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深处守望，或遇见

蒋蓝

诗人喜欢向天空突围，他们采用旱地拔葱的身法，或羚羊挂角，或呼啸而去，我们不容易在诗人的手段里发现其学养和踪迹。小说家委身于虚构，希望让蒙面人代自己说话。在我看来，他们的学识是神龙见首又见尾，像那些穿墙的大师，上半身融入了雾气，下半身却卡在了现实的墙壁间，露出了毛手、毛脚。我丝毫不敢看矮他们，我的意思是，散文家的学养无法遁迹，鉴于散文没有欲盖弥彰的技术，所以在举手投足之间，散文的每一行字，就是写作者的一呼一吸。

2017年4月23日是世界阅读日，“文学阿坝走向”研讨暨“阿坝作家书系”首发式在成都隆重举行。我应四川省作协创研室之邀，做了阿坝州文学创作综述报告。会中没有涉及散文家韩玲的写作，会后，她来给我敬酒，她的一双眼睛，比我和她手里的酒杯还要大，缓缓流淌着酿酒的甘泉特有的苍远与野意。我向她深致歉意，答应一定会细读她的散文。

她陆陆续续发来了几篇文章，我陆陆续续地读。自认为对四川散文情况十分熟悉的我，开始对自己阅读域界的遗漏深以自责。韩玲一直生活在川西北高原深处的金川县，置身于媒体聚光灯之外，也许她本就不打算廁身其间的。而像韩玲这样蛰伏而潜心写作的散文家并不少，恰是他们以自己的背影，就像举起地平线的雄伟山峦，从锯齿里漏过来的光，不断侵蚀、拓展着既定散文的疆域。

我算是韩玲新作《康家地》散文集的最早一批读者。韩玲的散文最为直接的特点是充满对纤毫毕现事体的狂喜性呈现：具有无限丰富而纵深的风物呈现，它们渐次妖娆，渐次怒放，渐次凋谢，花朵渐次在逆风里回望自己刚刚站立的枝头。呈现之力，逼迫那些看不见的灵念与情感噤若寒蝉，迫使它们不能绕开事体而忘情发声。在纸上得以呈露、崛起、玉体横陈的金川山河，才逐渐缓释了、打开了一个人的情感河口。水镜映天，水体载物，从而托举起风物背后厚重的历史与那些永难忘怀的沧桑面容。

与一般女性散文家长于抒情的特点不同，韩玲的散文还具有一种沉稳、冷静、思考、细腻、绵长的文体气质，具有一种与高原的季候非常融洽的莽野大气，从而完成了一部关于故土金川的大地之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的思想呈现，并非需要在写作的推演过程中兀自凌空蹈虚，作哲人支颐状，作屈原问天状，作伟人两手卡腰俯视山河状，韩玲是谦逊而虔恪的，宛如高地上的绿绒蒿，她只是把自己的思绪，混于花绒，随风播散。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这既有时间之河的阻隔，又暗含空间演变造成的疏离与陌生化，那么，每个人都会拥有对乡土、乡情的常态回眸，但是，只有极少数人会由此升发出乡愁的美学。登高望远，使人心悲；隔河对望，令人怅惘。而我们几乎可以认定，乡愁就是爱国主义情怀的终极美学呈现。在此意义上，《康家地》达到了对乡愁的臻于圆满的诉说。

《康家地》里的文章，在我的脑海里经常幻化为一条穿过草甸的野水，那是一条冰河，在初春的消融下缓缓流动。那些漂浮的冰块，相互碰撞，时而清脆时而沉闷的撞击声，逐渐替代了回忆的愉悦而成为生机的高音部。究竟是生命向往的猎猎滑翔之声，还是色彩本身述说的欢娱，已经很难分辨了。冰河与飘垂的松萝为邻，看似无心而设，又似乎充满了一种神谕的落地。

