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对美投资的逻辑

2018-07-10 09:37金焱
财经 2018年16期
关键词:王煜特朗普

金焱

2016年中国并购活动达到了历史峰值。中国以全球最大买家的万丈豪情在全球进行资产配置,动作频繁迅猛,几个大手笔收购引发了全球的关注。海外收购是企业获得海外经营资源、市场份额及相关技术的重要路径,对看到了趋势的人们来说也是捷径。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柯伟林(WilliamKirby)对《财经》记者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但它们的作为与西方的商业常识相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局限性有时如此之大,所以机会一出现你就必须抓住,否则机会窗口稍纵即逝”。

中国资本一路狂飙到2016年后掉头向下。特朗普上台后,中国赴美投资的机会窗口也一路变窄。6月19日有研究报告指出,2018年的前五个月,中国在美国的并购和直接投资仅为18亿美元,同比下降92%。

该报告称,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实施严格管控跨境资本流动,国内强力去杠杆、防控金融风险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中国投资严加审查,威胁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今年夏初,特朗普计划禁止众多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科技公司,对中国技术出口设置新限制的消息也变得密集。人们一度猜测6月29日特朗普会正式推出加强投资审查的措施。

6月26日下午,两条与中国在美投资命运息息相关的重磅新闻先后出笼,一是特朗普放弃对中国在美投资以及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施加严厉新限制的计划;二是美国众议院26日以400比2高票通过法案,收紧外国投资。

克里斯·布鲁斯特(ChrisBrewster)是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及合规性方面的专家,他在律师事务所Stroock&LavanLLP负责国家安全/CFIUS/合规性及其对商业交易的影响,他对《财经》记者解读这两条新闻时说,美国仍然对外资开放,但中国投资者想在美国高科技公司寻求更重要的战略地位会变得更为艰难,尤其是那些在国家安全方面已经发挥、或可能发挥作用的高科技公司。一些交易实际上就被划入了禁区。众议院通过的新法案意味着对中国投资更严厉的审查,CFIUS很可能更多地用缓解协议(mitigationagreement)为武器,加大一些交易的政府监管,哪怕是在交易获准通过之后。如果这些变化使中国投资者退出美国,那就不幸了。

6月28日,特朗普突然专程出席富士康的工厂动工仪式,并称赞富士康的投资建厂计划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不管特朗普如何对中国投资开战,开不开战,最终,中国投资者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對美投资的逻辑和策略,区分噪音和信号,来应对特朗普的冲动和反复无常。

在特朗普决定将美国投资审查程序保持在CFIUS涵盖的国家安全范围内后,国际投资组织(OII)总裁麦克莱诺(Nancy McLernon)对《财经》记者说,跨国企业在美国每天创造数百万个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并向全球客户出口近1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他们在美国投资,使其他国家借此在美国的经济成功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同时,保护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是可以兼得的。

又一敏感区:高校

中美敏感期,事态发展到美国高校和中国合作也变得非常敏感。6月19日,26位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美国教育部长,敦促她对中国从美国大学窃取研究成果和技术的可能性进行调查。议员直指华为公司,认为华为与美国高校的合作关系,给美国在创新和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带了很大的风险。

华为通过“华为创新研究计划”,资助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通讯技术、计算机科学及工程,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根据华为美国的官方网站,华为已与超过50家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以帮助创建下一代美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专家。

在中美投资和中美贸易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中国投资人,尤其是那些打算投资美国高科技和创新领域的投资人并未就此止步。

5月份,王煜全刚刚组织了前哨投资考察团,走访了美国东南部,沿途考察了近百个创业项目。

王煜全是风险投资人,同时是科技思想家,他提出了“美国科技+中国创新+世界市场”的“积木式创新”理论。他对《财经》记者说:美国有大量的教授,非常好的科技,他们组建公司、做一定量的研发,但若没有中国的量产能力来支持,就不可能形成自身的造血能力,很多企业还是会失败。教授拿政府经费做研究不一样,研究是不计成本的,但经营要计成本。这种时候中国往往会成为美国创新企业成功的临门一脚,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最后关键因素。真正的投资投到实效必须让业务发展起来,因此核心不是钱,核心很多是资源。

5月前哨投资考察团一行考察的重点是亚特兰大、北卡科研三角区和华盛顿三大创新区域,王煜全解释说,美国未来经济和中国最互补的部分其实不是硅谷——它属于模式创新,模式创新中国人也会;最互补的其实是在东岸,以工业为主。

