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幽灵的太空飘荡

荣智慧

2018年6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国防部立即启动组建太空军的进程。他表示，太空军将独立于空军，成为美国武装力量的第六军种。

“美国必须主导太空”的论调不仅勾起了人们对冷战时代的太空竞赛的回忆；愈演愈烈的“贸易战”争端，也引发了人们对“新冷战”、乃至未来“星际战争”的恐惧和忧虑。

带有预测色彩的科幻作品，是集体心理的投射，和对这种心理的艺术性的表达。美国Syfy公司播放的电视剧集《无垠的太空》（The Expense）在科幻圈里得到了很大的关注，正是因为它探讨了在不远的未来，风险社会和文明冲突的现实性，太空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冷战时代的一缕幽魂，如何飘荡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之中。

太空歌剧

《无垠的太空》改编自詹姆斯·S·A·科里的科幻系列小说《苍穹浩瀚》，讲述了200年后的未来，人类殖民太阳系的故事。受到重力影响，身体结构改变的人类分化为地球人、火星人和小行星带人，并在争夺太阳系资源的过程中摩擦不断，最终导致了太空战争。该剧集获得了2017年雨果奖的“最佳戏剧表现奖”。

背景设定中，地球和火星一直处于对抗状态。火星殖民者脱离了地球政府的管辖，建立了火星政府，由于火星资源贫瘠，出于安全和生产的需求，火星政府加大力度研发先进武器，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军事帝国。

地球和月球组成地月联合国，也在着力刺探火星的军事情报，不肯在技术竞争中落后。小行星带处于两大阵营的夹缝之间，缺乏先进技术，也缺少生存资源。在备受歧视的情况下，他们多次组织武装抗争，并寄希望窃取顶尖武器，以此与大国博弈。

《无垠的太空》的线索由剧中的反派Jules-Pierre Mao埋下。Mao是太阳系最大的商业集团之一Mao-Kwikowski商贸的所有者。他的公司Protogen在土卫九发现了原分子（protomolecule）。他意识到该元素在制造武器上的巨大作用，暗地里串通地月联合国的副秘书长Sadavir Errinwright和火星的国防部长Korshunov，制造了“坎特伯雷号事件”，加剧了地球和火星间的猜疑，掩盖了自己对原分子进行的研究。

在秩序和正义两个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有人把这种状态称为“黑暗森林”。在过去是国家，在未来是文明，它们都成了在黑暗森林里摸索的、带枪的猎手。

原分子先后进入了各大集团高层的视野，这一具有颠覆性毁灭力量的生物武器，将改变太阳系两大阵营的政治均势，并彻底重写人类的生命形态。两位主角—警探Josephus Miller和船长Jim Holden在偶然间卷入其中，为了揭开笼罩在原分子上的谜团，他们步步深入，波澜壮阔的斗争画卷随之徐徐展现。

值得指出的是，以“太阳系人”自居的Mao的动机绝非一己私利。他希望通过对原分子的研究让人类的物理形态“再进一步”，成为真正的星际种族。一个细节是，他的私人飞船名为“观世音”。这也许暗示了其对争议性技术进行研究、应用背后“普度众生”“离苦得乐”的目标，也暗示了原分子改变人类形态，就相当于进入“极乐世界”的再生涅槃。但是，“观世音”同样讽刺了他不择手段，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牺牲小行星Eros上几十万人的性命进行生物实验。

《无垠的太空》有太空版“权力的游戏”之称，也被科幻研究者视为“新太空歌剧”的代表。它的叙事宏大，也更具野心，关注的是繁荣和贫穷、殖民和侵略、地缘政治与资源分配、官僚与战争。一方面，它似乎将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历史搬进了“近未来”的太空，重写了不同阵营再度陷入“囚徒困境”的悲剧故事；一方面，它也预示了比核武器威力还要巨大的未来新型武器的威慑作用，并没有导致“均势”带来的“和平”。

战争依然发生了。

未来战争

人们不止一次想象过未来战争的形态。

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标志的第一次现代战争中走出来的人类，无论是现在，还是200年后，似乎总是不能跳出托马斯·霍布斯所设想的“自然状态”—所有人反对所有人。这样的世界里，战争是永远不可避免的。

在冷战年代，科幻作品的主流大多反映了阵营对抗、古巴导弹危机以及人们对核战争、核辐射的持续焦虑。像1959年的电影《海滨》（On the Beach），改编自澳大利亚作家内维尔·舒特的小说，背景是在核战争中唯一未被摧毁的国家澳大利亚，人们以不同方式的对待世界末日。一片辐射云即将靠近这块幸存的大陆，人们在等待命运降临的同时，开始反思战争的意义。

1960年的日本电影《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怖的41小时》，讲的是美国将一颗原子弹误投在韩国，导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几乎变成废墟。虽然影片中所担心的核大战并没有变成现实，但依然令今日的观众能够审视当时产生的真实恐惧。

在现实中，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美国于1958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同年发生第二次台海危机。1959年，卡斯特罗在古巴取得胜利。第二年5月，美国U2飛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这一时期的科幻影片经常从灾难性的人类失误出发，反复渲染世界无可奈何的毁灭。

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1963）堪称经典。这部充满黑色幽默的影片讲述了一位精神有问题的美国将军，未经授权向苏联发动了战争—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同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色彩，那是美苏最接近战争的时刻。美国当局大惊失色，力图尽快撤销他的命令，画面充斥着急速切换的镜头、手持摄像机的晃动感。美国军官和苏联大使扭打作一团，坐着轮椅、装着假肢的奇爱博士则像极了导弹之父冯·布劳恩。

