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中敬畏情绪对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1)

1　引言

红色旅游不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而且蕴藏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活动形式,红色旅游是指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一百多年来,承载民族独立与复兴、国家统一与建设的伟大历史意义,彰显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体现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价值观,以重要历史遗迹和纪念场所为载体,融合其他旅游产品,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实现政治思想教育的旅游活动[1]。发展红色旅游不但对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革命老区的扶贫脱困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对提高国民的历史认同、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虽然红色旅游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但目前对红色旅游的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定性研究阶段,特别是对红色旅游政治功能的研究亟待加强。

基于此,本文拟从游客旅游情绪体验出发,基于情绪评价理论和敬畏原型理论探索红色旅游中游客敬的畏情绪对促进游客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研究不但从情绪视角分析在红色旅游中游客敬畏情绪的产生机制,而且也揭示了在红色旅游中游客对国家认同的形成机制。在理论上响应卢东、田野等提出的加强游客在旅游中的情绪体验研究[2,3]和左冰提出的推动红色旅游政治功能研究的呼吁[4],在实践上为推动红色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和旅游政治功能的实现提供策略建议。

2　文献回顾

2.1　红色旅游的政治功能

国内现有红色旅游政治功能的研究主要从历史认同、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方面开展。在历史认同研究中,学者们认为红色旅游有助于形成游客的历史认同和社会记忆。游客通过对红色旅游目的地遗址、遗迹、史事、人物的回顾,再现历史,形成感悟,重构建集体记忆或历史记忆,进而形成历史认同。徐克帅提出,游客在红色旅游过程中通过符号系统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和民族命运连接起来,并通过基于社会现实的神圣性体验形成红色记忆,构建社会身份认同[5]。在政党认同研究中,现有研究认为红色旅游活动有助于促进游客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行为。左冰通过对井冈山景区的实证调查发现,政党认同更多的是人们理性认知的结果[4];红色旅游通过唤起记忆、讲述历史和情景体验的方式,有助于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同时也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国家认同研究中,学者们认为红色旅游的最终政治目的是提升国家认同。郑华伟通过网络文本数据分析,发现红色旅游实现了“红色价值观”教育,在促进国民幸福感的价值外化的同时,实现了深层次的国家认同的价值内化[6]。

从现有文献看,红色旅游的政治功能受到学界的重视,学者们认为红色旅游是提高国民对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认同的重要手段和工具[1],红色旅游具有显著的政治思想教育功能。但目前这些文献大多以逻辑思辨和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还不能揭示红色旅游推动国家认同的内在机制。

2.2　游客敬畏情绪

敬畏情绪是与旅游高度相关的离散情绪之一。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敬畏情绪是游客在旅行中经常出现的情绪,相比其他情绪更为显著[2,7]。敬畏是指当人类面对广阔、浩大的以及超越他们当前理解范围的自然景观、艺术杰作或非凡的动机行为时所产生的情绪体验,是一种混合了困惑、钦佩、惊奇、服从等多种感觉的复杂情绪[8]。Keltner、Haidt的原型理论指出敬畏情绪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浩大的知觉，即对物理、社会和其他比个体强大的事物的宏大感;二是顺应的需要，即当个体面临不熟悉或具有挑战性的情境时,所表现出的心理图式的调整[8-11]。进一步的原型理论也提出了敬畏产生于社会性、物理性和认知性三类诱发情境。社会诱发情境指权威人物、宗教领袖等与人类日常交往相互联系的事物;物理诱发情境指壮丽宏伟的风景、建筑、历史遗迹等人类可直接观察的事物;认知诱发情境则指重要理论、宏伟蓝图等使个体产生深度认知加工和辨析的事物[10]。敬畏情绪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具有改造性功能[7]:一是在比自我图式更大的事物前感到自我贬低,产生“小我感”[8];二是通过增强个体与外部环境的联结,延长记忆,导致行为和态度的忠诚[11];三是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12]。

