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缝隙处的灰色书写
——论郭俊明的长篇小说《村干部》《选举》及其他

⊙李拉利［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长治学院中文系，山西 长治 046000］

鲁迅在《阿Q正传》中说，作家的文章和名气是可以互相成就的，所谓“人以文传，文以人传”者是也。但这样的“好事”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为条件，所以并不常见；更多的时候，文学领域中成名成家的规律和鲁迅说的正好相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两句，才是无数人文历史际遇的归纳。但无论幸运与否，都属于文学事业的极端情况。更多的情况是，在平凡的地方，平静的时间长河中，作家平凡地活着，爱着，写着——这尤其是所谓盛世文学的常态，相应的，那种引起轰动效应的文学现象往往是乱世甚至是衰世的文学的异化。太平盛世中的写作，不必承当启迪大众或者宣传革命的额外任务，只要有一点兴趣，三五好友，也就够了，如果再加上些市场头脑，把昆德拉所不屑的“媚俗”之术发挥一下，运气好的话，季度年度畅销书作家是跑不掉的。如此说来，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当下命运似乎堪忧。在经历了政治宠儿的峥嵘岁月之后，中国文学逐渐失去了开山时代“德赛”二先生的加持，也没有了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到了新千年之后遭遇多媒体娱乐至上的“小时代”，“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二为”“双百”原则也略显陈旧。没有了宏大主题做“靠山”，文学到底是“于人生有益的严肃的工作”，还是“高兴时候的游戏与失意时候的消遣”？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当代文学史框架内对文学现实进行微观的扫描。但现有的当代文学史多是在社会史的框架上议论文学，微观扫描力度不够，且过于依赖那些曾经“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以“经典”为点，以点带面。因此，这样的当代文学史难免有疏放、狭隘之嫌。事实证明，许多文学史所一再倚重的“经典”，有的只是王朔所讥讽的“装孙子”式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作品，“尔曹身与名俱灭”的速度太快。其实从统计学角度看，当代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但要发现这种成就，我们需要一颗平常心，需要一种眼光，用鲁迅发现中国脊梁的方法深入中国当代文学地底下，自然会发现当代不但有文学，而且有非常优秀的“于人生有益的严肃的工作”的文学。在盛世中，在多媒体时代看文学，尤其需要这样的平常心，这样的微视角。

一、《村干部》：历史长波段中的农村原生态

郭俊明先生就是太平盛世中一个小地方的大作家，他擅长在历史的节点或者说缝隙处发现冲突、书写冲突。冲突的双方，大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观念与商业头脑、老兵营长的坚守与社会的发展、九届老代表的政治原则和选举新办法，小到对恒常人情的敏锐把握，如《蓝星舞厅》的“无聊”和“欲望”。作为长治市作协主席的郭俊明与众不同的是，他作品不多也不少，名气不大也不小，如果从1988年他在《黄河》发表《光与葬》算起，作家生涯至今整三十年了，前二十年笔耕不辍，佳作时有，最近十年作品相对少，但薄薄的一本散文集《逃避智慧》，却称得上是作者进入文坛三十年来品味人生与艺术三昧的双绝之作。

2008年德国汉学家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低度评价中国当代小说，连着之前的“垃圾”论，“五粮液”“二锅头”的戏说，形成了有点轰动效应的当代文学的“顾彬现象”。并不是说他的观点多么扎实深刻，事实上这是一种颇为成功的学术噱头，他曾开玩笑说这样更容易引起关注。但他确实喊出了一个片面的真理，如同小孩子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但是就在这一年，郭俊明先生出版了他的两部长篇力作《村干部》和《选举》，如果这不能说明问题，之后一年莫言出版了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蛙》，因此，说2008年中国当代小说整体水平低下，从反思文学史编写模式上来说或许是一个创见，从微观事实上来说则是一个笑话。

相对于二十年前发表在《黄河》《北岳》《小说》上的中短篇来说，郭俊明先生的《村干部》《选举》，可谓他在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飞跃，一个新的开始。

