、雪花酪（土法制作的冰激凌）等冷饮。最有特色的，是从什刹海湖中采摘的莲蓬、鲜藕、菱角、鸡头米。还有一种唯其荷花市场才有的冷食叫“冰碗儿”，小碗儿碎冰里放上鲜藕片、莲子、菱角、鲜核桃仁、白糖——简直就是什刹海的清凉味道。

荷花市场独特的著名小吃，还有八宝莲子粥和苏造肉。只是这两种小吃的价钱可观，不是一般人能享用的。

每年，后门桥的合义斋都会到荷花市场来设摊，卖炸灌肠、荷叶粥。与别家不同，它的摊位单独设在湖中的小岛上，要走一段小堤才能到达。

②夏季玩具用品

特别为孩子们喜欢的，是用鲜苇叶、鲜蒲叶编成的各种小动物，如青蛙、螳螂、蜻蜓、蚂蚱等，栩栩如生；或是编成小鱼篓、小帆船、小花篮、小蒲扇等。

还有卖蝈蝈、唧鸟（知了）、蜻蜓的。到了七月，又会增加卖蛐蛐、油葫芦、金钟儿等秋虫的。至于蝈蝈笼子、蛐蛐罐，养蛐蛐儿的过笼及附带的探子、铜丝罩等小物件，更是让人领略什么叫北京人的“玩儿”。

卖芭兰花、茉莉花和卖折扇及粘折扇扇面，是荷花市场主要用品摊。芭兰花、茉莉花，当年女士多佩戴在衣衫或别在发鬓上，清香袭人，还平添一种韵致。折扇，是当年男士必不可少的夏季用品，还是身份、气度的“符号”。折扇的扇骨有香妃的、檀香木的，还有象牙的，更考究的还有雕刻及其他装饰。所以，好的扇骨本身就是艺术品，是特殊的爱物。扇面用旧了或坏了，找粘扇面的另换，也成了逛荷花市场的一个内容。

③文化娱乐

娱乐方面，有书场、落子棚、相声场、杂耍棚、把式场等。

演艺节目中，有艺名“老倭瓜”（崔子明）和“架冬瓜”（叶德霖）的滑稽大鼓、滑稽曲词，刘宝全与白云鹏的京韵大鼓，奎星垣与徐维亭等人的文明新戏，还有胡德全的武术、宝三（宝善林）的撂跤与耍中幡、马元凯的气功等。（《什刹海的民俗风情》，成善卿著，什刹海研究会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81页）侯宝林先生当年也曾在荷花市场说过相声。（《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侯鑫主编，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8月北京第1版，第250页，“侯宝林年表”）

④书籍字画

荷花市场还有书摊、字画摊。

据成善卿先生《荷花市场追忆》一文中记载，位于传为和珅所修和堤尽北的旧书摊，“不乏宋元版善本典籍及历代书画真迹”。 定阜街的老辅仁、沙滩红楼的老北大，这些大学的教授，从辅仁校长、史学家陈垣，到文学家鲁迅、老舍，诗人徐志摩，还有著名画家张大千、齐白石、溥心畬等，都曾是荷花市场的常客 。

⑤节令文化

荷花市场端午节开市，至中元节闭市，将两个民俗节日文化首尾相连。这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恐怕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文化蕴含，其中的深意，真该挖掘、体味、理解和弘揚。

端午节是我国三大民间节日之一。元宵节、中秋节均形成于汉代，而端午节却形成于战国时代，比元宵节和中秋节要早数百年。

北京的端午节内容丰富。《帝京岁时纪胜》“端阳”条中说：“五月朔，家家悬硃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家堂奉祀，蔬供米粽之外，果品则红樱桃、黑桑椹、文官果、八达杏。”“午前细切蒲根，伴以雄黄，曝而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洒床帐间，以避虫毒。”“饰小女尽态极妍，已嫁之女亦各归宁，呼是日为女儿节。”（《帝京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清]潘荣陛、[清]富察敦崇著，北京出版社1961年5月第1版，第19页）

除了这些，北京人还在端午节举家到天坛“避灾”，或到什刹海、金鱼池、高梁桥、二闸游赏初夏风光的习俗。这时的荷花市场开市，“应时当令”地成为端午节节日活动的由头和内容。

中元节的节庆，则成了荷花市场闭市的高潮。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与正月十五的上元节和十月十五的下元节，并称中国岁时节令中的“三元”。它们都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节日。

中元节，又称盂兰盆节，俗称“鬼节”。这一天，老北京有中元法会、拜三官、盂兰盆会、烧法船、祭祖、放河灯、点莲花灯、送面羊等民俗，寄托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中元节的祭奠活动，甚至超过清明。

旧时每年的中元节，什刹海是京城一大热点。火神庙、广化寺等庙观盛大的佛事活动，从早到晚，不但善男信女云集，看客亦人流如潮，络绎不绝。这一天的荷花市场，也由此迎来自己“闭幕式”的火爆。

因为有广化寺的放生、放河灯、烧法船等佛事活动，从清晨起，便有信徒们购买供佛的莲花和放生的鱼鸟。及至入夜，整个荷花市场被摊商售卖的各种莲花灯妆点成一片“灯海”。中元节的最高潮，是广化寺的僧众与居士们将一条彩纸、秫秸扎糊的大法船点燃，转瞬间“纸船明烛照天烧”，后海一片火红。湖岸各处，人们把点燃的河灯捧送水面。夜幕下的什刹海，满湖秋水，浮光跃金。远远传来孩子们稚嫩的高唱：“莲花灯，莲花灯，今天点了明天扔！”那声音渐行渐远。荷花市场也在中元节处处烛光灯影中，落下帷幕。

元宵夜，北京曾有妇女“走百病”的风俗，端午节则是去游河走海，防疫、健身。一想到闹元宵，就联想到厂甸。端午节走海消夏，就有了个荷花市场。厂甸、荷花市场，都有“文市”之称，一南一北，原来也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