由于敬畏情绪在游客行为研究中的重要性,现有学者开始关注敬畏在旅游学研究中的应用。田野等学者研究了敬畏情绪对游客态度和行为的影响[2],他们发现敬畏是游客对山岳型旅游目的地满意和忠诚的重要因素,敬畏促进了游客的满意和忠诚。卢东等学者研究了敬畏情绪对游客道德判断和道德意愿的作用[7]。他们通过两次实验研究提出产生敬畏的游客在旅游中具有更严苛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意愿,敬畏促进了游客的亲社会行为。

根据情绪评价理论,即情绪产生于个体为满足自我利益而对所处环境的适应性评价,因此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将对所处环境进行评价,进而产生特定的情绪[13,14]。进一步而论,敬畏原型理论指出当游客处在全景视野的自然环境下,或在宏大的建筑和历史遗迹前,或在权威人物、宗教领袖等社会情境中,将可能诱发敬畏情绪。那么在红色旅游中游客所感知的红色经典人物、红色历史事迹、红色历史遗迹也可能诱发游客的敬畏情绪,而这种特定的离散情绪将进一步增强游客与所属群体的联结,产生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因此敬畏情绪将可能是游客在红色旅游中提高国家认同感的重要中介变量。

3　假设的提出

3.1　红色旅游中敬畏情绪的产生

Keltner、Haidt的敬畏原型理论指出,敬畏情绪的诱发因素包括社会诱发源、物理诱发源和认知诱发源[8]。在红色旅游中,革命事迹、历史传奇、民间轶事等往往具有神秘传奇色彩，构成了游客对红色旅游的社会文化感知,是其敬畏情绪诱发的社会因素;而英雄人物、权威领袖和红色革命遗址作为承载历史发生的有形线索,是敬畏情绪诱发的物理因素。当游客感知到革命领袖的权威、英雄人物的伟大和革命历史的传奇时,将产生心理上的自我渺小感[15],进而诱发其敬畏情绪。由此,提出以下假设:H1——感知红色人物的权威性(a)、感知红色事迹的传奇性(b)和感知红色遗迹的神圣性(c)正向影响游客的敬畏情绪。

3.2　敬畏情绪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Schatz、Lavine认为由国家符号、文化符号和历史符号等唤起的文化依恋将国家作为抽象的社会实体[8],关注的是国家能为自己带来的自豪感和积极认同;而由政治体制、民生政策和经济发展等唤起的功能依恋将国家作为具体的功能系统[16],关注的是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实用性,以及这些体制能为国家公民带来的福利。

敬畏情绪将增加游客对国家的认同。敬畏情绪作为一种个体超越自我的积极情绪[17],能引导个体将注意力指向比自己更宏大的事物和超越个体的集体维度,使个体减少自我关注,扩大对周围更大事物的关心。因此,在红色旅游中产生敬畏情绪的游客更容易将注意力投向国家层面,进而唤起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增加对国家的文化依恋。另一方面,敬畏情绪与认知闭合存在负相关[11,18]。产生敬畏情绪的个体不再采用启发式信息加工[19],而是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加工。那么在红色旅游中,产生敬畏情绪的游客也将更多地采取深入的信息加工。即敬畏情绪促使游客深度思考革命时期民众生活的现状、抗争的原因,进而增加对现有国家体制的认可,因此敬畏情绪也促进了游客对国家的功能依恋。由此,提出以下假设:H2——游客的敬畏情绪正向影响游客的国家认同,即敬畏情绪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依恋(a)和功能依恋(b)。