《村干部》是一部描写农村人与事变迁的原生态的作品。关于生态这个词，作者在《铁锅就铁锅吧，生什么态呢》（见《逃避智慧》）中有绝妙的理解，但这里所谓农村原生态和那个不一样，其实就是对农村原汁原味的本色叙述，没有远距离观察所带来的模糊感，也没有混同其中而产生的认同感。在《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中，范家进说赵树理对农村的了解胜过鲁迅，鲁迅只能“遥望”农村，他的农村小说只能写农村的外在，比如《故乡》《风波》中的农村院子描写，屋里陈设就很模糊；而赵树理则可以自由出入其中，因为赵树理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同样是描写农村，郭俊明和赵树理的贴切与鲁迅的疏离都不一样，他的作品有一种“减之一分则太远，增之一分则太近”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恰好在鲁迅的“遥望”与赵树理的同一之间，是一种有张力的叙述，既能生成一种奇特的感受农村而不是认识农村的艺术效果，就像什克洛夫斯基所理想的文学境界一样；也能防止入兰芷之室久而不觉其香的自动化效果，从而失去作者所具有的批评意识。“窥一叶而知秋”，《村干部》以尚朝贵从“要饭支书”到“万元户”支书的个人变迁为主线，以一个人物的变化折射而再现了晋东南地区一个农村、一个时代的变化。这种叙述方式是十分巧妙的，也是有效的——无论从作者创作角度而言，还是从可读性方面来说。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人物关系单纯，小说结构单一，情节平缓，叙述略显冷漠。从艺术上来看有一种童话故事般的简单，但这种简单是作者努力经营的结果，是农村生活祛除“高尚”“淳朴”“狡黠”“勇敢”“美丽”等人为概念及其所附加的政治与道德意识形态之后的原生态呈现，这样，《村干部》将自己和之前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做了明确的切割：它不再是某一段历史的政治注脚，也不再是某种价值观念的具体例证，而是作者所体验过的生活，所生存过的空间，所接触的人们，所梦想过的梦想。读罢掩卷，就是一两个人物，三四件事情，没有所谓的起点、发展、高潮，也没有所谓的现实或者浪漫，有的就是“不折腾”“活下去”。如果问《村干部》写了什么，回答是：除了余华《活着》存在主义意味的“活着”以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活出个人样”。

“饥饿”是当代作家对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共同记忆，路遥、余华、莫言在他们的作品中，对粮食和吃都有细致的刻画。但和《平凡的世界》 《活着》 《蛙》等作品的戏剧性相比，原生态写作的《村干部》 太缺乏故事性和传奇色彩了，作品中只是粗线条勾勒出中国北方普通农民的务实——历史长波段中的务实。正如要饭时代的尚朝贵说的：“这会儿管什么支书不支书，就是母猪屙下来的能吃，我也跪。”这种务实的态度是尚朝贵，甚至是郭俊明所有小说中主人公的态度，比如阻碍改革开放的老兵营长（《深林》），被省委书记批评为“卖光”派的市长牛子甫（《选举》），他（们）是杰出人物，又有“缺点”，因为这缺点常常不容于众，所以他们在历史的转折点出现时就容易成为最有希望的那类人，成为郭俊明笔下的“英雄”。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农村中的农民，其实是一年种一年收的实践者，两年种一年收，或者十年种一年收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有些不靠谱，那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生大道理，在这里最难被消化，最容易受到抵制，或者可以说这就是小农意识的局限性所在。但是，在政治挂帅的时代，农村到底是如何丢掉务实传统与小农意识，集体向左转，一夜之间就成为实践新理念的所谓新人的呢？赵树理、周立波、柳青这代作家有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回答，而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则有“二为”式的回答，这两种回答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准答案，但是这两种回答作为文学都难免“主题先行”的影响，以一种浪漫的积极修正，改写消极的客观。《村干部》可以说是两种回答之外的第三种方案，那就是对农村中的人与事进行有距离的原生态素描—— 一方面，作者用语言文字尽量贴近生活事实而非提取意义，尽管这在后结构主义批评家那里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作者明白语言文字的不足，但没有达到后现代式的能指失望，而自觉保持对语言文字神话的警惕，从而不断开拓、发展自己的叙事艺术。艺术技巧是作品到实物的距离。《村干部》的文字夸张，意思真真假假，以戏谑的文字抵达主题的同时，又不断消解这个主题。尚朝贵买车记如梁生宝买稻种，如陈焕生上城记，这是对历史和经典的戏仿。而整部作品，就是非常态的文字对生活的非常态的戏仿。戏谑的文字，戏仿的话语结构，不断地在小说的言与意之间造成并保持一段距离，这使得小说的主题真真假假，反反复复，给人以荒谬感。曾经的“投机倒把”分子陈运来，成了乡里的先进。如果生活是荒诞的，文学何必要自欺欺人地为它抽取意义呢？如果生活是多义的，文学何必跟在“主旋律”后面将之单一化呢？上文说过，《村干部》的人物、结构、情节共同形成一个“简单”的艺术特征，而这个简单其实是作者努力经营的效果，而不是简单地说好或说坏——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简单。

