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秦岭地区为例

(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人类的旅游活动与气候变化联系十分密切[1]。近年来,气候变化已成为旅游业研究的重要话题。世界旅游组织(UNWTO)早在第二届“全球变化与旅游”国际会议上提出“气候变化是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21世纪千年发展目标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因素”。在气候变化对传统旅游业造成冲击的同时,以保护自然环境和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生态旅游应运而生。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对生态旅游的需求,同时生态旅游的开展也成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关于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均为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要求。2016年3月我国发布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支持发展生态旅游[2]。

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和旅游发展的关系,学者们主要回顾了气候变化对旅游行业的影响,鲜有气候变化和生态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关于生态旅游行为,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游客作为旅游的直接参与主体,生态旅游主要表现在旅游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游客的行为由生态旅游动机驱动产生[3],这种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游客的生态旅游态度[4,5]、生态旅游认知度和生态旅游满意度[6],这也是生态旅游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产生又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如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和环境保护态度会影响游客在旅游地的环保行为,这种环保行为主要表现为使用环保产品[7]、低碳出行[8]、学习环保知识[9-10]等。卢小丽研究发现,居民的正面认知对生态旅游发展的态度和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11]。游客对生态旅游的满意度也受到个人特征、旅游景观[12]、实际体验感受[13]等多重因素的影响[14]。同时,对生态旅游满意度高的游客不但会增加对景区的重游意愿[15],更重要的在于积极参与生态旅游行为[16]。从气候变化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来看,现有从气候变化感知引致的适应性行为研究对象多数是农户,包括农户的苹果种植行为[17]、农户的水稻种植行为[18-20]、农户的小麦种植行为[21]、农户的灌溉行为[22]等。气候异常变化会给农业带来重大影响,农户会通过行为调整适应这种变化,尽可能减少损失、保证收益,因此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会对其适应性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这些适应性行为的措施选择和强度[18]也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现有研究成果对个体的适应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现有研究较少有从游客视角探讨气候变化对游客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游客角度出发,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探讨气候变化对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影响，一方面可客观认识气候变化对生态旅游的影响,另一方面对生态旅游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秦岭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景观独特、气候怡人,秦岭北坡山麓短急、地形陡峭,分布着众多瀑布、急流、险滩;南坡较缓,但河流多为横切背斜或向斜,故河流中上游也多峡谷,并分布有山间断陷盆地。该地区分布着丰富的珍稀动植物。秦岭地区是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天然分界,北部冬冷夏热、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冬春较干旱;南部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暖湿润,河流不冻。近年来,该地区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优势,生态旅游发展迅速,旅游人数逐年上升。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7年8月在陕西秦岭地区的调查,调查景区选取黑河国家森林公园、青峰峡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皇冠山自然保护区等。调研地点的选择与样本分布见表1。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剔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476份,问卷的有效率达95.2%。

表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2　研究方法

游客对气候变化的感知、生态旅游的认知、态度、满意度、行为等都具有主观性,难以直接测量,避免主观性误差[23,24]。与多元回归等计量方法相比,结构方程模型将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相结合,引入潜变量来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考虑了能进行直接测量的观测变量和无法进行直接测量的潜变量。基于本文变量关系的复杂性,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包含两套理论模型:一是结构模型,界定了潜在自变量(气候变化感知、生态旅游认知、生态旅游态度、生态旅游满意度)与潜在依变量(生态旅游行为)之间的线性关系;二是测量模型,用于界定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模型方程式为:

结构模型:η=γζ+βη+ε

(1)

测量模型:Y=λη+ε(内衍变量测量方程)

(2)

X=λζ+δ(外衍变量测量方程)

(3)

在结构模型中,η为向量类型;γ为回归类型;ζ为向量类型;β为回归类型。在测试模型中,λ为回归类型;ε和δ为方差/协方差类型。

1.3　理论分析与假设

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发展联系紧密,目前已有关于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生态旅游满意度和价值感知等方面的研究,但关于气候变化感知与游客生态旅游行为关系的研究鲜见。本研究以气候变化感知作为重要变量,对生态旅游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此外,本研究分析了气候变化感知、生态旅游认知等,以及对生态旅游行为的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本文开展了相关的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假设。

感知、认知和行为:个体通过感知,有意识地产生对某一事物的认知。人的认知通常按感知信息的顺序和强度进行信息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对认知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顺序对他们的认知产生影响[25]。窦璐在探索旅游者感知价值对环境负责行为的影响机制中发现,游客感知对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6]。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H1——气候变化感知对生态旅游认知有正向影响;H2——气候变化感知对生态旅游行为有正向影响。