3.3　敬畏情绪在游客红色旅游感知和国家认同中的作用

红色旅游中,游客感知到红色人物的权威性、红色事迹的传奇性和红色遗迹的神圣性,这些感知促进了游客对国家的认同。徐克帅认为,红色旅游的神圣体验将促使个体将自我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5]。他认为红色旅游目的地以其空间、地方、物质(包括建筑、遗物、书籍、档案等)和非物质(包括影视、歌舞、口述历史、仪式等)的形式作为红色记忆符号系统的信息,向游客传递社会核心价值,从而构建社会认同,增强个体的归属感、自尊和社会的凝聚力。因此,游客在红色旅游中的神圣体验将促进游客的国家认同。但本文认为这种特定情景下国家认同的强化,是游客产生畏情绪的结果,即敬畏情绪中介游客红色旅游感知对国家认同的促进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3——感知红色人物的权威性对国家认同的文化依恋(a)和功能依恋(b)受敬畏情绪的中介;H4——感知红色事迹的传奇性对国家认同的文化依恋(a)和功能依恋(b)受敬畏情绪的中介;H5——感知红色遗迹的神圣性对国家认同的文化依恋(a)和功能依恋(b)受敬畏情绪的中介。

综上所述,游客在红色旅游中敬畏情绪的产生来源于对红色人物权威性、红色事迹传奇性和红色遗迹神圣性的感知,而敬畏情绪促进了游客对国家的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敬畏情绪在游客红色旅游感知和国家认同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提出以下游客的红色旅游感知对国家认同影响的概念模型(图1)。

图1　研究概念模型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设计

由于现有文献中并没有游客对红色旅游目的地感知的成熟量表,因此需要依据敬畏原型理论提出的敬畏情绪的社会、物理两种刺激源,通过深度访谈来构建量表。本文第三作者从红色人物、红色事迹和红色遗迹三种红色旅游要素对10名有过红色旅游经历的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他们对这三种要素的看法,从而发展了感知红色旅游目的地量表。在获得初步测量题项后,进一步将敬畏情绪和国家认同两种变量的测量量表纳入问卷开展预测试。其中,敬畏情绪的测量来自田野等[2]、Coghlan等的量表[20],国家认同中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来自Burgoyne、Routh的量表[21]。在预测试阶段,邀请成都某大学具有红色旅游景区旅游经历的本科生(样本量N=100)作为被试者填写纸质问卷。根据回收的数据对量表进行纯化,删除因子载荷较低以及Item-to-total相关系数较低的题项,并与被试者展开面对面交谈后,修订预测试问卷当中语意不清、理解模糊的题项,最终确定正式调查所使用的量表。所有变量的测量除敬畏情绪采用语义差异量表外,其他均采用七点李克特量表(1表示非常不认同,7表示非常认同),预测试量表见表1。

表1　预测试量表

正式调查选择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址和红军山烈士陵园进行。2017年6月24至6月30日,课题组成员在景区休息处针对游玩结束的游客发放纸质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3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年龄在41—50岁占7.6%,51—60岁占2.7%,61岁及以上占1.5%;收入在3500元及以下占76.4%,3501—5000元占16%,5001—8000元占3%,8001—12500元占2.4%,12501元及以上占2.1%。在全部有效样本中,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游客占6.6%,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游客占3.6%,在民营企业工作的游客占4.5%,在外资企业工作的游客占0.6%,属于个体、自由职业的游客占10.3%,其他工作类型的游客占74.3%;属于中共党员的游客占16.3%,属于民主党派人士的游客占0.3%,属于无党派人士的游客占83.4%。

4.2　信度与效度检验

研究使用Anderson、Gerbing的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22],并检验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根据Mplus 7软件的分析,测量模型整体拟合指标为χ2=544.700(df=237)、p<0.001、CFI=0.927、TLI=0.915、SRMR=0.046、RMSEA=0.053。拟合指标中,χ2/df=1.89,CFI、TLI>0.90,SRMR、RMSEA<0.08,说明测量模型拟合较好,进一步检验信度和聚敛效度见表2。各观测变量对应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λ)除SS1和SS4外均高于0.7,说明测量具有聚敛效度;所有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测量具有很好的信度;平均方差抽取量(AVE)除感知红色遗迹神圣性的值为0.499(约等于0.5)外,其他潜变量的AVE均高于0.5,表示测量具备较好的聚敛效度。最后,各潜变量的AVE值的平方根都大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各潜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表3)。