他们参访了杜克大学等六所高校,王煜全发现,美国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地方有很多非常好的项目,非常贴近中国的地气。比如北卡州立大学,作为赠地大学(Land-GrantUniversity),校区的土地都是国家赠与的,这就意味着学校不光要搞科研,且有义务尽量让研究结合实际,并积极推动科研的成果转化,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其项目更实际、更落地,也意味着和中国更好合作。

美国真正的原创科技、基础科技创新分布在各高校周围。美国科技的特色是新木桶压力、长板压力,各城市非常强调自己的特色,它们靠自身特别强的优势才能发展起来,尤其要靠与本地高校科研优势的结合,从而搞相关产业的发展。

对比起来,中国这些年搞开发区虽有很多成绩,但大家互相模仿得厉害,和自己本地配套产业的适应性就弱一些。

中国创新想实现弯道超车,美国科技在创新的模式上则处于新一轮本质性的变革期和爆发期,王煜全把它称作积木式创新:以美国高校科技为依托,由私营企业或大企业来完成转化的过程,是了不起的创新的突破。随着中国的鼎力支持,这个模式会越来越透,有越来越多的合作,美国科技的转化速度会加快,科技不再被束之高阁。这一愿景使中国资本更加跃跃欲试,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则敌意更浓。

中国需输出新形象

王煜全在投资海外高科技企业方面相当活跃,先后投资了无线充电明星企业Witricity,先进制造机器人公司SoftRobotics,情感机器人公司HansonRobotics,还经常组织投资考察团。

他的考察团中,企业家占百分之六七十,投资人占到百分之三四十的比例。前不久这个考察团在签证时,四五十人报名,有12个人被拒签,远远高于平时10%左右的拒签率,王煜全说,这“非常非常罕见”。而一些美国教授计划好了要给考察团演讲,后来临时说抱歉就退出了,理由是时机不对。

中美的矛盾,从王煜全的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创新,至少在过去有很多抄袭的成分;另外,中国有摘桃子的心理,千人计划就是美国人眼里的摘桃子——在美国当了教授(或类似的高层次人才)就直接对接到中国来。

不过王煜全认为这种摘桃子也不是非黑即白,也有灰色地带,比如有些美国教授的科研成果不能落地,最后都选择到中国来实现落地。科研成果出来是一回事,转化成产品是另一回事,同样有付出,同样要冒风险。美国冒了前面的风险,中国冒了后面的风险,大家其实是一种协作。

中美投资的风格截然不同:美国新机会一出现,就有专业人士去操持,是精英体系。中国特色则是任何事情一热,不管懂不懂都一窝蜂上。以前几年中国赴美投资热为例,王煜全这样描述那时的乱象:什么人都号称到美国来投资,其实很多人没有实力、或者没有需求、或者没有了解,但都来了。忽悠老美一通后又消失了。

美国人投资非常忌讳“没有后续交往”,他们讲求建立长期关系。纽约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向王煜全抱怨,前几年中美关系热,中国人有钱的时候,大批中国人用各种名号与他们交流,交流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合影,合完影回国吹牛。

中国更大的价值是三个方面的结合:资本、市场和制造能力,这三者往往是一个创新企业同时需要的。但中国投资者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煤老板”的角色,鼻孔朝天,财大气粗,突然有錢了有时说话很横。“煤老板”们看到美国的创业项目动不动就说:你这个创业项目不错,你把这个科技原理给我搞清楚了,搞清楚了我就可以立刻花钱收购你/投资你。

这时候王煜全都要教育他们说,美国创业者未必比你穷,他们很多创业者是连续创业出来,只是用风险投资的机制来支持自身实现更好、更长远的运转。在美国只是一个生态,真正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另外,看到人家公司小就盲目收购,就算想投钱,也不能当场听完了就拍板,就算自己家的钱也不能这样瞎造。所谓吹嘘投资电梯原理、三十秒说清楚事儿,很难说三十秒钟能看清楚什么,那么多钱砸进去,风险很大。

王煜全总结说,中国赴美投资者现在承担了中国的好和坏,在这个节点上,中国要学会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中国的投资考察就应不仅限于看项目、找合作,还要学创新是怎么回事,理解创新的生态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从现在开始中国只输出好,不输出坏,一点点扭转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特朗普在投资和出口限制问题上态度软化后,王煜全认为事情反复的几率非常大。他说自己对美国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的政策不抱任何幻想,对美国的整体环境不抱任何幻想。