感知、态度和行为:大量研究表明,行为受到感知、认知和态度不同程度的影响。薛永基等发现在行为态度的作用下,游客对体验感受的态度越积极、评价越正向,越容易产生品牌忠诚行为[27]。态度是个体在进行某种行为时的认知和评价,行为态度越积极,其行为意向越强烈。卢小丽以居民影响感知为切入点,揭示了居民生态旅游行为受到其对生态旅游态度的影响显著[11]。马奔等研究发现,农户的保护态度与其生态保护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关系[24]。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3——气候变化感知对生态旅游态度有正向影响;H4——生态旅游态度对生态旅游行为有正向影响。

认知、态度和行为:在旅游情境下,当游客认为生态旅游带给自身利益大于传统形式的旅游。即个体生态旅游的认知越充分,他对进行生态旅游行为的原因和途径的认知水平越高,越会主动参与生态旅游行为;对生态旅游认知不足,则会阻碍生态旅游行为的发生。钟林生等认为,游客的生态旅游认知与其对某些环境管理措施的态度直接相关[28]。可见,游客态度的形成同认知具有相关性,并在认知和态度的基础上影响其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5——生态旅游认知对生态旅游态度有正向影响;H6——生态旅游认知对生态旅游行为有正向影响。

态度、满意度和行为:顾客满意理论与旅游业相结合产生了游客满意度的概念[12]。游客的生态旅游态度是对生态旅游满意程度的重要体现,对满意度的影响至关重要。同时,现有大量研究表明游客旅游满意度对行为意向有正向显著影响[29-31]。窦璐在游客环境负责行为的研究中发现,满意度在态度与环境负责行为之间发挥间接作用[26]。卢韶婧等通过对游客的旅游地印象、游客满意度与行为意向关系的研究发现,游客满意度对行为意向产生正向显著影响[32]。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7——生态旅游态度对生态旅游满意度有正向影响;H8——生态旅游满意度对生态旅游行为有正向影响。本文构建的气候变化感知、生态旅游认知、生态旅游态度、生态旅游满意度和生态旅游行为之间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理论模型

2　结果与分析

2.1　变量选择

问卷设计主要围绕假说模型展开,主要是在借鉴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区域实际情况,针对模型中的假设设计。变量的确定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当前的研究成果,主要确定了五类外生潜在变量,即气候变化感知、生态旅游认知、生态旅游态度、生态旅游满意度和生态旅游行为,变量解释与取值见表2。

表2　变量及其取值解释

2.2　信度与效度分析和拟合检验

信度与效度分析:信度是指量表测验结果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一致性。本文主要采用Cronbach′s α作为信度测试的标准,Cronbach′s α的系数值越高,说明量表的内在一致性就越好。当Cronbach′s α值≥0.70时,属于高信度;当0.35≤Cronbach′s α值<0.70时,属于一般信度;当Cronbach′s α值<0.35时,属于低信度[33,34]。本次研究中整个量表的信度为0.735,气候变化感知、生态旅游认知、生态旅游态度、生态旅游满意度和生态旅游行为的Cronbach′s α值都大于0.7,信度水平较高。整体看,本研究的调查问卷满足信度要求。

效度是指测量工具能正确测量出要考察内容的程度,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内容越吻合,效度越高。由于本研究量表测项来自成熟量表,且在设计过程中征求过数位学者的意见,保证了量表的内容效度。在建构效度上,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检验;提取因子时依据因子荷载小于0.5或同时在两个主成分上荷载都大于0.4予以删除[34],因子分析结果见表3。其中,KMO值大于0.7,适合做因子分析,删除了气温显著上升(P1)和认识生态旅游产品(C2)两个题项。通过对整体观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4),组合信度的维度都大于0.7,明显大于标准值0.6,说明测量模型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平均方差提取均大于0.5,说明模型的内部质量很好,综合来看模型的效度较高。

表3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表4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模型修正与拟合检验:本文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测量模型进行拟合检验。模型拟合度越高,代表模型可用性越强,参数估计越有意义,拟合指标见表5。在绝对拟合度指标中,当RMESA<0.05、RMR<0.05、GFI越接近1时,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越好;在增量拟合度指标中,AGFI>0.9、NFI、CFI越接近1时,可判断模型拟合度好[34]。同时,IFI为0.966,PGFI、PNFI和PCFI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因此所有指标都符合评价标准,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

表5　拟合指标汇总

2.3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本研究采用Amos17.0软件以极大似然法和最小平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检验,模型回归结果见表6,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和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2。

