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相军：未竟的申诉

刘畅

1991年，17岁的少年贾相军被判定为一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入狱19年。27年来，他坚称自己遭严刑逼供，定罪的依据均空口无凭，没有直接的物证。不断申诉，却始终连自己的案卷都难以查阅。今年6月中旬，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安排专人团队复查该案，僵持的局面，终有进展。

在新改建的房子里，贾相军夫妇抱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

17岁“自投罗网”

一地烟头，越积越多。说起27年前的强奸杀人案，贾相军手中的烟就成了惊涛骇浪里的救生圈。自被判入狱便不停申冤，刑满释放也近8年，狱中患的白癜风已将这个中年人的面容染得斑驳。翻案近日似有进展，他在宾馆里向记者们讲述自己17岁以来的遭遇。屋中烟雾缭绕，一如至今仍扑朔迷离的“真相”。

1991年的夏至，正是山东聊城市北杨集乡宋刑庄收菜的时节，跟舅舅一起卖烟的贾相军，回到村里帮父母干活。6月24日早上8点半，他已经把自家地里摘的菜都卖光了。他将板车放到舅舅家，拿着身份证，独自去朋友家门口会见警察。一位身着便服的人带他前往聊城市公安局的保卫科询问情况。

贾相军是前一天从发小贾鸫口中得知传讯消息的，为的是一个月前的强奸杀人案。在聊城市东南郊的龙湾村北，京杭大运河西侧的环城湖边有大大小小的鱼塘。5月23日，村民抽水时，其中一个鱼塘里浮现出一具捆在自行车上的年轻女尸。丧命的女子身穿一件黑色夹克衫和牛仔裤，留着披肩长发，被发现时已全身膨胀。尸检之后，警方断定此女生前被人捂住口鼻、扼住喉咙，遭到强暴，终窒息而死。贾相军记得，这座80万人左右的小城里杀人的事少之又少，而女尸被发现时，市里还有一人因为争执，用台球杆打爆了另一人的脑袋。接连的命案在市里掀起大波，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警察联想到两日前龙湾村接到的一起报案，报案人的妹妹自5月20日下夜班便一直未归，再无音讯。公安局辨认后，认定女尸正是失踪的张桂玲，只有20岁。贾相军认识这位年初来此打工的东北女孩，她比自己大三岁，他们都曾在隆昌贸易楼做过数月的临时工，有过短暂的交集。警方发现了这层关系，拿着死者照片向贾鸫确认后，让他转告贾相军，“跟警察谈谈”。贾鸫曾让贾相军逃跑，贾相军说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歪，“我都没去过案发的地方，想警察找我可能就是了解下情况”。

他那时正过着最无忧无虑的生活，本就身材高挺、相貌堂堂，家里收成还好，自己在市里卖烟，挣钱多又轻松，晚上有大把时间和朋友玩，时常与贾鸫一众发小，住在贾鸫看管的仓库里。抱着帮忙的放松心态，他告诉警察，贸易楼的一个员工怀孕，让他去顶替几个月，当年1月，他曾与死者共事过一个月，后来自己就去卖烟了，只在3月前又在路上碰到过她两次。但笔录并未就此结束，警察又问他近几天在做什么，一个月前在做什么。“让我仔细回忆5月20日晚上的事，谁还记得清？”贾相军惦记着回家摘菜，就要起身离开。

宋刑庄路边纳凉的村民

“那就在院里好好想想吧。”警察不让走，贾相军才感到另有蹊跷。

“我先被铐在院中的水井上，又被铐到有蚂蚁窝的树上。”贾相军大声疾呼，遂被带进屋中，铐在暖气片上，挨着巴掌。晚上冒着细雨，他被转至公安局，双手分别被铐在床帮上。第二天一早，穿白大褂的警察取走他的唾液和血，又做了手模和脚模，复写笔录。6月27日，贾相军被刑拘，他被送往看守所外的审讯室。贾相军的噩梦开始了。

审讯室是一溜瓦房，贾相军见到院内十几名警察，有的光着膀子，腰里别着枪。审讯室里叫喊声震天，他被单独关在一间不见光的屋子里，七八个警察分成三班，不分日夜地让他认罪。“‘你要不认罪，揍死你送卫校700元解尸。警察抓着我的头往墙上撞，头、鼻、嘴鲜血直流，牙被磕掉三块。”拳打脚踢、电棒殴打、跪碎酒瓶子，贾相军被轮番“伺候”。而警察软硬兼施，告诉他即使认罪，未成年的他判刑后也可病保出狱。但头几天里，贾相军从未松口。