短期内特朗普的政策带来了很多问题、很多麻烦,但长期来讲王煜全是乐观的:一方面,前两年发展的太热、鱼龙混杂,什么人都跑美国来讲故事,这两年清静多了,愿意留下来的都是真想干事;压力还有一个好的副作用:在国际贸易上中国积怨很深,冲突不是一天、两天。但以前贸易冲突时,对方提高贸易壁垒,中国就继续降价,对方再提高关税,中国就再降价。现在可能倒逼中国走其他国家的道路,直接到美国来投资办厂。

美国佐治亚州政府驻华投资首席代表、美国各州驻华协会会长林新伟也说,到美国设厂是应对贸易摩擦的可选项之一,在美国直接投资并雇用技术人员进行研发或者生产不但不会受到美国各类监管的限制,反而被各级政府鼓励而享有一定的优惠待遇。

虽然这不能完全解决当前贸易投资限制下的各种不确定性,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中国企业最终走出国门,把国内的生产能力和经验带到国门之外必须经过的挑战。

现在中国有了富一代、有了创一代,未来20年则会因此形成“跨一代”,就是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企业家。

更好地讲中国故事

中国投资进入美国的成本大增之际,一些变化已经在中国投资者身上出现。普华永道(PwC)并购交易部合伙人柯特·莫尔登豪尔(CurtMoldenhauer)对《财经》记者说,他的中国客户自年初已开始重新思考境外投资收购,他们开始对进行少数股权投资更感兴趣,对与美国公司合资、合作更感兴趣,这些路径对他们而言,是实现投资目标的更好途径。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期间白宫内部在商讨对华政策选项上,经历了各种内耗和内斗。其间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等贸易政策鹰派呼吁在投资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但强硬路线遇到的法律技术问题是,该投资限制计划拟使用《1977年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该法赋予总统广泛权力来应对“非常规和特殊威胁”——该法案常被用于制裁恐怖主义行为,将其用于贸易争端有过度使用之嫌。

林新伟对《财经》记者说,贸易战的阴霾带来的影响有正有负。

负面影响比较好理解,林新伟说,他手中的一个项目被叫了暂停,因为谈投资的中国客户认为目前情况不太明朗,希望再观望一下;另一个项目也要求观望,虽然原因并不直接与贸易摩擦相关,而是市场和定价的考量。他们表示,在做了更详尽的市场报告后,认为目前美国/北美市场针对他们产品的市场容量不算是特别大,价格的定位也未达到他们的期待值。

硬币的另一面,投资限制的威胁也带来了推动作用。

林新伟说,有些投资项目若放在以前,推进的速度可能会再放缓些,现在就忽然大家有了紧迫感,希望能够更快地往前推进。

此前,美国政府曾对一些行业的产品设限。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光伏大国,光伏产品就屡屡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角,因此,近年来中国光伏企业努力的方向就是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对中国输美轮胎也采取过特殊保障措施。

去年中国最大的轮胎制造商之一的森麒麟轮胎在佐治亚州投资设厂,林新伟就是项目的接洽人和促成者。他此前负责的另一个项目是佳通轮胎。林新伟说,中国轮胎行业企业之所以有一些决定到美国投资,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生产的轮胎完全没办法卖到美国市场。

对于中国企业的老板来讲,毕竟美国市场对中国很多大到行业、小到企业来讲都是强大的出口市场,有些甚至是排名第一的出口市场;在双方贸易紧张局面升级、贸易战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可能性加大的前提下,为了避免自己的产品或被加征关税,或者完全被排斥在美国大门之外,一些完全没有考虑要到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现在开始在战略决策角度考虑在美国直接投资建厂,规避风险。

比较起来,林新伟说,现在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关注度要明显高于前几届美国政府,他们相信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中美贸易紧张带来的不确定性。

王煜全5月带队的投资考察结束后,他说,好几个投资项目已在对接之中,其中一个在国内做可穿戴的企业家,在旅行结束后又飞回去住了一周,和北卡州立大学纺织学院深度沟通。“他其实很兴奋,说这个项目已经很现实了,就是迫不及待地要带回中国对接起来就好。”王煜全说。

美国的强大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实力,在王煜全看来,美国科技企业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带动了美国的富强,一方面它加大了贫富差距。

不过科技的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其负面作用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有中国在。所以在美国,王煜全讲述的中国故事的精典版本是: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而不是敌人,科技发展越来越快,美国现在的矛盾是创新企业挑战传统巨头的矛盾。创新企业挑战巨头相当于美国独立战争美军打英军,中国是帮创新者打英军的,是盟军,是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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