韩玲在《雪后，故乡在眼前》里写道：“雪覆盖了整个河山。游走在山里，扑入眼帘的山川河流，大景小物都被一场雪装饰得很干净。在这片白雪中我看见了柿子，被白雪包裹的柿子，又红又圆的柿子，红白相偎，美得炫目，美得从容，美得晶莹。狗尾巴草，干枯了的狗尾巴草在雪中保持着挺立，雪落在她身上，它也变成一弯笑眼，青绿与干枯不过只是换了个颜色而已。倔强的不肯凋谢的玫瑰与冬雪竞艳，一朵艳红惹人生怜的出现在皑皑白雪中，常青的松柏树上也挂满了白雪……大自然中有很多景象都是神奇的，它们用自己的生命和语言，给我们启示，只在你安静的时候聆听……”

读到这样的段落，我马上想起唐朝蜀地斫琴大师雷威，常常为选择上佳琴料而深入荒僻山野。每逢大雪叠压山林的时节，他置身于峨眉山森林深处，杉木积雪深重，直到发出咔咔欲裂之音。他凝神竖耳，在摧折声中聆听、分辨、寻找音质特异的木头。“细听蛩声元自乐，人愁却道是他愁”，雷威在聆听木头的声音，韩玲则在倾听康家地的雪声，康家地傲雪玫瑰的喃喃自语……好的散文，恰是在风物置身特异之时，敏锐捕捉到风物的特异姿容。

韩玲反反复复书写西北的胡杨，胡杨的生离死别，胡杨的不死神话，沙漠里的居民不得不用胡杨泪来发面——这是胡杨的身体政治，这些文章堪称是韩玲的“胡杨书”。某种程度上，胡杨暗示了韩玲心目中的大美：濒临大限，从从容容，不卑不亢。死是一个花园通往又一个花园；死可以是无声的，死也可以是绝美的。我猜想，胡杨与屹立在川北高原顶巅山垭口上的那些旗树，恰恰构成了韩玲散文域界的通感。痛，而又意识到了，你脚下的根系就在一点一点生长！

《康家地》在写作的价值向度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虚构的向度。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批评家李敬泽认为，非虚构是当下作家不应回避的精神向度，它是一个作家置身现实、根植大地的向度，也是一个作家远离二手经验，重新审视体验与超验，厘定文学最大限度依托事实、着眼未来的一次自我确认。在我看来，非虚构写作的成功与否，除了遵循以上原因，方法论上还在于对“跨文体”的娴熟运用。韩玲在多次穿越沟壑、深犁高原的过程中，她已经进入到非虚构写作的畛域了。《大唐松州的寂寞与繁华》《在北京，以唐卡的名义》《青海的天空》《西行记》等篇章，明显在向非虚构靠近。不足之处，是在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合与离、史料叙述与文学叙述的转换方面，尚存在生硬、镶嵌之处，因而有些地方显得突兀。

在风物、景观之中，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人的精神气韵投射于它们，或从它们的内部投射出了人文的辉光，从而赋予了风物、景观以生命。韩玲描述的藏地的多个人物身上，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股来自藏地白铜一般的暖照。她写《老房子》里的婆婆与晚间择菜的灯，她写《病友》里高婆婆的慈爱对自己的影响：“一场痛成了往事，慈悲心却更甚了，当生命中有能量很高的人出现时，他的磁场会带动整个万事万物变得美好祥和，我相信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磁场中了。”写到了深处，又不失减嘉绒藏人的雍容与自尊。

2017年的某一天黄昏，夕光四散的西蜀坝子，韩玲与我、伍立杨、卢一萍、阿穆楚以及两位成都美女聊天喝茶。韩玲坐在拐角，她一回头，眼神里呈现出一片晶亮……这样的无垢凝视，在1990年之前尚未绝迹，如今仅能在旷野里惊鸿一瞥。我想，那些匿于虚无中的实体，必然是幸运的。处于一个眼眸只会分泌酒色的时代，对于这样的光，我只能肃然，只能目送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