“我尝试过自杀。在看守所的院里，趁警察不注意，一口吞下一块指甲盖大的碎玻璃，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贾相军经受了七天七夜不眠不休的拷问，下巴被砸到水泥地上磕开，血流满面后，终于崩溃。承认杀人后，警察开始帮助他“回忆”强奸和抛尸的细节。贾相军记得，警察拿出一串钥匙，说是他扔的，贾相军已是待宰的羔羊，一口答应。而警察问他作案时周围有什么动静。“我说：‘有人经过。‘不对。接着就给了我一下。‘是不是有狗叫？我连忙应声。”

从审讯室转到监房，贾相军仍没少挨揍。“头发蓬松，眼神发呆，腚都打黑了。”他的狱友在一份证言里写道，贾相军晚上总在梦里说“打死我吧，我不活了”。而8月里的一天，提起公诉前，他一早被押上卡车，胸前挂着“强奸杀人犯”的纸牌，与挂着“盗窃犯”牌子的人一起，绕着城区游街示众。“我被警绳捆着，武警可狠呢，動一下就打，中午游街才结束。”贾相军起初希望有熟人看见，但他不敢抬头，不敢出声，很快就不再奢望。他难以感受周遭的动静，耻辱、麻木、绝望。“再不会有人相信我了。”

屈辱与觉醒

贾相军在老宅祭奠父母

贾相军的父母从电视里见到了游街的儿子，在他们看来，儿子已“失踪”一个多月。这段时间里，他们开始并未在意。直到出事三天后，贾相军的父亲贾丘问贾鸫，才知道儿子被带去了保卫科。他去要人，险些被行政拘留。警察不请自来，一次次到贾家搜查。贾相军的母亲念霞乃一介村妇，一见到警车，就吓得藏进被子里。但怕归怕，她家三个孩子，数老二贾相军最老实，没人信他有杀人的胆儿。可她能见到儿子，还要等再过四个月，贾相军被判刑之后。那时，她已经疯了。

当年10月22日上午，聊城中院开庭。贾相军回忆，在庭上不论是检方的指控，还是法官问话，他只是哭。当时除了公检法的人，还有两个律师，其中一个是贾丘聘请的，“律师拿着一张纸念，说我未成年，希望量刑时予以考虑”。庭审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合议庭当庭认定贾相军犯强奸杀人罪，因作案时未成年，从轻处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警于是押着他走出法院大门，书记员突然追过来，隔着十几米问：“上不上诉？”他开始没回答，法警提醒他，现在成年了，上诉可能会改判死刑。等书记员走到他面前，他便回答不上诉，签字按了手印。同年11月9日，山东高院下达刑事裁定书，核准中院一审判决。一个多月后，贾相军转入聊城监狱。

一审判决下来不久，话本就不多的母亲逐渐不再理人，整日念叨“我儿子没做这样的事”。年底，一家人探监。贾相军说，他的父母听着他哭诉自己的遭遇，看到他衣服下面的伤痕，“我妈拉着我的手，说有鬼缠着我，让我跟她回家。我知道她的精神已经很不好了”。

然而，贾相军自此从绝望里缓了过来。“就算为父母，我也要活下去。”為了申冤，他全力提高自己的素质。原先从不读书看报的贾相军，在狱里把报纸视作珍宝。“各种报纸，我都会要来看，别人不给，我就用方便面和他换。”他把跟冤案有关的报纸珍藏起来，其他的废旧报纸用来练字。他让狱警帮忙报了专修学校的函授班，“全是为了写申诉状”。“会写字不够，还得知道怎么写。”为此，他又学习法律，上了两个函授大专。

但1991年底时，被抓起来半年后，他却对自己的“作案经过”和冤屈降到自己头上的原因仍一头雾水。直到次年1月，一名狱友将一份贾相军刚刚招供后就登出的当地报纸递给他，上面有一篇侦破强奸杀人案的纪实通讯。“我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那篇名为《智破疑案壮我警威——聊城市5·20重大强奸杀人案侦破纪实》的报道中记述，贾相军曾多次写求爱信追求张桂玲，均被拒绝。5月20日早上，他碰到张桂玲，聊天中得知她下班很晚，提议送她回家。晚上10点半，张桂玲下班，二人相遇。行至运河堤旁，贾相军开始拥抱张桂玲，并企图发生关系。张桂玲拼死抵抗，但贾相军压住她，堵住她的口鼻，扼住她的脖子，发泄兽欲。张桂玲的头猛地向后一停，断了气。慌张的贾相军把她兜里的钥匙扔进南侧的湖里，用她的腰带把尸体捆在自行车上，沉入养鱼池底。他在狗吠中逃离现场，到运河堤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来到贾鸫看管的仓库，假装前一晚同贾鸫和另一位好友马东睡在一起。

