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散文中的贵州形象解析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562400）

“七七”事变后，全国各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情绪高涨。救亡图强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随即在昆明、桂林、贵阳等地建立分会。1939年，贵阳开售《文艺战线》《中国青年》等延安进步刊物，从而带动和促进了贵州文学的发展，大批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崛地而起，如《中央日报》（贵阳版）、《抗建》相继创刊。随着抗战不断深入，文人或路过或暂住在贵州，留下了一大批文学作品，如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谢冰莹、沙汀、艾芜、熊佛西、刘北祀等，来自不同地域的作家带着异域文化近距离的感受并体认这一城市，将中国文学中曾经默默无闻的“贵州”形象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中呈现。

而抗战时期的贵州，具有特殊的历史氛围和文化环境，一方面，它地处西南，在历史上属于“流放”之地，“荒芜”“野蛮”成为历代文人的集体无意识。但是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一大批文人涌入贵州，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带入这片未开化之地，对其旧的文化传统形成较大的冲击，这种新旧文化的相互联系和冲突，无论是于贵州这一城市还是文人都让其带有了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他的《文学中的城市》中所谈到的关于城市和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深刻的联系决定了对城市的一种阅读就是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而文本中的城市像我们呈现的文化历史等，既丰富了城市本身，同时也丰富了对城市进行文学想象的描述方式。

一、自然贵州——山国水乡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以山水比德始于孔子，他将“绘事”与艺、德、仁、道等相结合，开创了山水比德的先河。在《论语·雍也》中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一言论，体现了山水、仁智的内在同一性。山有其博大高深，其蕴含着正直，他拔地而起的简洁彰显着潇洒从容，他的沧桑，见证着他的伟岸、苍穹和持之以恒。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特殊的语境下，当全国大部分城市都沦陷后，文人们携家带口的逃亡和家仇国恨，让他们在历史大潮中肩负起了巨大的历史使命。而此时的贵州一时间成为了文人们眼中的焦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独特的贵州“山形”在文本中得以多重方式呈现。一方面，由于受到“山”的场域的影响，审美主体将主观意念投射在“山”这一客体上，从而使“山”意象既具有自然的属性，又带有了精神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看，“山”本是一种自然存在，但是由于在空间上的拔地而起和巍峨雄伟的外形，在时间上的亘古不变，使它成为了文人们的心灵栖息和精神寄托之所。

感受了“广袤平原”的文人们，初入贵州，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是那雄伟奇壮的高山，“贵阳位于万山之中，峰峦环绕……因为山多水少，所以号称‘山国’”沙鸥也持有相同的观感，没到贵阳城之前“饱览了无穷的山色”，一路上的高山让作者以为至少还是会有平地的，但是：“到了这山国中的贵阳城，还是四望皆山！”对于外来入黔的文人来说，在他们的意识里，既然是作为省会的城市，大抵应该是平原。而令人意外的是唯一较平的地方贵阳，用来作了省会，“但是，也还是在山谷里。”

山所呈现的印象，首先是“奇险”。张恨水途径贵州，对贵州高山之险是深有体会的：盘山公路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此处的盘山路趋势“屈曲而上”，而车是穿悬崖而过，下面是草木青隐，深远无底，在仅容两车并行的道上盘旋而上，雾又重，小孩们惊呼“入半天云上”。无论是从湖南入黔还是从昆明、桂林入黔，贵州的高山险路都给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特别是著名的二十四道拐，“在高山上共转二十四次弯之多。”这种时上时下，循环住复，着实“令人目跳心惊”。李长之经过二十四道拐时，觉其“让人惊绝”。而它的险是因其结构的“奇特”，这像之字一样的路，汽车在上面爬行，一共连着二十四次。而这的确是不能不让人“胆战心惊”。虽说奇险的二十四道拐让人胆战心惊，但面对“高”“大”的山峰所得到的力量的美，却使作者得到了一种情感的疏导，在这种山国的旅行，“是久居北方那种大平原的人所想象不到的”。紧接着作者用三个你决想不到来形容审美对象的独特，你“决想不到世界上会有‘没有平地’的地方”，光这一点来说，这于一直住在平原的作者来说，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一点了，但是，“你决想不到整日走，始终是在山里；”“你决想不到所见的完全是山岚青岩，而没有旷野。”而就是这种刻骨铭心的不可思议，给了观者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这种山色，让人忘了汽车颠簸之苦，让人忘了时常要帮着推动汽车之劳，让人忘了憩在那极其狭小的小旅店中的不舒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随着对贵州不断的解读，其情感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开始接触到山时的“胆战心惊”到三个你绝想不到，到最后连用三个“让人忘了”来表达这样一种力量之美对人心灵的净化，并引导人的情感宣泄。

山有厚重，水无常势，在大自然中，山和水因其外形秉性不同而构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形式，成为了中国文学中常见的两种意象。贵州虽是“山多水少”，但是在抗战时期，他却成为了文人们的“水乡江南”，这和“花溪”是不无关系的。于巴金来说，花溪是他们的媒人，1944年的5月8日，他和相恋了八年的爱人萧珊在美丽花溪旁一个名为“花溪小憩”的宾馆里情定终生，而花溪也见证了他们海枯石烂的爱情。“我们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在贵阳这段日子，巴金写出了被司马长风认为是“现代小说典范”的《憩园》，而他在贵阳中医院住院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也成为了他《第四病室》的写作素材。