这种急剧变化的历史长波段书写，和书写一个时段的历史是不一样的，试和作者二十年前的《光与葬》，尤其是和《蓝星舞厅》相比，就能明白这点。

二十年前的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在这时成为童话故事般的简单，是以不介入的叙事手段来保证所述的真实不虚，是一种无招胜有招的返璞归真，更是一种文学信念。形式的简单与几乎无事的故事，正好更有力地凸显出作者对文学这一“经国之伟业”的认识：戏剧化的生活只能产生故事，日常生活则能产生小说。而故事和小说的差异，前者是感官话语，后者是主体话语。《村干部》中最戏剧化的因素恐怕就是尚朝贵的个人化语言了，读起来很给力，然而，这不是小说的重点。有人将《村干部》归入“官场小说”，这样一来《村干部》似乎成了尚朝贵个人的升官图了。在《乡村与官场》（见《逃避智慧》）中，作者现身说法，拒绝把《村干部》归入时髦的“官场小说”中去，那样不但不符合常识，而且将会大大偏离小说的主题。《村干部》的主题不是曲折的故事，不是传奇的个人成功史，也不是尔虞我诈的官场秘籍，而是冲突，是时代主题与历史惯性之间的冲突。追求真理的中国人在最近的一百年间所受到的真理的考验是频繁的，在坚持真理和追求真理之间不断体现出一种历史的悖论，而郭俊明最擅长的就是以较为超然的眼光来看那些因为坚持真理而显出落后的权威与因为追求真理而被批判的先进之间的悖论关系。对这类冲突的把握体现在《村干部》中，也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与21世纪初的《选举》中。如果说《村干部》更倾向于时代冲突的客观层面，那么《选举》这部长篇，就更深入人心，将主体变化的内在层面书写得风起云涌，波澜壮阔。

二、《选举》：一个政治理念的形而上文本

《选举》的笔触伸向神秘的省委机关和神圣的选举会场，这似乎更有官场小说的基因。从二十年前的《光与葬》《深林》来看，郭俊明向来就有一支描写官场上层的如椽巨笔。但《选举》依然不是官场小说，毋宁说，《选举》是时代主题与历史惯性的冲突的形而上书写。和《村干部》相比，《选举》更像一部长篇，至少在人物关系、小说结构、情节发展和叙述语言上，这部小说更复杂些。小说的主题是选举，但是只写了预选、第一次直选和第二次直选一小时前的内容，最终内容或者说最终选举结果并没有交代。也就是说，最引人——包括小说中的人物和小说外的读者——瞩目的两个候选人曾传薪与牛子甫的结局是个未知数。开放的结尾，总是能够增加小说的审美想象空间，只不过这里还有一项功能，那就是作者所书写的现实问题从小说中延伸出来，参与到正在进行的历史中。