贾相军细数其中的“谎言”，动机和作案时间是引火烧身的关键，它们源于一张示爱的纸条和一张卸货单。他承认与张桂玲同事期间，给她递过一张纸条，但那是他的一位熟人梁虎想追，怂恿他转交的，他只记得落款是自己的名字，不过也懵懵懂懂地照做了。“我从没想过追她，何况4月时家里做媒，我已经和一位姓肖的姑娘定了亲。”而5月20日案发当晚，贾相军并不是假装与贾鸫、马东睡在一起，假造不在场证据。贾相军回忆，那日前后的一周，他们都住在那个仓库里。“报道中说贾鸫、马东一致否认，又有一张20日的卸货单，上面有另外两个人的签名，当晚是他们四个住在一起。但是审讯时，我见到过那张卸货单，上面分明写的是21日，而且20日那天，本来就住了5个人。”

贾相军的代理律师周泽（左）、杨学林

当年，他把这些疑点告诉来探监的父亲。贾丘也有一份相同的报纸，他在报纸上把每一处虚假的证据都画线、编号，3000字的通讯标记了近30处。为了逐一反驳，他询问证人、模拟现场的作案路线;托关系找人，探查案卷中的举证;买来40多本法律书研究法条;与贾相军探讨物证中的漏洞。

“狱友提醒我，现场采集到精斑或血液，只要比对血型，就能确认是不是凶手。与父亲见面时，我就把这些告诉他。”贾相军记得，为了留下刑讯逼供的证据，他还请狱友写下见到他伤痕累累的证明，摁上手印，在父亲来探监时，趁狱警不注意，与写在报纸上的材料一起，扔给三米高玻璃围挡外的父亲，贾丘把材料藏在裤裆里，带回家去。而有一次，贾相军的弟媳妇带来了照相机，在和他通话时，照下了他缺了的牙和下巴上的伤疤。“照相被狱警发现了，但我爸坚持说是为了给家里老人留个影，最终也没有管。”

传递着信息和材料，父子俩在监狱内外相互扶持，踏上漫长的申冤之路。

狱里狱外的申诉长跑

“我的思想是干净的，不需要改造！”在监狱里，贾相军身上的伤口逐渐愈合，但他始终拒不悔罪。“记得有一次，监狱床头牌的案别上，写着‘强奸两个字，我拽下来扔在地上，和狱警们激烈地争吵。”心里苦闷时，他就跟狱友打篮球，或是在日记里向母亲呼喊。而更多的时候，他看名人传记，给自己打气。“邓小平、彭真，还有南非的曼德拉都进过监狱，跟他们相比，我也不能放弃。”

在狱友眼里，贾相军待人随和，却十分怪异。干完一天的活，别人打牌、看电视，他写申诉状、看报学习，并不会让他显得有多格格不入。但他干活不要工分，后来不干活，也不要减刑，而狱友之间聊得最多的也正是这些。“连减刑都不要，让人无法理解。”崔西与贾相军在狱中相识11年，因他是大学生，贾相军与他十分亲近。“他只聊冤案，没多少人搭理。”崔西回忆，狱里的人对他的申诉不抱希望，也无所谓是否有冤屈，但见他坚持久了，也心生同情。“高院来人问过他，后来又没了音信，大家替他惋惜，说他‘又没把握住机会。”

贾相军将困难看成对自己的磨砺，越来越沉稳。崔西记得，刚与贾相军接触时，他一听说法院要来人找他，“非常亢奋，走路都不稳”，其他狱友激他，他也会着急。但后来他把这些看淡了，只专注于冤案，一遍遍写申诉书，申诉没有进展就写血书。他对自己被刑讯逼供的经过、案子中的疑点、申诉相关的法条、法院的回复，乃至承案的法官、警察的名字、履历，都倒背如流，甚至聂树斌一类冤案的来龙去脉，也了如指掌。

“狱警大都知道我会配合他们工作，不逃跑、不惹事，但必须申冤。”贾相军告诉我，监狱后来给他安排了相对宽松的申诉环境。父亲探监时，他把冤案平反的報纸拿给父亲，相互鼓励，还会指导父亲上访的步骤。崔西记得，每次和父亲见完面，是他最高兴的时候，“感觉又有了希望”。

