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达对于创建人民出版社之贡献

白华山 董 慧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00）

一、人民出版社创办的时代背景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列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并且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断增加，对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包惠僧回忆到：“我们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主要的读物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李汉俊译的《资本论浅说》，《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传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的著作及传记。”①因此，当时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探寻真理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出现了严重的所谓“知识慌”。为了解决急于学习而又缺少这类书籍的矛盾，他们经常集中在一起，其中懂得外文的人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家共同探讨与学习。但是由于许多人只能从一些报刊上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个别著作，或者只能看到当时报刊上发表的转述文章和引述的只言片语，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比较完整准确的理解，搞不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其次，由于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党的理论与思想准备都比较匮乏，必须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此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报、传单和通告。一切出版物，不论中央的或地方的，均应在党员的领导下出版。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②为了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中共中央决定秘密创建自己的出版机构。由于李达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并且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在出版刊物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因此具体工作就落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身上。李达在上海的寓所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就是人民出版社的社址。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屋，建筑面积74平方米，底层是客堂。楼上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后面亭子间即编辑部，楼下是客厅，“这里虽然挺简陋，但周围民居成片，门户相仿，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被密探的目光锁定，便于隐蔽；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因前后有门，独进独出，四通八达，可以迅速撤离”，③所以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从秘密斗争的角度来看，李达的寓所都非常适合作出版社的社址。

二、李达对于创建人民出版社的贡献

中共一大召开后，李达开始积极谋划人民出版社的创建工作。参加中共一大的北京代表刘仁静，是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只有19岁，意气风发，积极性很高，他没有离开，而是主动留下来协助李达创办人民出版社。④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先进分子要想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有通过报纸上的小文章，但是却找不到中译本阅读。于是，党内人士萌生了一个想法：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重点放到出版重点书籍上去。⑤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登载出《人民出版社通告》，说明该社成立的宗旨和任务，指出：“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新潮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⑥这个《通告》准备出“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具体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涵盖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前后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李达计划出的这套“马克思全书”，是力图使革命者能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产生，怎样成熟，又怎样不断完善的。加上“列宁全书”，又可了解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是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在当时是一个前所未闻、别开生面的出版计划。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一份中央文件中，对宣传工作做了重要指示，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⑦由于中央宣传部就李达一个人，人民出版社也仅李达一个人负责，所以中共中央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是对人民出版社的要求。但是，在当时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很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查缉。1921年春，设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社曾遭捕房查抄封闭，被迫迁移到广州。当时正在排印的《新青年》第8卷第6号，“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出”，⑧所以只得重编推迟出版。《共产党》月刊也受到袭击，这年4月出版的该刊第三号被迫开天窗，首篇文章的头一页没有原文，印着“此面被法捕房没收去了”一行醒目大字。李达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有了经验教训，在办人民出版社时就更加机智警觉了。人民出版社本来设在上海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为了避免敌人注意，他有意把社址写成“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即《新青年》杂志社的社址。出版的书的封面上标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书的译者和编者一般不用真名。⑨对于当时的编辑出版活动，李达后来曾回忆说：中央工作部“并无工作人员，只有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作包装书籍和递书籍的工作”⑩。由于这些工作都是秘密的，再加上人力、物力和经费的困难，李达就亲自担任编辑、校对、发行各项工作，有时还亲自译稿和撰稿。他在后来写的自传中说：“我虽是宣传主任，而实际只是一个著作者兼编辑。”11○据说李达为了搞好出版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肚子饿了就啃几个冷馒头充饥，有时忙碌起来，甚至数日伏案工作，不出房门。12○尽管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人民出版社在上海难于按计划出书，但李达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出版了一定数量的马列主义著作。至1922年6月底，人民出版社实际共出书12种，其中“马克思全书”两种，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全书”五种，有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即《论策略书》）、《共产党礼拜六》（即人民出版社通告中的《共产党星期六》）、《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此外还有《列宁传》；“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即《共产党底计划》（布哈林）、《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之重要时事问题》和《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俄国革命纪实》（托洛茨基）。以上12种各印3000份。13○人民出版社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除《共产党宣言》属于重排外，其余都是在国内首次出版。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即李达的寓所内召开，会议借此进一步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出版问题。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图书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入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劳动运动史》、《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李卜克内西纪念》等。李达亲自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第6号，也改由人民出版社来发行。14○1923年，人民出版社和《新青年》杂志社合并，继续出版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革命书籍，又另在广州设平民书社出书。同年11月，它归并到中国共产党新办的出版社——上海书店,专门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和印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

总的来说，李达在创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过程中是积极而又务实的，在党还处于秘密状态的条件下，他凭一己之力，孜孜屹屹、宵衣旰食，努力工作，让人民出版社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出版十数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理论著作，这些书籍对于提高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人民出版社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对此，蔡和森在1926年撰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15○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宣传，是李达倾注一辈子心血的事业，他对这份事业的坚守，在他创建人民出版社的过程中得到极大的体现。哪怕在他离开党中央，离开人民出版社，甚至脱离党组织的情况下，他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从来没有间断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正如李达后来在自己的回忆中所说：“（第二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时）气象有些新鲜，那些青年团员学会唱国际歌，行动也很敏捷，带来了一些新的作风。他们看到我们国内这些党员俨然是学者式样，他们就送我们一个绰号，叫做‘学究派’。这是确实的，我还觉得对于马列主义的研究是太不够了，还需要继续努力研究下去。”16○

毛泽东曾把李达称为“理论界的鲁迅”，史学家侯外庐称其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这些称号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宣传作为人生志业的李达来说，是完全恰如其分的。

注释

①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版1980年版，第313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见《“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版1980年版，第12页。

③夏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人民出版社》.《文史杂志》2011年第3期。

④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会议》.见《“一大”前后》（二）第321页。

⑤刘威立.《刘仁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⑥《人民出版社通告》.《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出版。

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⑧《编辑室杂记》.《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出版。

⑨《李达画传》.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⑩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第3页。

11○《李达自传》.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12○高万娥.《李达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的重大贡献》，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李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13○《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8-29页。

14○陈有和.《与党同行的人民出版社》，《北京党史》2011年第3期。

15○转引自夏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人民出版社》.《文史杂志》2011年第3期。

16○《李达同志回忆》.转引自苏智良主编：《中共建党与上海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