奇爱博士从人类即将面临的灾难中获得病态的兴奋，他的假肢似乎有生命，不受主人的控制，痉挛式地做出“希特勒万岁”的手势。007系列的首部电影《诺博士》（1962）与“奇爱博士”有异曲同工之妙。“诺博士”也装有两只机械手，这位中德混血的反派几乎是不留辫子的傅满洲，开着龙涂装的喷火战车，在神秘小岛上谋划着可怕的科学实验。

诞生于1968年的伟大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使人们开始醒悟：未来战争的战场就在太空。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1977）直接启发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星球大战计划”正式名为“战略防御计划”。它的核心内容，是以各种技术手段攻击敌方的洲际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的核打击。

《星球大战》系列既有罗马帝国时代的影子，也有刚刚结束不久的二战的余温。遥远的银河系里，反抗军集结在卢克·天行者和韩·索罗的周围，向黑暗的帝国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惊人的视觉效果使人们的太空想象有了依据：从屏幕一端缓缓驶过的巨大帝国“歼星舰”，用12秒差距跑完科舍尔航道的“千年隼”；形形色色的星球生存着千奇百怪的物种，卢克驾驶X翼战机击中“死星”的核心……

由于当时苏联拥有比美国更强大的核打击力量，美国担心“核平衡”的形势被打破，希望在太空实行多层次的导弹拦截和反卫星计划，来保证其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威慑能力。“星球大战计划”预算高达1万亿美元，其中存在大量无法攻破的技术缺陷，因此并没有能够完全实行。冷战结束后，这一计划也宣告破产。

在国际关系中，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民不具有相同的效忠对象，也不具有共同体的观念，对正义和合法性怀有不同的认识。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秩序和正义两个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有人把这种状态称为“黑暗森林”。在过去是国家，在未来是文明，它们都成了在黑暗森林里摸索的、带枪的猎手。

囚徒困境

战争真的不可避免吗？

在《无垠的太空》中，原分子武器和核武器类似，都导致了一种“恐怖的平衡”。它促使地球和火星同时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你攻击我，我可能无法阻止你的进攻。但你可能无法一次性地打击我所有的攻击武器，同时我拥有同样伤害范围的报复手段，所以，你不会首先对我发起进攻。”但和冷战稍有不同的是，原分子武器到底谁拥有、拥有多少，每一方都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

地月联合国的副秘书长Sadavir Errinwright和火星、Mao均有联系，掌握了最多的双方实力信息，他挑选信息曝光以左右秘书长的决策。在更多得知地球的安全困境后，秘书长做出了攻击火星“战略防御平台”的计划，试图掌握战争主动权。而火星受到第一波攻击之后，得以保存下来的轨道炮迅速做出报复回应，击中地球某南半球城市，死亡人数200万。战争宣告开始。

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乏沟通和信任，每个国家都只能努力维护自身的安全，但这样的结果是导致其他的国家感觉“更不安全”。

战争的动因一直是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核心。如果动因能够被分析、阐明，那么战争也许就可以避免。想要理解《无垠的太空》中战争为何爆发，或者说，未来太空战争为何爆发，理解历史才是最好的方法。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个例子。即使在21世纪，国际关系研究者对国家行为的了解，也未必超过公元前5世纪的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处于边缘地带的小国埃皮达姆努斯发生民主派与寡头派的内战，民主派向城邦国家科西拉求助，科西拉拒绝，民主派转向另外的城邦国家科林斯求助，科林斯出兵。科西拉被激怒，占领埃皮达姆努斯，科林斯向科西拉宣战。科西拉和科林斯均派出使节前往雅典，雅典介入战争。斯巴达担心雅典控制整个希腊，遂与雅典开战。

参与战争的每一方都是理性的。没有一方的行为是出于愤怒或骄傲，而是出于对另一方实力增强的恐惧。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提供了一个答案。对于每个囚犯来说，最优的结果是出卖别人，自己获得释放。次优的结果是双方均不招供，只坐一年牢。较差的结果是双方都招供，同坐10年牢。最差的結果是对方招供，自己沉默并服25年徒刑。在彼此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双方几乎不可能进行合作。即使可以进行交流，也存在信任、信用的问题。

与此类似的是，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乏沟通和信任，每个国家都只能努力维护自身的安全，但这样的结果是导致其他的国家感觉“更不安全”。如果两个国家坐下来说“你不扩充军备，我也不扩充军备，我们一起搞经济发展”呢？他们可能只是表面点头，实际上根本不敢相信对方说的是真话—冷战证明了这一点，近期的国际新闻也证明了这一点。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每一方做出的决策，是因为他们处于修昔底德所论述的“囚徒困境”之中。但囚徒困境使战争极可能发生，并不等于不可避免。战争与人的决策有关，偶然的因素和人的个性也是重要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在囚徒困境限定的范围内发生作用。

在如今这个窥见人类基因—“最后的隐私”或者“上帝造物最后的秘密”的时代，在诸核大国拥有足以将地球生命多次毁灭的能力的时代，在战争即将步入无垠太空的时代，人类会不会真正走向一个全面的、文明大规模倒退的血腥战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人类需要抱有积极意义上的、如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信念和愿望，做出放弃战争的选择。否则，另外一种“永久和平”就会呈现—那是一片寂静的坟场，收留着上亿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