表2　信度和效度检验

表3　判别效度检验

注：对角线上的数值为AVE的平方根,对角线下的数值为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Ф)。

4.3　结构模型与假设检验

运用Mplus进行结构模型拟合,模型的拟合指标为:χ2=570.999(df=243)、p<0.001、CFI=0.922、TLI=0.912、SRMR=0.064、RMSEA=0.057。其中,χ2/df=2.35,CFI、TLI>0.90,SRMR、RMSEA<0.08,说明结构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拟合的结构模型见图2。

由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验证假设H1和H2。在红色旅游的情境下,游客敬畏情绪受到感知红色人物权威性、红色事迹传奇性和红色遗迹神圣性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β=0.274(p<0.001)、β=0.319(p<0.001)、β=0.223(p<0.001),假设H1成立。敬畏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国家认同,其中敬畏情绪对文化依恋的路径系数为β=0.554(p<0.001),对功能依恋的路径系数为β=0.588(p<0.001),因此假设H2成立。

3.4　中介效应检验

参照温忠麟等的方法检验假设H3—H5提出的中介效应[23]。为了检验敬畏情绪对感知红色人物权威性和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建立回归方程M1—M5。M1、M2和M3分别是感知红色人物权威性对文化依恋、功能依恋和敬畏情绪的回归方程,M4是感知红色人物权威性和敬畏情绪对文化依恋的回归方程,M5是感知红色人物权威性和敬畏情绪对功能依恋的回归方程。M1—M5方程的回归结果见表4。

注:***表示p<0.001,单尾检验;路径系数为完全标准化。

表4　敬畏情绪对感知红色人物权威性和国家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β系数为标准化后的值;***表示p<0.001。

由M1、M2的回归方程可知,感知红色人物权威性分别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β1-1=0.446、p<0.001,β2-1=0.373、p<0.001)。同时,由M3的回归方程可知,感知红色人物权威性对敬畏情绪具有正向影响(β3-1=0.49、p<0.001)。进一步而论,由M4和M5的回归方程可知,当加入敬畏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后,敬畏情绪分别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的影响较显著(β4-1=0.351、p<0.001,β5-1=0.418、p<0.001),同时感知红色人物权威性分别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的直接影响均呈下降趋势，但依然显著(β4-2=0.278、p<0.001,β5-2=0.173、p<0.001)。由此说明,感知红色人物权威性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的影响受敬畏情绪的部分中介。计算中介效应大小可知,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0.377和0.537,因此假设H3成立。

为了检验敬畏情绪对感知红色事迹传奇性和国家认同的中介效应，同样建立回归方程M6—M10。其中，M6、M7和M8分别是感知红色事迹传奇性对文化依恋、功能依恋和敬畏情绪的回归方程,M9是感知红色事迹传奇性和敬畏情绪对文化依恋的回归方程,M10是感知红色事迹传奇性和敬畏情绪对功能依恋的回归方程。M6—M10方程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敬畏情绪对感知红色事迹传奇性和国家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β系数为标准化后的值;***表示p<0.001;ns.表示在α=0.05的水平上不显著。

由M6、M7的回归方程可知,感知红色事迹传奇性分别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β6-1=0.446、p<0.001,β7-1=0.373、p<0.001)。同时,由M8的回归方程可知,感知红色事迹传奇性对敬畏情绪具有正向影响(β8-1=0.517、p<0.001)。进一步而论,由M9和M10的回归方程可知,当加入敬畏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后,敬畏情绪分别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的影响显著(β9-1=0.411、p<0.001,β10-1=0.45、p<0.001),但感知红色事迹传奇性分别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因此说明,感知红色事迹传奇性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的影响受敬畏情绪的完全中介,由此假设H4成立。

为了检验敬畏情绪对感知红色遗迹神圣性和国家认同的中介效应，同样建立回归方程M11—M15;其中M11、M12和M13分别是感知红色遗迹神圣性对文化依恋、功能依恋和敬畏情绪的回归方程,M14是感知红色遗迹神圣性和敬畏情绪对文化依恋的回归方程,M15是感知红色遗迹神圣性和敬畏情绪对功能依恋的回归方程。M11—M15方程的回归结果具体见表6。