在监狱外，贾丘扛起了所有重担，“屈打成招”成了他在村中的口头禅，他的家被日复一日的申诉、上访拖垮。

“他家原先在村里属上等，夫妻俩都能干。”贾南是贾家的邻居，比贾丘年纪轻些，他说，贾丘一直是村里的小队长，特别要强，处处和别的小队比，人家有拖拉机，他也要有。这股心气用在自己家里，他种菜一绝，媳妇种得一手好棉花，“别人一亩地要是能挣一千，他家就能挣两三千”，20多年前盖的砖房也是当时村里数一数二的“豪宅”。

可自打出了事，他跟村里人的话题便几乎只有冤案。“他也顾不上种菜了，跑完聊城奔济南，去完济南上北京。”贾相军的弟弟贾淳回忆，父亲把列车时刻表抄在一个本上，专挑便宜的坐，“有一班去北京的火车才31块钱”。但为了筹钱上访，家里还是得卖树、卖粮食，“有一年揭不开锅，只能向邻居借粮吃”。而他不愿提自己的苦，唯有一次去北京上访，在济南被关了一个月。贾淳到聊城火车站接他，见父亲饿得面黄肌瘦，回家后却只能就着酱油汤吃馒头。

村里人嘴上同情，心里却因为法院的审判而将信将疑，更有人刺激贾丘，“还队长呢，儿子都进监狱了”。贾丘气得不吃不喝，回家倒头就睡觉。比贾相军小三岁的贾淳受歧视最深，他在学校里被叫“强奸犯的弟弟”。学校待不下去，家中断了收入，大哥又常年不在家，贾淳17岁便外出打工挣钱，家里只剩下精神异常的母亲。

据村民们说，念霞从没和人吵过架，“贾丘跟人闹矛盾，她都向着外人”。但儿子入狱后，她不但不认人了，自理能力也丧失了。贾淳记得，父亲上访时还要给她做饭，但母亲后来出门就走失，还曾经跳过河，被村民救起才捡回条命。他们不得已，只能把母亲反锁在家里。“她很害怕，想逃出去，慢慢连饭也不会吃了，给她留包方便面，她要不直接吃了，要不就用凉水来泡。”

贾丘顾不了妻子，咬着牙也要去申冤。贾相军算过，在他入狱期间，贾丘到聊城中院、山东高院申诉180余次，赴最高法院、全国人大等中央机构上访50余次。除了上访被送回，聊城中院在一审判决后两次驳回申诉请求。1997年时曾出现过转机，最高法院给山东高院发内部函，认为原裁判事实不清，要求查明。贾丘高兴，跟村里人说“年内孩子就能平反了”，等来的却是5年后山东高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

直到2010年12月21日，三次减刑后，贾相军刑满出狱，他回到老宅，见母亲独自坐在院中。“她身上脏兮兮的，我在她面前跪下，哭着告诉她，儿子回来了，她却只是呵呵地笑。”贾相军说起案情，激动时会站起来手舞足蹈，而只要提起母亲，他就会落泪。“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阅卷无门，27年原地踏步

贾相军出狱那天，村里来了10辆车接他。虽然过了19年，贾相军的样貌变化不大，短头发，白白净净的。贾淳说二哥对外面的世界有些陌生，“没见过汽车，把车门都拉错了”。城中高楼的起伏变化，他只是一扫而过，头等大事是去照相馆，昂起头，把狱里拍过的门牙和下巴的伤疤又照了一遍。

回家看过母亲，村里摆了十几桌欢迎他。村中的老人都认得他，和贾相军年龄相仿的也变化不大。贾南说：“那时也没人想案子，只觉得是自家孩子终于回来了。”席间，他们塞给贾相军钱，他也不要，再塞给他，他就扔在地上。后来有人帮他捡起来，有四五千块钱，硬交给他，他才收下。“我家已破败不堪，墙塌了，我回来时也无法再住。我拿那个钱买了辆摩托车，当搬运工、装修工。”贾相军知道，他要接下父亲的重担，申冤、养家。

贾相军开始尝试适应新事物，学着用电脑、手机，回来三个月就结了婚，“对象带着两个孩子，没有嫌我穷，也知道我坐的冤狱”。贾相军打工赚了些钱后，在老宅旁边盖了自己的房子，但条件很差，屋里脸盆里的水，冬天都会结冰，冻得老婆孩子盖着头睡。“老婆抱着孩子哭，我就安慰她日子会好的。”