选举，这个古而有之的名词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就成为非常敏感的一个词，也是检验我们进步的真假、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在赵树理时代，豆选成为解放区取代敌占区、国统区进而统一全国的一个政治症候，因此简单的仪式中具有一种革命的神圣性。中华人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风云无论如何变幻，总是在向着人民当家做主的方向不断进步。选举，这个充分现代化了的政治能指，一改宗法社会中的权力与道德的运作机制，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制度中大众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实践动词与制度名词。小说还是从作者擅长的冲突——旧习惯和新办法之间展开。省委书记周代为了确保省委意图的实现，带着组织确定的副省长候选人之一钱淇和各团代表见面，同时“敲打”非组织推荐而符合“新选举方法”的民选候选人，否则“还开人大会议干什么，要代表团团长干什么”。当“与组织保持一致”和严查“贿选”两项规定公布之后，民选代表纷纷退出，最后偏偏还有两个坚持不退，一个是省发改委主任曾传薪，一个是t市市长牛子甫。在这种情况下，往日因毫无悬念而被作为“走形式”的选举变得实实在在且充满变数，以至于要预选，要第一次直选，要第二次直选，中间则是各种势力的较量，各种观念的博弈，各种可能的进退。这些不稳定的过程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也结构出小说的框架。从博弈的过程到悬念的结果本身也说明，选举，这个在过去“无话便短”的政治活动，现在竟然能支撑起一部长篇小说，至少是支撑起了《选举》，多少可以说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可以说明作者所关注所期待的社会的进步程度，这是当代中国的幸事，也是当代文学的幸事。

其实小说的结局不难猜测，因为连政治活化石伍月兰，这位连任九届的人大代表都产生了这样的思想觉悟：

我当了四十多年的人大代表，一直抱着一个想法，听组织的，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举手机器……可这次偏偏有点新情况……过去那些候选人一当，就和咱虎起脸，好像我就该选你。你选上了要干什么，你是个什么人，一句话也不和咱说……连个情都不领。这次不管怎么说，牛市长也好，曾主任也好，跟咱把话都说了，当咱个人……不把咱当瞎子，聋子，摆设，你说我手里这张票不给他们给谁？可是，咱又是党员，还得听组织安排，真叫我为难……谢书记，你可别怪我想得多，到时候，我划谁，可由我做一回主……再开会，不要跟我说应该划谁不应该划谁的话了。

这段话在擅长理论创新的曾传薪和“败家子”牛子甫来说很正常，甚至在省委书记周代那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当了四十多人大年代表的伍月兰口里说出来，确实不亚于一场革命。正因为如此，说本书具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也不为过。

出版于2008年的这两部长篇，写作重点不同，一个写外在行动，一个写心理，这是二者的主要差异；共同点是时间、地点的缺位。一般来说，在文学作品中具体的时间、空间、人物信息的空白程度，与作品的形而上意义的程度成正比。这两部长篇都没有标明时间地点，或者说它们的地点一个是农村，一个是会场。时间则需要在阅读中细细体会：《村干部》中的时间只有在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名词中折射出来，比如饥饿、要饭、公社书记、乡党委书记、贷款、坏分子、万元户，等等。另外，个别章节的叙述也能侧面反映出一些故事时间，如第八章《贷款并且买车记》中“早听说你这要饭书记……听说你那几年里还和一个坏分子勾结着倒腾过粮食”；第十一章《头一回对那只银酒盅生心思》中“就算‘文革’不搞了，砸烂你的狗头也不是一个难事儿”，这些名词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农村历史的沧桑，这部小说因此有一种史诗的品格。《选举》的时间则离现在很近，因此缺少那种有沧桑感的语言标志，所有的词离我们很近，以至于读小说如同读文件、档案、报纸、日记、传单等，有一种文体混淆的现在进行时的错觉。但一位九届人大代表伍月兰的出现，尤其是她的革命性认识的升华，则大大延伸了小说的叙事时间，因此小说中的选举不但具有明显的社会现实关怀，亦有了深厚的历史品格。可见，具体时空的缺位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这样可以让小说产生更强的艺术概括效果，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枝节对主题的干扰。正如鲁迅为了排除人们阅读时对号入座的无聊心理，而将其小说中的“坏人”设计为老大或者老四，郭俊明也为他的《选举》的社会关怀与历史品格设立了一些提醒，从而避免了那种索引式与求奇式的阅读尝试，比如《选举》中的候选人姓氏：赵、钱、孙、李。