表6　敬畏情绪对感知红色遗迹神圣性和国家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β系数为标准化后的值;***表示p<0.001。

由M11、M12的回归方程可知,感知红色遗迹神圣性分别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β11-1=0.379、p<0.001,β12-1=0.336、p<0.001)。同时,由M13的回归方程可知,感知红色遗迹神圣性对敬畏情绪有正向影响(β13-1=0.453、p<0.001)。进一步而论,由M14和M15的回归方程可知,当加入敬畏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后,敬畏情绪分别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的影响显著(β14-1=0.393、p<0.001,β15-1=0.438、p<0.001)。同时,红色遗迹神圣性分别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的直接影响降低(β14-2=0.201、p<0.001,β15-2=0.138、p<0.001)。由此说明,感知红色遗迹神圣性对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的影响受敬畏情绪部分中介。计算中介效应大小可知,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0.48和0.591,因此假设H5成立。

5　研究结论与意义

5.1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址和红军山烈士陵园景区游客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我国红色旅游目的地中游客敬畏情绪的产生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在红色旅游情境下,红色人物、红色事迹和红色遗迹能激发游客敬畏情绪的产生,而敬畏情绪中介感知红色旅游对国家认同具有正向影响。

本研究探索了在红色旅游环境下敬畏情绪的产生机制,揭示了红色旅游促进游客国家认同的内在机制。红色旅游中感知红色人物的权威性、感知红色事迹的传奇性和感知红色遗迹的神圣性是游客敬畏情绪产生的重要环境刺激因素,敬畏情绪促进了游客对国家的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红色人物和红色遗迹传奇性作为游客旅游中感知的有形线索不仅直接影响了游客的国家认同,也经由敬畏情绪间接影响了游客的国家认同,说明红色旅游中有形的物理因素在刺激游客敬畏情绪产生的同时,也会直接促进游客对国家文化和功能的依恋。红色事迹作为游客需要认知加工的无形线索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受敬畏情绪的完全中介,说明游客在红色旅游中听闻的红色事迹需要进一步刺激游客敬畏情绪的产生,才能影响他们的国家认同。

5.2　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基于敬畏原型理论,揭示红色旅游目的地中红色人物、红色遗址是游客敬畏情绪产生的物理环境来源,而红色事迹则是游客敬畏情绪产生的重要社会文化来源。②敬畏情绪促进了游客对国家的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③敬畏情绪中介游客在红色旅游中的感知对国家认同的正向影响,揭示了敬畏情绪在红色旅游促进国家认同中的关键作用。研究不仅扩展了旅游学中敬畏情绪的相关研究,也丰富了目前红色旅游中对其政治功能定量研究的不足。

在实践意义方面,本研究有利于帮助我国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和管理单位挖掘能提升游客敬畏情绪的旅游要素,并且通过培养来访游客的情绪体验，增加游客的国家认同感,发挥红色旅游的社会效应。根据红色旅游中敬畏情绪的诱发因素,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①运用多媒体技术和蜡像人物复原等手段,突出红色人物的真实性,重点介绍红色人物的辉煌成绩,以期能在游客心中塑造权威的红色人物形象。②采用影视讲解和战斗场面模拟还原的方法,突出红色事迹的传奇色彩,增强红色事迹的神秘感。③运用灯光、陈列等手法复原实物,塑造神圣的红色遗迹氛围;红色遗迹纪念场馆的建设应以宏大雄伟为特征,以有利于游客敬畏情绪的产生。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仅以遵义会址和红军山烈士陵园的红色旅游景区作为研究对象,所采用的样本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因此未来还需要利用井冈山、延安等众多典型性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游客敬畏情绪产生的来源。其次,在红色旅游政治功能的研究上,本研究只探讨了国家认同,未涉及历史认同和政党认同,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这两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