表6　模型回归结果

图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

2.4　SEM结果分析

观测变量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直接效果是某一变量对另一变量的直接影响,间接效果是某一变量通过某一中介变量对另一变量的直接影响。通常,当直接影响>间接影响,表示中介变量不发挥作用,可忽视这一中介变量;如果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则中介变量具有影响力[34]。研究发现,主要有四条路径影响生态旅游行为。主要是:第一条路径为气候变化感知→生态旅游认知→生态旅游行为。气候变化感知对生态旅游认知具有较显著的正向关系,路径系数为0.072,验证了假设1;对生态旅游行为具有较显著的正向关系,验证了假设2。通过生态旅游认知对生态旅游行为的的间接效果为0.040,可见生态旅游认知发挥了一定的间接作用。第二条路径为气候变化感知→生态旅游态度→生态旅游行为。气候变化感知对生态旅游态度具有负向显著影响,路径系数为-0.210,该结果违反了假设3。原因可能是，感知到气候变化的游客,受到认知不足认可度较低的限制,生态旅游行为的参与度不高。气候变化感知通过生态旅游态度对行为的间接效果为-0.050,总体效果为-0.023。第三条路径为生态旅游认知→生态旅游态度→生态旅游行为。生态旅游认知对生态旅游态度的影响系数为0.070,对生态旅游行为的影响系数为0.230,该结论分别支持假设5和假设6,生态旅游认知对生态旅游行为的直接效果大于通过生态旅游态度的间接效果(0.017)。第四条路径为生态旅游态度→生态旅游满意度→生态旅游行为。生态旅游态度对生态旅游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0.266),与生态旅游行为有显著正向关系(0.236);生态旅游满意度对生态旅游行为有显著正向关系(0.380),分别与假设7、假设4和假设8吻合,变量间的总体效果、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见表7。

表7　变量间的总体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潜变量的各个观测变量对其影响程度不同:在“气候变化感知”涉及的四个观测变量中,气温显著上升的影响最大(0.857);降水显著减少虽然对感知影响显著,但路径系数较小(0.622)。这说明游客对气候变化最明显的感知是气温的显著上升。在“生态旅游认知”涉及的两个观测变量“了解生态旅游知识”和“分辨生态旅游行为”与认知之间的路径系数相差不大,分别为0.810和0.866,说明了解生态旅游相关知识和区分生态旅游行为对游客来说同等重要。在“生态旅游态度”涉及的观测变量中，环境保护、环境修复、缓解气候变化负面作用对态度的影响显著,路径系数分别为0.879、0.920、0.719;生态环境污染和景观破碎化显著影响态度,但路径系数偏小,分别为0.579和0.520,说明影响游客态度的主要是生态旅游的正面作用。在“生态旅游满意度”涉及的观测变量中影响程度的大小依次是情感体验满意度(0.754)、生态环境满意度(0.734)、旅游资源满意度(0.726)、门票价格满意度(0.676)和基础设施满意度(0.583)。由此可见,与以往优先考虑经济因素不同,游客对旅游地环境和情感体验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在“生态旅游行为”涉及的观测变量中,积极学习环保知识(0.779)、更加倡导低碳出行(0.764)和增加环保产品使用(0.723)对行为的影响显著,且贡献相差较小,但积极学习环保知识的行为是首要的。因此,加强游客对环保知识学习,有助于通过生态旅游行为。

3　讨论

气候变化与旅游业的发展和游客的旅游行为密切相关,以往研究大多是气候变化对旅游业影响的定性研究,以及气候变化与农户适应行为的研究。本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尤其是气温上升是增加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生态旅游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当前,生态旅游的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仍存在着不足:首先,生态旅游的发展更多体现的是对资源的开发,而自然景观的完整性和原真性没有得到保证。其次,社区参与不够,导致游客对生态旅游的需求大于供给,景区农家乐、生态旅馆等服务很少,可能的原因是受到当地交通等基础条件制约,景区对游客吸引力不足,降低了社区参与积极性。应通过设置专项资金,从完善基础设施、扩大景区知名度着手,增强社区参与能力。此外,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调研发现,大多数餐厅使用一次性产品、薪柴等,山野菜等消耗量显著增加。因此,需要政府合理规划生态旅游发展,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视角,限制一次性筷子、塑料袋等用品的使用,以循环利用的产品进行替代;改用天然气、沼气等清洁能源,减少薪柴消耗,既有利于能源安全,又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人工仿生栽培山野菜代替野外采集,保护野生物种资源。

4　结论

气候变化是游客外出旅游的重要影响因素,大多数游客感知到夏季气温显著升高、降水不规律,因此选择通过外出旅游缓解这些负面作用。气候变化感知对游客生态旅游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气候变化感知对生态旅游行为的直接作用,另一方面是通过生态旅游认知和态度产生的间接作用。由于对生态旅游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的观测变量很多,可从影响生态旅游行为系数较大的观测变量重点开展工作,如通过认识生态旅游产品和生态旅游行为,最重要的是增加游客对生态旅游知识的学习,引导其参与生态旅游。游客对生态旅游的认识越充分,进行生态旅游行为的可能性与积极性就越高。

生态旅游满意度与态度直接相关,因此为提高游客对景区的整体满意度,应禁止过度开发,保护自然景观的原始性,重视景区环境保护,宣传生态旅游的积极作用。对景区门票进行合理定价,通过增加游客体验,提高游客的满意度。此外,生态旅游满意度对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应致力于提升游客满意度来提高他们生态旅游行为的积极性。游客在行为体验中获得满意后,又会反作用于生态旅游行为的参与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