三、在历史缝隙处的灰色书写

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短篇看过来，不难发现郭俊明的小说擅长在历史的缝隙处书写，这种笔法使得他的文学形式与内容也产生了一道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裂缝：内容上倾向于“左”，是关注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而艺术上倾向于右，无论是主人公还是题材都有些非主流，而且在文字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介于油滑与认真、玩笑与严肃、歌颂与批判之间的灰色感觉。这或许是作者的无意为之，也或许是作者基于生活观的艺术观的理论自觉，总之，那种黑白分明的语言在他的作品中特别稀罕，如果有也是次要人物的，而绝不是主人公或者叙述者的声音。《光与葬》中赵雨涛是个实干能干的正面人物，但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他的心机，他的贪婪，作者一点也没有避讳；《深林》中目光如炬的老将军多年后对老营长的陌生感令人唏嘘，老营长在社会发展潮流面前固守过去，不惜毒狗、自杀更是令人难以褒贬的悲剧行为；《村干部》中的尚朝贵似乎是一个务实的人，但他最受不了别人说“这个世道”“这个年头”，“我就不爱听这种话，什么叫这年头，这年头这种话我一听就觉得到了日本人在的那会儿”。而《选举》中的“败家子”牛子甫出卖国有资产却是为了给国家给社会减负，是“盘活”国有资产……灰色，可能是生活本色，从生活出发不从概念出发的作者，在他的作品中带上在左右两派看来是不够分明的灰色，或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蓝星舞厅》。这篇发表于1988年的短篇小说，关注的不是农村发展，不是政治选举，也不是社会改革，而是普通的男女关系，平凡的生活琐事，还有一个“新事物”，那就是商品社会中人生物化后必然产生的无聊与欲望——这些似乎比革命、改革等重大题材更常见。主人公“你”和“你”的妻子李初月，开始时男女尊卑不同，但是大家各安天命，奋斗，梦想，事业，学业，家庭，一切都有序进行。这个时候，苦难只是物质意义上的。后来李初月从买茶水到开商店逐渐有钱了，光买家具就花了七千块，丈夫“你”却只是一位月工资“四百八十大毛”的语文教师。《诗经·氓》的千古危机在这时以能力对道德、经济对地位的置换而出现了戏剧化的逆转，“你”，怎么办？这是一个现代化难题，对传统上男尊女卑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尖锐，尽管小说依然是在历史的缝隙——经济主题取代政治挂帅的关节点的书写，但间接描写的方法，男女关系的视角，乾坤倒转的预设，兼之第二人称的采用，使得小说远离了是非黑白的价值判断，贴近了日常生活的混沌态。这个时候，小说主人公“你”，坚持教职，或是倒卖木材，媳妇李初月坚持所谓妇道，或是所谓红杏出墙，哪个对哪个不对，谁来判断，一切都失去了原来的确定性，一切都有待新的确定性。从民族国家的宏大视角来看，这或许是历史的节点处最不值得关注的话题，然而从“你”的视角来看，这或许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否则“窝囊”……如果说这些主题在别的作品那里也有的话，那么这部作品得风气之先之处，是对颇有后现代意味的无聊与欲望主题的把握：

