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糖杀人案”改判无罪背后，一起持 续二十年的司法辩护

王巍

6月1日下午3点，江西省高院对“毒糖杀人案”再审宣判。法院以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审裁判，改判原审被告人李锦莲无罪。李锦莲已经服刑十九年。

1998年，江西省遂川县村民李锦莲被控投放加有老鼠药的奶糖，导致同村两名孩童死亡，在经过一审、终审之后，李锦莲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李锦莲案从发生到再审改判无罪的二十年中颇多曲折。案件背后有三代律师、多名法官以及人大代表持续的推动。

缺证、孤证与有罪供述中的“连”与“莲”

1998年10月，在厦门一家布厂打工的二十三岁女孩李春兰接到江西老家的电话——母亲突然去世。踏进家门后她才发现，母亲猝然离世与父亲李锦莲被公安带走有关。李春兰听村里人说，父亲与同村肖某有不正当关系，在桂花奶糖中放入毒鼠强，毒死了同村肖某家的两个男孩。

在李春兰的脑海中，父母感情很要好，更无法相信，父亲是下毒杀人的凶手。1998年，李春兰委托了朱中道律师帮忙代理父亲的官司。

今年八十三岁的章一鹏在吉安地区做了二十八年检察官。1997年退休。“朱中道是我中学同學，当时他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一同代理一起发生在遂川县横岭乡的杀人案。”章一鹏说。看到案件的证据后，他的感受是：“要是我还在任，这个案子肯定过不了，起诉不了！”

在章一鹏看来，案件的几个核心证据都存在很大问题。首先，作案工具即掺了老鼠药的桂花奶糖来源不明。案卷材料显示，警方曾调查了遂川县一对店主夫妻，两人明确表示，李锦莲曾在其店内买过米和白糖，但没有买过桂花奶糖。

其次，关键证人的证言是孤证。在李锦莲案件的证据材料中，能直接证明李锦莲犯罪的一份证言来自村民袁头仔，她说自己当时在本村大屋场三岔路口，听见李锦莲对其儿子讲“去解小便后”，朝肖某（受害男童母亲）家方向走去。

对于这份证据，章一鹏认为疑点重重。根据走访调查，可以确认这个袁头仔与李锦莲在村里素来有矛盾;而袁头仔的证词没有旁证，属于孤证。

最后，办案机关提供的、可以直接认定李锦莲犯罪的证据，是他在侦查阶段的十一次有罪供述，而章一鹏留意到，李锦莲在十几次的供述中，有时签名是“连”，有时签名是“莲”。在第一次会见中，他向李锦莲提出了这个问题。李锦莲的回答是：“莲”是真话，“连”是假话。

律师、人大代表、法官合力

1999年7月6日，江西省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锦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锦莲上诉后，2000年，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律文书中，对于奶糖的来源，有‘县城市场、有‘遂川县城;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制作毒糖、丢糖投毒的目击者，制作毒糖的工具，出现了‘火柴秆（二审裁定书）、‘木柴秆（起诉书、一审判决书）等多种不同说法，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判决书的用词怎么能这么轻浮呢？”章一鹏说，毒死两个孩子，不判死刑，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法官心里也没底。而忽视证据中的问题，是办案人员缺乏“责任心”。

二审之后的李春兰，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为父亲申诉。而作为吉安籍人大代表，北京中医医院原院长李乾构，自2002年起，连续五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以代表意见建议形式，呼吁最高法院重审李锦莲案。2011年，该案被最高法调卷审查后，江西高院决定再审此案，但再审结果仍为死缓。

此后，朱中道找到了老校友，曾经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的张泗汉，张泗汉参加并组织专家论证，并且在2014年李锦莲案再审后，形成了法律专家论证意见书。专家结论认为“此案是一典型的存疑案件”。该意见书此后被呈送到最高法院。

2017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锦莲案进行再审。2018年5月17日，章一鹏在妻子的陪同下坐火车赶到南昌旁听庭审，从现在回看过往，这位已经八十三岁的老人感慨道：“我时间不多了，这个案子完了，我的人生打了句号，画了圆圈，这个案子不平反我死不瞑目”。而在此前的2015年，朱中道律师已经去世。

【原载《新京报》】

插图 / 无罪后，李锦莲（右）回到老家与妹妹相聚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