在不少文人眼里，抗战时期的花溪就是世外桃源：有连绵不断的青山，有一望无际的稻田，还有一条穿镇而过的小河。当地人民自耕自食，“满田野的女人”唱着山歌，轻松而惬意。而文人们对贵州花溪“江南”式的追求也在大量作品中表现了出来：“山水幽静，俨然西子风光。”“西南何及江南秀？自是花溪独得名。”“春来休忆江南好，绿染花溪聊胜无。”这样一个曾经荒芜贫穷的贵州，在抗战时期成为了多少颠沛流离文人的梦里水乡，一个精神的憩息之所。

如果说山之“奇险”水之“静美”是贵州的外在形态的表征，那么，其“雄”“壮”则是其内在的精神表征。文人们未入黔之前，大抵有一个概念上的贵州。主要来源于文学史对它的描述和旁人对其的概说。如“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应该是较为深入人心的贵州形象了。在行将入黔之前，施蛰存就被朋友告知“公路险峻，土匪猖撅”，因此“余不觉惴惴，颇悔不由汉乘飞机矣。”刚进入贵州境内时，感觉终日行走于崇山峻岭之间，曲折迂回，突在山之巅 ，突在谷之底，“险峨之状，心目交栗”。而这种往还回旋，极限体验，让他“直疑在梦寐中矣。”一路深入贵州，经大盘山时，由于车陷入泥中，无法挪动，光靠车上四人是无计可施了，在这“人幽谷，出没万山中”的地方，“遥望对山有人家”，约半小时就邀来了二三十人，将车开出。其时，心存感激之情不溢言表，友人的告诫也被抛于脑后了，黔路上的诸多事情，改变了作者的看法，淳朴的山民，奇险的道路当是给作者最大的印象。行走在滇黔桂路上的同济，在他的《千山万岭我归来》一文中，通过对贵州山地文化的体认、感悟，从最初的认为贵州是一个“贫瘠不毛之地，荒凉无足观”的地方，进而发现“花溪一走，乃发现了崇山峻岭的雄放当中，更有清莹妩媚的隐伏。碧树，青山，流泉，绿野。有一个字可以形容——“秀”！花溪风景之“秀”可与江南任何名胜争衡。”故“愈觉中国之可爱”，而群山雄傲之下，顿觉“天之高，地之厚，中国之大，中国人之必定大有为！”

二、人文贵州

可以说贵州既是一幅绚丽的风景画，同时也是一幅奇异的风俗画。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贵州，自然有自己独特的民风民俗，最让外地文人好奇的是衣饰。在参加赶集的时候，林冰看到“光怪离陆”的服装感觉是“洋洋大观”：戴土耳其式的帽子的女苗民们……他们大多下身围一摺子短裙，走起路来左右摆动，“怪好看的”。在荒凉多山的贵州行走时，数小时见不到人家，而衣着奇特的众多的苗民同样引起了施蛰存的注意“男子裹头巾，突出于颅额间，如承盘；女子御黑色斜领衣，褶裥短裙，仿佛汉代装束。”同济也觉得苗民的衣饰“红绿斑斓，大有西班牙村女之风。”

虽说如前所述的雄壮秀美的山水强化了文人的家国形象，也勾起了他们浓厚的思乡之情，但是沿途所见的贵州高原地域原始的生活方式，极度的贫穷和落后却让他们触目惊心。作家黑子从广西入黔，看到的广西乡间的民房较为整洁，当地的老百姓虽苦，但是衣着至少还是朴素的，但是到了贵州就不同了，由于境内都是高山，交通非常不便，故“因之人民多故步自封，老死不相往来。”交易市场非常原始，乡亲们带来自己平日所中的一些农作物，在赶集的时候换取一些食盐布匹之类的，“其交易实质不脱‘物物交换’”但是在这种质朴和忠实背后，文人们也看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与愚昧，“人民直不知卫生为何物．且智识程度异常低落。作事毫无秩序，与新生活相去甚远。”而“‘穷’!‘塞’!‘愚’!”成为了他们共有的特点，

贵州发展的滞后带来了文化伤痛，但其淳朴的性格却给很多文化名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未到贵阳之前，熊佛西一直在犹豫，觉得“贵阳不是我们来的地方，即使来了也使我们有寂寞之感”然而，到了贵阳，由于好客热情的朋友，“这里不但不使我们寂寞，而且使我们有在此长住的愿望。”。贵阳给谢冰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找到了这么多热情的朋友，是的，有了你们，我才有留恋，才对贵阳发生特别的好感。”李长之由昆明经贵阳到重庆，最后到成都，一路行走，感到“贵州人很富有情感，很喜欢朋友。同时也很机敏，而常有风趣”。

虽说很多文人们从没有想过会踏上贵州这片荒芜贫瘠的高原之地，不管是处于自愿还是由于逃亡。但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语境下，文人们在救亡图强这一主导思想引领下，在这片未开化土地上奉行着五四新文化所标榜的启蒙主题，同时，贵州雄壮气魄的山地文化也在精神上也反哺了流离失所的他们，而他们对贵州的体认和书写，完成了对贵州这一形象的重新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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