小伙子离她越来越近，胸脯几乎挨到李初月隆起的乳房，这时候李初月才感觉到他的激情与渴望。但是她用冰冷的眼神告诉他离得远一些。

……

来！为你的一片真情，干杯！

被轻歌曼舞挤满了的舞厅，让这轻轻的“叮当”一声响裂开一道小小的缝隙，但是什么也通不过。

关注历史而坚持人文立场，呼吁理想、批评丑恶而不忘说人话，这是郭俊明文学小时代中创作的一贯风格，即使在长篇传记文学《最后的命运》中，在面对历史大时代的风云人物的时候，这一点也很明显。1948年，是钱理群所谓“天地玄黄”的一年，这是历史的最后一幕与历史第一幕的交接点，是喜剧与悲剧的转折处。在这个历史的缝隙中，郭俊明书写了“俊如兄”卫立煌困守东北的灰色历史——确实是灰色历史，出不出沈阳，保不保长春，救不救锦州，甚至听不听蒋委员长的话，一切都在两可间。谁能想象，曾经叱咤滇缅战场的“五虎将军”，他的最后命运竟然是一段举棋不定的灰色人生，然而这是真实的，在这里，风云人物也尽显平凡人性。由此笔者不禁好奇，假如请作者书写非节点历史中的风流人物，或者没有历史意义的某一年的平常人，他会不会爱憎分明地书写呢？当然，可能的情况是，擅长在平凡中发现问题的作家，在常人看来非节点的时刻发现其节点意义，从而继续得心应手地涂抹其灰色艺术。因为，毕竟，历史是不断变化的，止于至善的历史，或者至恶的历史，不可能是深谙生活三昧的作家的历史观。

除了上述总体意义上的艺术特征外，郭俊明小说艺术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小特征。首先是豪放。作者应该是一位豪放派，他的作品中，叙述者声音的粗犷，主要人物性格的粗野，作品结构的疏放，都能说明这一点。但是豪放之余却有体贴入微的心理体验，人物语言虽然总是没有“正经”，但是这些“屁话”中，意思是清晰的，意图是顽强的，最主要的是，往往也是合理的。这是一种契合作家个性、观念、经历和才能的美学趣味，至少是一种文学品格，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作者三十年如一日的写作方式，虽然深度广度都在不断地变化中。

其次，主要人物的嘴都“臭”。《光与葬》中的电机厂厂长赵雨涛，工程师阎潮，能让“一副好嘴”的左副市长都无言以对。《村干部》中的尚朝贵，《选举》中的曾传薪，甚至是《最后的命运》中的历史人物卫立煌，这些人在自己的作品语境中，都是开口就能伤人的主，只不过有的文气儿些，有的则粗话连篇，但无论粗细，他们在坚持自己观点方面则毫不含糊，且往往能够顺势而为，是突破旧道道的急先锋。

细节，重复出现的细节，背后是作者想要强调的重要信息。比如赵雨涛爱和别人比较烟的好坏，这个无伤大雅的细节最能说明他的务实。务实，是郭俊明笔下主人翁们的共性。一个务实，多样表现，粗野如尚朝贵的带头乞讨，派出所偷车；狡猾如牛子甫厕所堵截省委书记；土气如常广泰选举画圆圈的阿Q心理；霸道如赵雨涛生吞云山电机厂，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没有什么意义，完全是下意识反应的心理细节，比如牛子甫在见了省委书记周代之后心神不定，深夜开车在没有人的路上时，“他没有道理地打了一声喇叭，想把刚才的那一切都驱逐出他的脑子”。这个细节有动作更有心理，是写出来而非想出来的神来之笔，妙不可言。而这样的神来之笔在郭俊明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四、《逃避智慧》：开在小说边上的艺术之花

茅盾说谈鲁迅的小说不能不看他的散文，同样的，谈郭俊明先生的小说，不能不说他的《逃避智慧》。

这是郭俊明从2008年经过十年的文学沉默之后，出版的一部散文集。集子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畅谈古今中外，不妨称之为“说别人”；第二部分回忆个人往事，可谓“说自己”；第三部分则是作者的“谈艺录”，所谈多为朋友的作品专集，有诗有文，有小说有史志。谈论者是作家又是熟人，轻车熟路，知人论世，因此对艺术的真知灼见时现其中。

翻开郭俊明先生惠赐的《逃避智慧》，正好翻到本书中间位置的《我与蚊子》，第一句话“我与蚊子有不共戴天之仇”一下子吸引了我。此后是断断续续地读，读完蚊子读苍蝇，《与苍蝇搏斗》，由此明白蚊子苍蝇为何要一起打的道理；读完苍蝇读魔鬼，《欲望的魔鬼就这样露出狰狞》，醒悟投机心理就是魔鬼的温床；然后是蚂蚁，《这群无序蚂蚁的背后》，致“80后”们，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八卦心理，也可能是研究意识，我对第二部分最感兴趣。孟子说知人论世，鲁迅说研究作品先要研究作家的全人全文，都可以拿来支持我的这个兴趣。其实看过之后，我想说，真的是先有作家后有作品，是作家创作了作品而不是作品创作了作家，歌德的话还是需要辩证地看的。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作品与作家的关系，有点像台前幕后的关系，我在前文针对小说所发的浅薄评论，其实在读作品的时候只是大概的感觉，将那点感觉明白无误地写出来，是在读了《逃避智慧》之后，尤其是在读了其中的第二部分之后。