在村民看来，日子虽苦，但贾相军变化不大，仍待人和和气气，春节时还帮写对联，只是出外打工，与村民交流不多，不会像他父亲一样谈自己的案子。只有贾相军自己知道，那是他有意为之。“村里人聊天无非就是闲话，对我一点用也没有。”曾经的闲言碎语对父亲和弟弟的伤害，令贾相军心中仍有芥蒂，他觉得村子如今只是他居住的地方，别人问他案子，他会礼貌地拒绝，“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

那些曾经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人，贾相军四处寻访、核实。他找到贾鸫，得知发现尸体后，警察抓进去很多人。他被捕后，贾鸫也被拘留了一个月，询问5月20日晚上的事。“他们拿警棍、电棒吓唬我，说别人都说贾相军晚上没一起睡，怎么就我说的不一样？”贾鸫说自己听警察一说，心里害怕又没底，就改了口供。贾相军回来后，他和马东把当年5月20日晚，他们在仓库里一起睡的事写成证明，摁上手印。

作案时间的证据被“突破”后，贾相军转向自己的“作案动机”。关键的证据来自山东高院在1991年11月的复核报告。报告中记述，他住在龙湾村的远房表姨、表姨夫当时说，贾相军在同张桂玲谈恋爱，还让他们帮着提亲。而在本刊采访期间，贾相军当着记者的面，跟表姨通话，他们夫妇二人表示：贾相军有次问起过那个人，但从未提亲，也不知他在同张桂玲谈恋爱。

不过，包括复核报告在内的所有材料中，证言的出入并非最关键的问题。2014年9月，经其他律师介绍，贾相军拿着材料到北京找到杨学林律师和周泽律师。他们发现，复核报告里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被告人的口供与尸体检验、现场勘查等情节吻合，“大量的间接证据可以认定是贾相军作案”;又在通讯里看到“十余名干警吃住都在看守所，拉开攻坚战的序幕”和“审讯又持续了7天”的表述，觉得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认定贾相军是“活着的聂树斌”，没有丝毫直接物证，仅凭口供就定了罪。

两位律师免费接下案子，却遇到层层的疑惑和阻碍。

“复核报告里说，尸检时提取出少量精斑，但因泡在水里时间过长，无法验出凶手的血型。但发现尸体是在案发三天后，时间并不长，且按理说，精斑更难检测，能测到精斑，就应该能测出血型。”杨学林向我细数他的困惑。他们随贾相军勘查案发现场，龙湾村如今已成高耸的龙湾小区，那片水域仍在，芦苇已有一人多高。他们发现，贾相军认罪后，警方并没有带他到现场做过辨认，这在他们看来十分反常。“即使在逼迫下，聂树斌案也进行了现场辨认。仅凭口说，怎么能保证路线的真实性？”

本刊记者致电当年聊城中院的审判长，得知因年代久远，他已“不记得了”，复询问聊城市公安局，被转至东昌府区公安局，未得回信。杨学林告诉我，相比于聂树斌案，此案没出现“真凶”，若想翻案，只能从疑罪从无的角度入手，证明“没有不能启动疑罪从无的证据”。当前遇到的困惑，检验贾相军的说法是否属实，需要案卷来解答，或是从中找到直接能够否定的贾相军犯罪的证据;或是找到案卷中有罪供述，同当时证人证言的矛盾之处。但是，27年来，賈相军和他的律师从未看过案卷。“之前没有让被告人看过案卷，就驳回了申诉，他们驳回的依据是什么？”周泽十分不解。

然而，自2012年至今，贾相军赴聊城中院和山东高院37次，希望阅卷的请求均被拒绝和推脱。“我从业16年来，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周泽回忆，2014年他们接到山东法院通知，在聂树斌案阅卷同一天，赴山东高院阅卷。法官从门口把他们接到信访大厅等待，立案庭的庭长告知他们，没有立案前，律师阅卷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当即拿出一本《刑诉法》给他，没有找到相关法条。”又说即使律师无权阅卷，贾相军作为当事人复制案卷是没有争议的。“他起身请示领导，回来后说：‘阅卷问题以及申诉能否受理问题，他们研究有分歧，当天不能定。”此后，相关负责人便一直不在。经本刊证实，山东高院最近告知他们，承办法官出差，但已组成团队复查贾相军的案子，尚没有案号。

“律师的责任就是为立案和审判提供针对性的意见，不让阅卷，案件都不了解，我们怎么写申诉状？倘若案卷中没有问题，律师还能够帮助做当事人的工作，建议他不必申诉。”周泽告诉我，从代理律师的工作来看，他们原地踏步了四年。这四年里，贾相军做上了小包工头，自己的亲生女儿刚刚出生，而他的父母已相继去世。

（文中除贾相军外，其余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