《三千里漫步》是最震撼我的一篇文章。一则文章所写的往事足以震撼我——骑自行车从长治到北京跑一趟；一则文章的境界——“一切如旧，天不曾塌，地不曾陷……进进出出的人们依旧是那样”。壮举震撼人，对壮举的平淡反映尤其震撼人。这是足以令人深思的事情，我想到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古句，想到了赵树理《平凡的残忍》，想到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想到了《蓝星舞厅》中的无聊，想到了诗人海涅的跳蚤悖论，想到鲁迅的喟叹“呜呼，人与人是不相通的”。可惜作者很快就结尾了，把风雨路上“左腿右腿的洗礼”，打脸的雪粒，雨衣上的冰屑，无边的上坡路，酣畅淋漓的下坡快感，当翻看到下一篇《山情》时，我才遗憾地发现《三千里漫步》已草草地结束了。仅从这一点简直可以说，作者是一位对自己的历史很随便的人，也是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这一点感觉，《病》可以作证。

《逃避智慧》从《圣经》智慧果引出话题，如同屈原的《天问》，提出的是无法作答的大问题。但无法作答显然是智慧者的事，视智慧如敝屣的芸芸众生毫不思考就签字画押，选择、交易，解决了这个小问题，就像与魔鬼订约的浮士德博士一样。不一样的是，浮士德还有悔改的时候，如同《圣经》中迷途知返的浪子，而将“巴结上司，讨好邻居，通融左右，算计钱财，战战兢兢地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作为智慧的芸芸“聪明人”们，在求得实际上是感官刺激的所谓幸福的同时，也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没完没了的纷争，苦海无边，回头没岸”。有研究表明，中文《圣经》中的所谓“智慧果”在词源上经过多次翻译，而作为源头的古希伯来语其实另有他意。今天的《圣经和合本》就不用“智慧果”这个概念，用的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圣经》NIV 本则是 the fruit of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至于说吃了这个果子可以拥有智慧，这不是《圣经》中上帝的话，而是蛇的话；上帝警戒吃善恶果是在生命果的语境中说的，也就是说在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吃生命果，不要选择吃善恶果。在《圣经》中，无论《旧约》还是《新约》，生命才是真正的财富，没有生命一切都是假的，对罪的惩罚也是剥夺一次生命或者剥夺再次生命即复活的机会；相反，奖励则是不朽的生命，“真的生命”。在《逃避智慧》中，《圣经》显然只是一个引子，关于“智慧果”也没有在学理的层次上纠结，作者只是从一般人们接受的事实上来谈智慧，谈诱惑，谈引诱者蛇，谈欲望众生，谈大智慧与小聪明。大智慧的境界难以企及，世俗算计又不屑为之的“诗人犯傻，教授受穷，哲学遭冷落”现象，算是一种拒绝和魔鬼订约的“逃避智慧”的行为吧，这明显有古人难得糊涂的神韵，虽然也还是“上帝对人的真正惩罚”，总算在“代代不绝的蛇的世界”上，保住了作为人的资格——是人，就有机会，获得真正大智慧的机会。否则，无论多么成功、幸福，都将与大智慧无缘；幸福、成功过后，是“无穷无尽的烦恼，没完没了的纷争，苦海无边，回头没岸”。

作为谈艺录的第三部分，和第一部分的《时代的容忍度》《说评点》两文都是作者文艺观的直接体现，其中有作者写作的原则、批评的标准、结构的沉思、炼字的经验。限于篇幅，兹取两段深契文心亦合吾意者作结：

温暖是属于文学的，苍茫是属于历史的（《回望温暖于苍茫——读刘重阳、李春萍长篇报告文学〈回望海棠〉》）

他每一个字都被浓浓的情所浸泡过（《为文最重是真情——读泉声散文集〈远去的村庄〉》）